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李世民时期，长孙无忌在立储之争时支持晋王李治，在立太子这件事的背后，有何深意呢?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贞观十七年(643)，唐太宗李世民的两个儿子，太子李承乾与魏王李泰的争斗进入白热化。李泰拉帮结派争夺太子，李承乾铤而走险阴谋发动政变未遂，被废为庶人，流放他乡。
形势风云际会，作为嫡次子的李泰，本以为前途光明，但是晋王李治却像一匹黑马一样杀了出来，坐上了太子的宝座。李治小李泰七岁，当时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孩子，而且从小在父亲李世民身边长大，没有结党争位的可能。他能上位是天上掉馅饼的美事，而这个馅饼是舅舅长孙无忌为他专门制作的。
长孙无忌是李治坚实的支持者，他认为李治性格仁弱，将来可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才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所以，与其说李治成功摘的桂冠，不如说长孙无忌赢得了胜利。而李世民始终在进行着艰难的抉择，经过深思熟虑后，手里天平的砝码放到了李治一边。
其实，这不光是表面权利的争夺，背后隐藏着各种势力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重重，甚至拥有最高权力的皇帝都不得不屈服，下面向大家揭示三个方面的深层意义：
一、关陇贵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争斗
长孙无忌祖上是鲜卑皇族，父祖均是前朝大将军、上柱国，是根正苗红的关陇军事贵族。他与李世民私谊深厚，为李世民立下汗马功劳。贞观初年，长孙皇后的极力反对外戚掌权，所以长孙无忌虽然位高，但一直赋闲。长孙皇后去世后，在李世民的一再要求下，长孙无忌以司徒身份参与政事，进入了大唐决策高层。因为他是关陇集团骨干、大唐元勋、凌烟阁功臣之首、又是外戚，身份高贵，在他的号召下，昔日的关陇贵族重振雄风，成为李治的坚决支持者。
而对手魏王李泰的身后有两拨支持者，其中一拨便是以岑文本、刘洎两个宰相为首的庶族地主集团。
李世民当时面临着这样的抉择：
如果支持李泰，那么庶族地主集团将会掌权，势必会与关陇贵族发生冲突。虽然李世民也想打压关陇贵族，但不可否认，当时关陇集团仍有巨大的力量。如果冲突剧烈，便会发生像北周取代西魏、隋取代北周、唐取代隋一样动摇统治的局面，说不定下一届皇帝就会姓了长孙。
而支持李治，则代表自己苦心经营的制约势力灰飞烟灭;代表着妥协。
两害相权取其轻，为了大唐江山的稳固，李世民选择了妥协。
随后，庶族势力遭到机会毁灭性打击：岑文本可能看穿了其中的隐情，升了官而面带忧色，说：“今受吊，不受贺。”最后忧惧而死;刘洎被褚遂良冤枉致死;张亮也被扣上了谋反的帽子。这些都是得到了李世民的默认。所以，立太子事件所映射出的关陇贵族与庶族地主之间的斗争，李世民妥协了，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关陇集团完胜。
二、元老功臣与官宦子弟之间的权利分配
李泰的性格略显张扬，他曾经授意他人向父亲告状，说大臣对他不恭敬，要让三品以上的公卿见到亲王都要下马行礼。这种飞扬跋扈的性格很对官宦公子，纨绔子弟的脾气，而且李世民对李泰的喜爱之情表现的十分明显。于是，官宦子弟纷纷团结在李泰的周围，形成了支持李泰的第二拨势力。其中的代表人物有：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柴绍的儿子柴令武等。
这些官宦子弟看起来声势很大，但不掌握核心权力，都想依靠李泰分一杯羹，所以他们是李泰的坚决拥护者。李泰一旦上位，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些年轻权贵势必要把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元老功臣赶下台去。使长孙无忌不得不排斥这些人，所以，太子之争代表着元老功臣与官宦子弟之间的权利分配。
而李世民对这个问题有过明确的观点：“功臣子弟多无才行，籍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在李世民的支持下，以长孙无忌为代表的功臣元老胜利了。
三、皇权与门阀士族的斗争
门阀士族起源于东汉，经过三国西晋的发展，到东晋时趋于鼎盛。东晋元帝司马睿指着龙椅对王导说：“坐在我的边上!这个位置有你的一半。”形成了“王与马”共天下，皇帝与士族共享权力的局面。从南北朝到隋这一时期，皇权有所加强，但门阀士族依然是社会主流。
大唐的统治依然建立在关陇集团这个大的门阀之上，但皇权与东晋相比，已经得到很大的加强。特别是李世民上台后，一方面加强科举取仕;一方面提拔寒门庶族;另一方面修订《氏族志》，从法规上约束传统士族的势力。这三管齐下，对士族势力有很大的打击，逐步改变皇权与士族共享权力的局面，逐渐形成围绕皇权的统治基础。可以说，门阀士族权力与皇权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趋势。
经过立太子事件后，李世民认为李治仁弱，只是个守成之主，没有寄予过高的期望，为了政权的稳定，打击士族势力这一任务只能暂时中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士族加以重用，希望他们能够辅助李治，永保社稷。所以，李治被立为太子，代表着皇权向士族权利作出了让步。
综上所述，李治被立为太子，是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李世民经过深思熟虑、权衡利弊所作出的决定，虽然略显保守，但没有几期大的矛盾，是一种稳妥的方式。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李治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仁弱，仅用了六年时间，便将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一网打尽，门阀士族从此走向了消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