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绍集团的衰落与覆灭，直接原因在于其集团内部的派系争斗。对这一问题，时人已有清晰认识。曹丕的《典论》与陈寿的《三国志》对此记载甚详。
别驾审配、护军逄纪，素以骄侈不为（袁）谭所善……矫（袁）绍之遗命，奉（袁）尚为嗣……颍川郭图、辛评与（审）配、（逄）纪有隙，惧有后患，相与依（袁）谭。--《典论》
绍爱少子尚，貌美，欲以为后而未显。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魏书 袁绍传》
对袁绍集团的权力斗争分析，多属旧调重弹，难有新意。笔者意图寻求的，乃是袁绍集团分裂的深层原因。
从现存史料来看，袁绍集团分裂的深层原因，在于东汉的任官避籍之制。这一制度从根本上断绝了“土人”为“土官”的可能性，因此作为外乡势力的“流人”上任之后，势必会引入亲信势力，形成新的政治集团，从而引发土人与流人之争。
若土人势强，则作为流人的军阀难成气候（如刘璋、刘表）；若流人势强，又可能引发土人的反抗（如刘焉、孙策）。汉末诸军阀就在这种微妙的环境下平衡各方势力，艰难求存。一言蔽之，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注定了袁绍集团的分化。
注：流人，可释为遭到流放之人；亦可释为背井离乡之人，即流寓之人。为避免与清末的土、客之争相混淆，本文用“流人”一词代指客于外乡之人。
（刘焉）又讬他事杀州中豪强王咸、李权等十馀人，以立威刑。犍为太守任岐及贾龙由此反攻（刘）焉。--《蜀书 刘焉传》
（孙策）转斗千里，尽有江南之地，诛其名豪，威行邻国。--《傅子》
按照出身籍贯，可将袁绍集团成员划分为河南（黄河以南，泛指中原地区）与河北（黄河以北，泛指幽、冀地区）两大阵营；其中河南集团又可划分为颍川与南阳两派，这与韩馥及袁绍的出身及仕宦履历存在密切关系。
注：鉴于汉魏时代，司隶校尉部亦有河南郡。为相区别，本文所言之“河南”仅代表“大河之南”，与司州之河南郡全不相涉，特此说明。
从可见记载看，河南派与河北派之间的争斗相当剧烈，已不局限于言语攻讦的范畴。逄纪诬杀田丰，郭图谗害张郃，属于河南士迫害河北士；审配报复许攸，陷害逄纪，则属于河北士迫害河南士。在袁曹战争的关键时刻，审配（河北士）甚至不顾大体，将政敌辛评（河南士）在邺县的族人尽数诛灭，迁怒之意显见。
至于郭图、淳于琼（河南士）分割沮授（河北士）兵权，孟岱（河南士）分割审配（河北士）兵权之类的事件更是数见不鲜。考虑到袁绍集团的将校、谋主在《魏书》中均无独立列传，其忿争不和之记载却屡见史册，可知两大阵营的攻讦陷害，乃是袁绍集团中一以贯之的主旋律。
本文共 8000 字，阅读需 16分钟
① 河南、河北两大阵营形成的历史原因
袁绍集团的阵营不和问题，在汉末并非孤例，曹操、刘备、孙策三家均面临类似隐患。从根源上说，它源自彼时的任官制度，即东汉的“三互法”。
“三互法”最初禁止本地人在本地任官，后来扩大回避范围，令“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其主要目的在于防范地方的宗族势力与官僚势力相勾结，这一制度在后世有一个更加通俗的名称，即任官避籍。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后汉书 蔡邕传》
“三互法”的存在导致了一个特殊现象，即地方的军政长官一定不是本地人。而像韩馥、袁绍这种“州牧”级别的最高长官甚至不是（冀州）本州人。韩馥是豫州颍川人，袁绍是豫州汝南人。
对冀州豪强而言，韩、袁属于典型的外来势力，语言、风俗、文化与河北均有差异；且双方的利益诉求亦不相同，直属于东汉中央的官僚势必会影响到本地豪强的势力扩张，因此韩、袁遭到地方势力的排斥是不可避免的事情。韩馥便是因此下台。
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后汉书 袁绍传》
在此背景下，韩、袁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势必要引入亲信势力。韩馥选择拉拢颍川同乡（荀谌、荀彧、郭图、辛评、辛毗），河南士中的颍川人盖源于此；袁绍之后继承了韩馥的政治遗产，并延揽昔日同在洛阳的“奔走之友”，以南阳许攸、南阳逄纪为代表，此即河南士中南阳人的由来渊源。
（韩）馥字文节，颍川人。--《英雄记》
（颍川）乡人多怀土犹豫，会冀州牧、同郡韩馥遣骑迎之，莫有随者，（荀）彧独将宗族至冀州。--《魏书 荀彧传》
初，（袁）绍去董卓出奔，与许攸及（逄）纪俱诣冀州。--《英雄记》
如果将视线拉长，便会发现曹、刘、孙三家均存在类似情况。比如曹操虽然延揽了诸多河北与中原的逸才，但集团的核心成员、尤其是掌握兵权者始终是谯沛人士。刘备入蜀，占据统治地位的则是荆楚集团及元从成员。孙策渡江，倚重江北士人，即所谓的“淮泗集团”。蜀汉政权中的“荆楚人贵”及东吴政权中的“南鲁之争”，渊源也在于此。
昔豫州（指豫州牧刘备）入蜀，荆楚人贵；公孙述时，流民康济。--《华阳国志》
丞相陆逊、大将军诸葛恪、太常顾谭、骠骑将军朱据、会稽太守滕胤、大都督施绩、尚书丁密等奉礼而行，宗事太子；骠骑将军步骘、镇南将军吕岱、大司马全琮、左将军吕据、中书令孙弘等附鲁王；中外官僚将军大臣举国中分。--《通语》
在上述案例中，曹操的做法与韩馥相似，即依靠同乡维护其统治。刘备的做法则与袁绍相类，他们由于早年颠沛，远离故土，因此更加青睐于任用籍贯各异的元从集团进行统治。
其中，孙策家族的情况最为特殊。这一家族虽然籍贯扬州吴郡，但发迹于淮泗地区，围绕在身边的也多是江北人士；因此孙策东渡时，不似归乡之举，反而更似外来势力的征服战争。关于这一问题，田余庆在《孙吴建国的道路》一文中有详尽论述，兹不赘述。
（孙策）始得规划渡江。而这支余兵，江东人视为外来异类，力加排斥。--《孙吴建国的道路》
② 南阳士人的身份归属
南阳士人的身份划分是需要注意的问题，这涉及到许攸、逄纪等人的政治立场判定。
按《续汉书 郡国志》，南阳郡隶属荆州。《蜀书》亦称南阳出身的来敏为“荆楚名族”，乍看之下，似乎南阳士人应被归入荆楚地区，但实际不然。
来敏字敬达，义阳新野人（义阳源自南阳，见《晋书 地理志》）……而（来）敏荆楚名族，东宫旧臣，特加优待。--《蜀书 来敏传》
《史记 货殖列传》将东海、吴郡、广陵称作“东楚”；将沛国、陈郡、汝南、南郡称作“西楚”；将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称作“南楚”。先秦时代的三楚故地，在两汉时分布在豫、荆、徐、扬诸州，而需要注意的是，三楚当中并不包括南阳。
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又将南阳与颍川合并描述，称之为“夏人之居”；而《续汉书 五行志》则将南阳与汝南、颍川合归为一类，认为三地“上采虚誉，专做威福”，在风俗文化方面存在相似性。
汝、颍、南阳，上采虚誉，专作威福；甘陵有南北二部，三辅尤甚。--《续汉书 五行志》
汝南、颍川隶属豫州，兖、豫二州在汉魏时代亦称“中州”，即中原腹地，汉末曹操、西晋贲嵩、东晋姚兴，均曾有言“汝颖多奇士”，南阳既与汝、颍并称，可见在文化层面上，南阳应被划入中州地区。
注：上述诸人言语出处，见《魏书 郭嘉传》、《晋书 周顗传》、《晋书 姚兴载记》。
有鉴于此，南阳出身的逄纪、许攸，与汝南出身的袁绍，在洛阳时成为“奔走之友”，最终共赴冀州，渊源即在于此。诸人虽然籍贯相异，但存在相似的文化背景，因此便存在合作的基础。
从可见记载看，袁绍集团中的南阳士与颍川士的利益诉求高度相似，他们在对抗河北士人的斗争中更是同气连枝，这无疑属于出身、文化背景使然。
③ 袁绍对待河南、河北集团的政治态度
虽然诸书未曾明言，但从《绍传》记载来看，袁绍对待集团内斗其实存在明显的立场倾向，即扶持河南士，限制河北士。
理由不难理解。袁绍是豫州汝南人，属于河南士人；其幕府中的河南人，或为韩馥旧部（多为颍川人），或为袁绍在洛阳时代的旧友（多为南阳人），或为其宗族姻戚（多为汝南人），三者均属流寓之士，在河北地区不具备根基，因此必须给予额外关照，否则便会被土著势力吞灭。
袁绍的行为并非孤例。孙策、孙权扶植淮泗集团抗衡江东土著；刘焉扶植东州集团（三辅、南阳人）对抗益州土著，刘备扶植荆楚集团对抗川蜀土著，均属此类。
时南阳、三辅民数万家，避地入蜀，（刘）焉恣饶之，引为党与，号东州士。--《华阳国志》
从史料所见，袁绍虽然对冀州的豪强魁首多有延揽、拉拢之举，但在河南、河北集团发生冲突之时，袁绍几乎无一例外，每次均站在河南集团一边。
以下以审配、田丰、沮授、张郃四人为例，分析袁绍的立场倾向。
（1）田丰
田丰籍贯不详，一说巨鹿、一说渤海，不过两地均属冀州，因此将之视作河北豪强绝无问题。
（田）丰字元皓，钜鹿人，或云勃海人。--《先贤行状》
按《先贤行状》，田丰“天姿瑰杰，权略多奇”，又“博览多识，名重州党”，是河北地区的头面人物。袁绍延揽田丰时亦礼贤下士，乃至“卑辞厚币”，甚为恭谨。
按《英雄记》，界桥之战时（191）田丰不避艰险，侍从袁绍左右，貌似具备极高的政治地位；但在官渡之战时（199-200），由于逄纪的谗害，田丰先被下狱，后遭处决，就此黯然谢幕。
别驾从事田丰扶（袁）绍欲却入空垣，绍以兜鍪扑地曰：“大丈夫当前斗死，而入墙间，岂可得活乎？”--《英雄记》
（逄）纪复曰：“（田）丰闻将军之退，拊手大笑，喜其言之中也。”绍于是有害丰之意。--《先贤行状》
逄纪是南阳人，应被归入河南集团，亦是袁绍在洛阳时代的旧友，后随袁绍亡奔河北（见《英雄记》）。此人在冀州毫无根基，但他的谗言却能够轻易杀死“名重州党”的田丰，袁绍的政治倾向，由此可以窥见一斑。
（2）审配
审配是魏郡阴安人，“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其宗族亦强盛，乃至“藏匿罪人，为逋逃主”，无疑也是河北地区的大姓豪右。
（审）配字正南，魏郡人，少忠烈慷慨，有不可犯之节。--《先贤行状》
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王沈《魏书》
袁绍牧冀州时，对审配“委以腹心之任，以为治中、别驾，并总幕府”。治中从事、别驾从事均是州中大吏，可知审配获得的待遇与田丰不相伯仲。
然而官渡之战（200）后，由于袁绍兵败溃逃，审配之子被曹操擒获，因此袁绍疑心起审配的政治立场，担心他为了宗族安危而投奔曹操，遂“以（孟）岱为监军，代（审）配守邺”。
官渡之败，审配二子为曹操所禽，孟岱与配有隙……绍遂以（孟）岱为监军，代配守邺。--《后汉书 袁绍传》
孟岱，籍贯不详。彼时见诸记载的孟氏，一出于冀州安平（见《文德皇后传》，安平有孟武），一出于豫州汝南（见《温恢传》引《魏略》，汝南有孟建）。鉴于袁绍是汝南人，则孟岱应亦出身汝南，即袁绍之“乡里”，因此得到重用。
袁绍重用孟岱，疏远审配的行为，得到河南士人的交口称赞。按《后汉书 袁绍传》，郭图、辛评听闻审配遭到排挤，“亦（以）为然”。郭图、辛评均是颍川人，如前所述，汝、颖二地在汉魏之际往往并称，按此可知孟岱必为河南集团的成员。
孟岱与配有隙，因蒋奇言于绍曰：“配在位专政，族大兵强，且二子在南，必怀反畔。”郭图、辛评亦为然。--《后汉书 袁绍传》
（3）沮授
沮授，广平人。按《文帝纪》，广平即“魏郡西部都尉”所治，可知此人亦是河北集团成员。
沮授，广平人，少有大志，多权略。--《献帝纪》
以魏郡东部为阳平郡，西部为广平郡。--《魏书 文帝纪》
按《献帝纪》，沮授“少有大志，多权略”，曾为韩馥别驾，袁绍牧冀州时“又辟焉”。按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的待遇来看，他的政治地位与审配、田丰不相上下，甚至可能略有过之。
然而这个“威震三军”的沮授，由于受到郭图、淳于琼的谗害，权势遭到削夺，袁绍“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沮）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
（郭）图等因是谮（沮）授：“监统内外，威震三军，若其浸盛，何以制之？夫臣与主不同者昌，主与臣同者亡，此《黄石》之所忌也。且御众于外，不宜知内。”（袁）绍疑焉。乃分监军为三都督，使授及郭图、淳于琼各典一军，遂合而南。--《献帝传》
按此，沮授的兵权被稀释至旧时的三分之一，元气大伤；而进谗言的郭图、淳于琼均是颍川人，亦是河南集团的重要成员。
（4）张郃
张郃，河间鄚县人，河北集团大将。袁绍灭公孙瓒，张郃“功多”，按其投曹后被曹操拟作“微子”、“韩信”，可知此人在河朔地区名望甚隆。
太祖得郃甚喜，谓曰：“昔子胥不早寤，自使身危，岂若微子去殷、韩信归汉邪？”--《魏书 张郃传》
乌巢之战（200）时，淳于琼（颍川人）败殁，张郃、高览率军往救，最终由于郭图（颍川人）的谗害而倒戈降曹。
太祖果破（淳于）琼等，绍军溃。（郭）图惭，又更谮（张）郃曰：“郃快军败，出言不逊。”郃惧，乃归太祖。--《魏书 张郃传》
后世史家对郭图进谗与张郃归降的时间问题，其实颇存争议（比如姜宸英认为张郃降曹在先，《郃传》属于“自文其丑”），不过河南、河北集团的内部争斗，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其实从上述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审配、田丰还是沮授、张郃，他们在内部斗争当中失势的重要原因，并不完全在于河南士人的谗害，更重要是袁绍的立场倾向与政治决断。
从这一点来看，袁绍虽然对河北的士人领袖维持了表面上的尊敬，但他的内心深处其实还是倾向于扶持河南士人集团的。这既与袁绍的出身有关，也和河南士人在冀州属于“少数派”有关——袁绍如不扶持河南集团，那么河北集团便会一家独大，这对袁绍的统治必然是不利的。
④ 河南士与河北士的残酷争斗
《三国志》及裴注，对袁绍集团的内斗记载甚多。从现存史料看，随着时间推移，两大集团的斗争烈度呈现走高趋势。
袁绍在世时，河南、河北集团多使用谣言、谗害一类的斗争手段，尚不敢过分造次，这应与袁绍具备一定的政治威望有关。
袁绍身殁后，河南、河北集团的斗争逐渐失控，最终发展至刀兵相见，审配屠灭辛评家族，便是典型案例。
从历史背景出发，袁氏集团内斗强度升级，应与袁绍死后诸子僭立有关。袁谭、袁尚均不具备乃父威望，又不自量力，贪慕大位，最终致使集团分裂。河南士依附袁谭、河北士依附袁尚，双方展开了极其残酷的权力斗争。
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魏书 辛毗传》
审配、逢纪与辛评、郭图争权，配、纪与尚比，评、图与谭比。众以谭长，欲立之。--《魏书 袁绍传》
两大集团的斗争案例，在上一小节中已有详尽论述，不过在不同时期，斗争烈度亦存在明显差异。袁绍生前，如沮授这种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尚可保全性命；袁绍死后，逄纪、辛评、审配等人则无一例外付出了生命乃至宗族的代价。
（1）许攸
许攸，南阳人，河南集团重要成员，亦是袁绍在洛阳时代的“奔走之友”。
（袁绍）与张孟卓（张邈）、何伯求（何颙）、吴子卿、许子远（许攸）、伍德瑜（伍琼）等皆为奔走之友。--《英雄记》
许攸与河北集团的关系相当不睦，在官渡之战的白热化时期，他留在邺县的家属竟被守将审配“收治”，导致其亡命投曹，最终改易了官渡之战的走势，也侧面加速了袁绍的败亡。
审配以许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绍。--《魏书 荀彧传》
审配留守后方，本应稳定人心，结果却公报私仇，收捕戮力前线的重臣家属，以至动摇军心，最终害人害己。袁军败殁后，审配在前线效力的两个儿子也沦为战俘（见前引《后汉书 袁绍传》）。
审配收治许攸家属的理由是“攸家不法”，然而审配宗族，本身便是河北地区最大的“不法”豪右之一，他们“藏匿罪人，为逋逃主”、“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乃是比许攸更加可怕的存在。
袁氏之治也，使豪强擅恣，亲戚兼并；下民贫弱，代出租赋，衒鬻家财，不足应命。审配宗族，至乃藏匿罪人，为逋逃主。--王沈《魏书》
许攸是流寓士人，在冀州并无根基，其家族是否“不法”实难定论，而审配家族的“擅恣”却是铁一般的事实。袁绍死后，邺城陷落的直接原因便是审配之侄审荣卖主求荣，暗通曹操，可知审氏家族纵心所欲，擅作威福并非偶然。
（审）配兄子（审）荣守（邺县）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魏书 袁绍传》
许攸被“收治”的家属之后不见记载，按审配在袁绍死后将政敌辛评家族满门处死（辛评之弟辛毗投曹，幸免于难）的残酷手段，许攸家族的下场亦不难想见。
（2）逄纪
逄纪，南阳人，河南士人集团成员。如前所述，他是谗杀河北集团重臣田丰的元凶。然而逄纪却多次向河北集团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审配示好。按《英雄记》所载“（审配）更与纪为亲善”，可知审配之前与逄纪存在严重隔阂，因此才会“更（变）为亲善”。
或有谗配于绍，绍问纪，纪称“配天性烈直，古人之节，不宜疑之”。绍曰：“君不恶之邪？”纪答曰：“先日所争者私情，今所陈者国事。”绍善之，卒不废配。（审）配由是更与（逄）纪为亲善。--《英雄记》
然而这相对和谐的一幕，仅发生在袁绍在世之时。袁绍死后，集团分裂，以郭图、辛评、辛毗为代表的河南集团依附袁谭，以审配为代表的河北集团依附袁尚。而南阳人逄纪，此时背离了自己的集团，转而跟随审配依附袁尚。
（审）配、（逄）纪与（袁）尚比。--《魏书 袁绍传》
历史的讽刺之处恰在于此：逄纪虽然极力向审配示好，但他最终却惨死于审配之手。侧面反映出河南、河北集团的隔阂程度之深。
袁绍死后，曹操征伐黎阳。在袁谭孤军抵御曹军的危急时刻，审配、袁尚一方面断绝前线的粮草器械，借此激怒袁谭；另一方面又刻意派遣河南集团的叛徒逄纪，前往袁谭军中效力。不出意外，袁谭在盛怒之下杀死逄纪。此事借刀杀人之意甚明。
太祖北征谭、尚。谭军黎阳，尚少与谭兵，而使逄纪从谭。谭求益兵，配等议不与。谭怒，杀纪。--《魏书 袁绍传》
之所以说逄纪之死，乃是出于审配的刻意设计，是因为逄纪死后，不仅没有获得袁尚集团的表彰追悼，还被审配污蔑为“凶臣”，声名丧尽。可知审配自始至终都未曾将逄纪视作自己人。
审配献书于（袁）谭曰：“……是时凶臣逄纪，妄画蛇足，曲辞谄媚，交乱懿亲，将军（指袁谭）奋赫然之怒，诛不旋时。”--《汉晋春秋》
方诗铭在《袁绍是如何覆灭的》一文中认为“逄纪是一个既未与颍川士人联合，又遭到河北集团排斥的中间人物”，是有一定见地的。
（3）辛评
辛评，颍川人，河南集团成员。袁绍死后（202），诸子争权，袁谭率部出走，河南士人郭图、辛毗（辛评之弟）皆从之。袁尚的支持者审配出于私忿（见前文注引《后汉书》所言孟岱代审配守邺之事），遂将辛评下狱。
（袁）谭之去，皆呼辛毗、郭图家得出，而辛评家独被收。--《先贤行状》
建安九年（204）曹军攻邺县，辛评之弟辛毗随征。临战之际，审配之侄审荣开门投敌，邺县遂破。
守将审配出于私人恩怨，竟将满腔怒火发泄到辛氏家族头上，不仅将狱中的辛评处死，还把尚在邺县的辛氏宗族成员全部诛杀；枉顾真正开门揖盗者，乃是其侄审荣。
（审）配兄子（审荣）开城门内（曹）兵，时配在城东南角楼上，望见太祖兵入，忿辛、郭坏败冀州，乃遣人驰诣邺狱，指杀仲治（辛评字仲治）家……（辛毗）驰走诣狱，欲解其兄家，兄家已死。--《先贤行状》
至此，河北、河南集团的斗争烈度遂至巅峰。不过由于邺县城破，审配兵败身死，袁尚集团遭到粉碎，袁谭不久后（205）亦被曹操擒杀，类似的血腥清洗便不再见于史册，总算是替这段荒诞的权力斗争画上了休止符。
⑤ 小结
正如开篇所述，“三互法”即任官避籍制度的存在，是袁绍集团内部派系分化的核心原因。这亦是汉末诸军阀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任官避籍，便会导致“流人”统治“土人”，而外来的“流人”为了巩固自身权势，势必会引入自己的亲近势力，或为同族、或为同乡，或为同窗、同好、同僚，从而进一步激化双方矛盾。
从结果来看，袁绍在整合本地与外来势力方面做得其实相当不错，至少在他生前，河南、河北两大集团的斗争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对可控的范围，即使出现小规模流血事件，也祸止自身，不及家人。
袁绍死后，河南、河北士人的斗争烈度升级，斗争底线降低，先后出现借刀杀人（审配害逄纪）、斩草除根（审配杀辛评）之类的荒诞闹剧。
更为糟糕的是，由于袁谭、袁尚的威望有限，因此屡屡出现权柄下移之事。田丰之死，决于袁绍之手；辛评之死，却全由审配专断。君戮其臣，虽行无道，尚合礼法；臣子专柄，下凌上替，则系败亡之兆。
正如前文所述，袁绍集团的派系斗争问题，从来不是孤例。从横向上看，汉末三国诸军阀皆不免于此困扰；从纵向上看，类似问题不绝于史书，至明清之际犹存。
在丧乱之世，若任官不避籍贯，以土人治土人，最终必然导致地方割据，甚至流官在任时间稍长都可能埋下割据隐患。若任官避籍，以流人治土人，又不免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派系分化。不同群体间相异的利益诉求，导致这一现象成为宗法专制社会中难以解决的痼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