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朝代的兴衰与更替，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接下来小编带您走进十字军东征与蒙古西征之间的故事。
从11世纪末开始，欧洲基督教会开始发动十字军东征。第一次东征取得了令教会满意的结果，1099年，十字军占领了耶路撒冷。前不久有一部电影《天国》，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圣殿骑士团的出现，使得教会拥有了自己的职业军队。十字军东征引发了后来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其中有一个鲜为人知的情节：欧洲与遥远的东方开始发生直接接触。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大约半个世纪，1147年，欧洲发动第二次东征，却遭遇了失败。15年后，在遥远的蒙古草原，有一个男孩降生，传说他降生的时候，手心里握着血块。欧洲人后来说，这是魔鬼的象征。这个男孩日后被历史称为成吉思汗。现代有医生指出，婴儿出生的时候，手心有血块并不特别，母亲生产过程的不同情况，可能会让婴儿沾染血液，如果碰巧被婴儿的手抓住，就成了成吉思汗的魔鬼象征。
成吉思汗25岁那年，1187年，阿拉伯英雄萨拉丁(库尔德人)收复了耶路撒冷。欧洲教会立即于1189年发动了第三次东征，结果依然失败。到此时为止，十字军东征已经延续了近100年，但是，这场人类历史上延续时间最长的战争还没有结束。历史进入13世纪，1202年，欧洲教会发动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
这次东征有点特别，攻打的对象是欧洲人自己：东罗马帝国。这次东征的发财目的已经非常明显，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现土耳其伊士坦布尔)被占领后，欧洲教会“圣战”的口号，已经掩饰不住对东方财富掠夺的实质。
1217年，继续怀抱发财梦想的十字军开始第五次东征，这一次的对象是埃及。然而，这次东征还没有结束，欧洲开始听到成吉思汗的消息。1220年，成吉思汗离开北京后，开始向西进军。我们现在不知道成吉思汗西征的决定，是否是因为得知欧亚交界的地方正在打仗，因此，他想乘虚而入。
现在，我们有理由相信，成吉思汗的身边，有一些特殊的人，一直与西方保持着联系，只是这种民间的联系，长期都没有载入历史。1221年，成吉思汗派遣的使者到达高加索地区，要求当地人投降。同年，第五次十字军东征结束。
此时的欧洲不得不面对从东方一路飞奔而来的蒙古军队，东欧地区的小国，在蒙古铁骑下不堪一击，眼看，整个欧洲即将落入蒙古人的手中。但是，1227年，蒙古人的进攻突然停止了。很快，欧洲教会得知：元太祖成吉思汗归天了。
此后一段时间，成吉思汗的后代们，陷入一场权力斗争，暂时停止了对欧洲的进攻。于是，1228年，也就是成吉思汗归天的第二年，欧洲教会发动了第六次东征，重新占领了耶路撒冷。1229年，元太宗窝阔台继任大汗，蒙古最高领导权重新确定。而欧洲方面的第六次十字军东征也在这时结束。
我们似乎有一点奇怪，蒙古人的西征，与十字军的东征，为何呼应得如此紧密?蒙古人一停止，欧洲人就开始行动;蒙古人一开始行动，欧洲人就停止。仿佛有一种方式，使得关于蒙古的情报，能够及时到达欧洲。事实很可能就是这样。远在唐朝的时候，唐朝首都长安有一个基督教派，中国历史称其为“景教”，欧洲教会称其为“聂斯托利教派”。
公元5世纪时，东罗马帝国的牧首聂斯托利创建这一教派，由于他认为耶稣是人而不是神，因此，被欧洲教会斥为异端，遭到迫害，不得不向东寻找发展机会。最远的，便来到中国。该教派在向东传播的路线中，在叙利亚、伊拉克、伊朗、高加索、印度都留下的足迹，至今还有遗留。因此，现在的研究者认为，聂斯托利教派，也就是中国的“景教”，一定程度上承担了东西方交往的角色，只不过由于宗教原因，这种沟通工作，没有被历史详细记载。
面对蒙古人随时可能继续发动的西征，欧洲教会开始密切关注东方。1235年，蒙古人攻占莫斯科;124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现在的匈牙利，一直到达维也纳附近。但是，蒙古军队再次停止了进攻，拔都的军队突然掉头向东而去。后来，欧洲人得知，成吉思汗的继任者窝阔台去世，拔都要赶回去争夺权力。
此时，欧洲教会已经得知，在遥远的东方，在蒙古人统治的帝国内部，有一个基督教统治的小世界，很可能还是一个君王，于是，欧洲教会于1245年，正式向蒙古派出使者。这是历史上欧洲与中国第一次有明确记载的直接接触。
欧洲教会的使者柏朗嘉宾等方济各会教士带着教皇的书信去见蒙古人。他们一直到达蒙古首都哈剌和林，参加了窝阔台之后的大汗元定宗贵由的即位大典。欧洲教皇给蒙古大汗的信中，指责蒙古人滥杀无辜，要求蒙古人受洗成为基督徒，同时还试图与蒙古人建立一个政治联盟。
元定宗贵由给教皇回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你在来信中称，我等应该领洗，成为基督教徒，我们对此仅给以简单之回答：我们不解，为何我们必须如此。……你们认为，只有你们西方人是基督教徒，并且蔑视他人。但是，你们怎样知道天主究竟将加恩于谁人乎?……倘若你们渴望和平，希望把你们之幸福托付给我们，你教皇应该立即亲率诸基督教显贵前来朝见，缔结和平，仅在此时我们才能知道，你们确实渴望与吾人讲和。”
在此阶段前后，欧洲教会向蒙古派出的使团不止一个，另一个由多明我会教士阿思凌率领的使团也到达了蒙古。蒙古大汗也派出使者前往欧洲，给教皇带去信件，其中一封写道：“在上苍的法律中，拉丁派、希腊派、阿美尼亚派、聂斯托利派、雅各派以及所有向十字架祈祷的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他们在我们这里协和一致。我们希望大王不要把他们分开，而要对所有基督教徒普施慈悲”。
有历史学家认为这封回信是假造的，此说证据不足。这封信很可能是元定宗贵由去世后的摄政者起草的。通过这封回信，人们相信，在蒙古人那里，确实有基督教徒。
有历史学家认为，蒙古第三任大汗元定宗贵由就是基督徒。不过，在蒙古的基督徒，都是当初被欧洲视为异端的聂斯托利派。这一教派对欧洲教皇的态度比较矛盾，他们既希望被欧洲正统教会接受，又害怕再次遭遇镇压。因此，在此前后，位于中国的聂斯托利派基督徒一方面给欧洲教皇送去了“信仰表白信”，另一方面，也借蒙古之口，要求实现“宗教自由”。当时在蒙古大汗的身边，确实有一些聂斯托利派基督徒成为高官。
然而，欧洲教会与蒙古大汗的正式直接接触效果有限。1248年，蒙古第三任大汗元定宗贵由归天，蒙古汗位争夺又起。1249年，欧洲立即发动第七次十字军东征。在这个交往过程中，我们看到，教皇指责蒙古人滥杀无辜，但是，他们自己的十字军也在杀人。正因为如此，蒙古大汗对于教皇的指责嗤之以鼻，教皇的使者不得不降低标准，改口要求蒙古大汗不要杀基督徒。言下之意，非基督徒尽管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