中国古代都城

时间:2023-11-08 11:30:08编辑:奇闻君

中国古代六大古都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公元前202年2月,汉王刘邦击败西楚霸王项羽后,建立汉朝,定都洛阳。

刘邦对洛阳很满意,当年跟着他起事的将士们也很高兴。这些人都是山东(崤山以东)人,洛阳离老家近,无论从其势力范围,还是从衣锦还乡的角度衡量,此地作为都城,都是最佳选择。

然而3个月后,一个叫娄敬(他也是山东人)的小人物来到洛阳城,面奏刘邦,劝说他迁都关中。

这惹得那些既得利益者大不高兴,他们纷纷劝阻刘邦,理由是:洛阳是天下的中心,大吉大利;而关中是亡秦之都,很不吉利。

大约1500年后,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犹豫了很久,最终定都南京。这跟他手下的谋臣良将多为南方人有关。

其实,他心中理想的都城不是南京,而是长安或洛阳。他曾派皇太子朱标巡视西北及洛阳,研究迁都的可能性。

但从历史大趋势看,即便没有朱标的暴毙,迁都长安或洛阳亦无可能实现。

燕王朱棣后来从侄子朱允炆手中夺得皇位,几经曲折,把都城迁到了他的根据地——北京。这才算为大明王朝确定了延续200多年基业的政治中心。

1、长安:中华帝国前半段的绝对核心

娄敬是用一大通美化长安的说辞说服刘邦的。张良在其中“添油加醋”。

刘邦起初定都洛阳,内心深处有依循东周都城旧例的意思。

娄敬于是重点拿东周的衰落说事儿。春秋五霸、战国七雄的历史离刘邦的时代不算久远,周天子虽处天下之中,天下诸侯却没有一个甩他。为什么?

娄敬说:“非其(周天子)德薄也,而形势弱也。”

他紧接着话锋一转说,相比洛阳,长安的形势不是小好,是一片大好。具体说来:

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

张良也说,关中不仅土地肥沃,农业发达,最关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阻三面而守卫京师,独以—面朝东,对各诸侯国起着相当大的震慑作用。

刘邦决定听从他们的“忽悠”,迁都长安。他头脑一发热,也没去细想:关中“形势”这么好,秦朝怎么会二世而亡呢?

在以后历朝历代的定都之争中,我们可以经常听到某地形势险要,适于定都之类的话。这些地方包括长安、洛阳(对,主张定都洛阳的人也说洛阳险要)、南京、北京等等。

历史读多了,就知道,这不过是谋臣们怂恿帝王的话术罢了。

形势再险要,地势再虎踞龙蟠,守城还得靠人,难道靠石头?一个王朝到了末路,曾经固若金汤的都城不也说破就破,有的一破还好几次呢。

不管后话如何,当时还好刘邦听了娄敬、张良的话,这才有了中华帝国前半段唯一的超级都城——长安的诞生。

秦始皇统一六合,定都关中,不过是本地人顺势而为。刘邦选择关中,是外来政权对关中的认可,对长安的意义不言而喻。此后,隋唐两代,仍旧定都长安,是两代的发家都有赖于关陇集团的撑腰,自然离不开他们的龙兴之地。

唐朝没必要像西汉初年一样离开政治根据地,另择新都,根本上还是由他们的敌人决定的。

汉、唐两个大一统帝国,边患均来自西北,前有匈奴,后有突厥。长安作为都城,戍边功能比起中原地区的城市强大得多。

而且,帝都直抵前线,极大的危机感倒逼定都于此的朝代均崇尚武力,力图开疆拓土,前有汉武帝,后有唐太宗。

在汉唐成就霸业的极盛时期,随着帝国版图的西扩,原本偏居西北的长安亦渐居中央,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中心。

2、双中心:帝国都城的东移与反复

从西周到唐末,中国的主要都城,除了长安,就是洛阳。

与西汉的开创者刘邦一样,东汉光武帝刘秀也面临着定都何处的二选一难题:

长安,还是洛阳?

刘秀集团的主力来自南阳、河北豪族,比起长安,定都洛阳离这两大政治根据地更近。

一般而言,统治集团都力图将首都定在与自己起家的政治根据地不远的地方。周、秦、隋、唐如此,辽、金、元、清亦如此。在明朝,明太祖选择南京,明成祖选择北京;中华民国时期,袁世凯选择北京,蒋介石选择南京,同样如此。

相比之下,汉高祖刘邦的不同寻常即在这里。他为了成就更大的霸业,宁愿舍近逐远,离开洛阳去了长安。

唐代以前,中华帝国的外部敌人主要来自西北边境。所以,一个进取的王朝,更偏向于定都靠近前线的长安,而一个守成的王朝,则会选择相对远离前线的洛阳。

刘秀不似刘邦,决定了东汉不如西汉。

东汉国力远不如西汉,打匈奴,打羌,都很困难,只能建都洛阳,寻求自保。以后定都于此的西晋、曹魏都是如此。

不过,洛阳确实有它独特的优势——粮食。

洛阳在地理位置上地处天下之中,四通八达,在粮食供应上有基本的保障。各地区朝贡的调集,商贸上的往来,都非常便利。

因此之故,定都长安的隋唐两代,从未放弃营建洛阳,呈现政治双中心的格局。

唐代多任天子都曾从关中逃荒,像乞丐一样就食洛阳。

根据全汉升的统计,唐玄宗执政头二十五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洛阳,而每次去洛阳都是因为粮食问题。

这实际上反映了经济重心东移之后,洛阳的漕运优势远胜于长安。

但还有一个问题:偌大中国,从西周到唐代两千年,定都为什么非长安即洛阳,难道没有第三处选择吗?

历史学家周振鹤对此有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他说:

因为古代从整个统一王朝的疆域而言,主要部分是在黄河与长江流域。而且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历史一直到唐代,文化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这正是中国早期首都必选在黄河流域的基本原因。在黄河流域最适宜建都的地方,除西安、洛阳之外,我们的确至今不能想出有第三处。

由于两地建都的时间都很长,还形成了强大的历史惯性,帝王们选择都城时,都会不自觉地先考虑历史传统。

3、开封:都城东西/南北变迁的过渡

中国三千年来的都城变迁,用两条线就能划出个大概:

第一条,从周朝至北宋,都城大体平行分布在渭河及黄河中游的东西走向,沿着西安、洛阳、开封一线,呈东西向波动迁移。

第二条,从北宋至今,都城主要建立在开封、杭州、南京和北京四地,大体沿京杭大运河,呈南北向分布。

不难看出,这两条都城分布线以开封为交点。开封作为北宋都城,是中国都城变迁由东西横轴转向南北纵轴的过渡。

安史之乱彻底改变中国。此前北方经济优于南方,此后南方经济实现逆袭。

对于仍然定都长安的晚唐而言,运河控制权决定了王朝的存亡。一些跋扈的藩镇动辄切断汴渠漕运,对中央进行经济封锁。最危急的时候,扬州的三万石大米终于运到长安,皇帝对太子说:“米已至陕,吾父子得活矣!”

长期战乱、气候剧变以及运河经济崛起,种种因素决定帝国前半段两大都城,双双衰落,且再无回光返照之日。

在争夺运河的过程中,汴州(即开封)脱颖而出。它控制着汴河到黄河的入口,是运河的一个关键点。控制它,就可以截留漕运的财富。

公元907年,军阀朱温以汴州为基地,灭了唐朝,建立后梁,拉开五代十国的序幕。

五代时期,北方政权除后唐定都洛阳,其他四个王朝均定都开封。

赵匡胤取代后周,建立北宋,仍以开封为都。但与历代开国君主一样,他也有传统都城情结,曾有迁都长安之意,因遭赵光义等人反对而作罢。

但很多人认为,定都开封是北宋最大的失策,更有甚者将其与北宋的灭亡联系起来。

事实果真如此吗?

经济方面,与长安、洛阳在唐后期走下坡路相反,开封城在隋唐五代时期却处于上升期。

开封因大运河而繁荣,地处中原腹地,黄金水道交错,每年漕粮定额600万石,足以保障百万人口的生存以及王朝的运转。而同为百万人口的唐长安城,由于路途遥远艰险,一般每年漕运量仅100万石左右,还曾因缺粮引发禁军骚乱事件。

军事方面,随着西方突厥族的灭亡及北方契丹族的崛起,国家的防御重点,从西北转向正北或东北。

这时,如果定都长安或洛阳,京师本身虽然有山河之固,但由于国都偏西,并不利于整个国家抵御外族。

北宋定都开封,客观上无山川可凭恃,所以用主观努力进行弥补:

一是在京城四周构筑防御设施,把开封建成一座军事堡垒;

二是宋太宗两次发动收复幽燕的军事行动,企图夺回长城防线,可惜均以失败告终。

但不管如何,开封确实只能是北宋最好的帝都选择了。

4、在南方:经济中心≠最佳都城

唐代以后,中国政治地理格局,彻底由东西对立转向南北对峙。

在唐之前,以东西对立为主,关中地区凭借地理优势,轮番上演武王灭殷、秦始皇翦灭山东六国、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北周吞并北齐等历史进程。

唐以后,以南北对峙为主,如五代与十国、契丹与北宋、金与南宋、蒙古族与南宋、明与蒙古及满族、清与南明等。

南宋是北宋灭亡后,宋室南迁在江南建立的政权。都城临安(杭州)成为中国古代相对统一政权下最南端的都城,同时也是经济中心与政治中心合一的典型。

但南宋是偏安政权,都城实现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合一并不奇怪。如果是大一统王朝,这种现象则可能是一种禁忌。

在中国历史上,就统一政权而言,国都建在全国经济最富庶地区的例子并不多见,数得上号的,可能只有东汉、西晋定都洛阳,明初定都南京等。

汉唐时期的长安,其实并非帝国的经济中心。关中虽然富庶,但汉朝的经济中心在河北、河南一带,隋唐以后更往南转移。

东晋名相王导说过,古之帝王不以丰俭移都。

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发展的需要,以并不十分富裕的地区作为都城,是一种常态。这样才能保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避免畸轻畸重,有利于整个国家的协调发展。

这么说来,即便再给南宋十个岳飞,也不可能收复中原。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分析,从南宋定都富庶之地的那一刻起,就埋下了日后蒙难的种子。

5、北京:中华帝国后半段的绝对核心

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这是一条不成文的定都法则。但是,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必须重叠,这是另一条不成文的定都法则。

历代君王都谨守不违。稍有差池,就是血淋林的教训。

政治中心与军事重心一旦分离,身处军事重心的统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处在政治中心的帝王们就权柄堪忧。

这种事,历史上发生过好几次,比如唐安史之乱、明靖难之役等。

历史学家谭其骧曾精辟地提出,国都选址要兼顾内制与外拓,服从全局,审时度势,缜密考虑每一地区国防地理位置的得与失、优与劣。

自1153年金海陵王定都中都(今北京)之后,北京就成为中国北方乃至全国的首都,历经元、明、清,迄今860多年,没有第二座城市可与之比肩。

放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只有唐朝之前的长安能与之媲美。

为什么?用谭其骧的理论进行分析,不难看出北京作为帝都的优势:

一是在南北对立格局中,北方处于绝对优势,都城必须在北方;

二是唐宋以后,东北地区及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兴起,致使地处东北、蒙古高原和中原三大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城成长为全国首都。

还有一个经济原因,北京处于京杭大运河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财富与漕粮。

保守估算,从明成祖迁都北京起,至蒋介石定都南京止,北京连续做了500年的首都。期间,尽管有迁都之议,但从无迁都之实。

纵观历史,选对一个国都,对于帝国的强弱盛衰,具有无形的影响力。

帝都定后,天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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