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不知道唐宋古文运动的起因是什么?造成了怎么样的结果?事情的起因是唐朝时，韩愈等人举起“复古”的旗帜，提倡学古文，习古道，以此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
这主张得到了柳宗元等人的大力支持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应，逐渐形成了群众性的斗争浪潮，压倒了骈文，形成一次影响深远的“运动”。这一运动有其发展过程。在骈文盛行时，已有人提出改革的要求，初唐陈子昂曾主张“复古”，是文体革新的先驱者。
其后，萧颖士、李华等继起，提出取法三代两汉的主张，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思想准备。中唐时期虽经安史之乱，唐朝国力衰弱，但贞元以后，社会暂时安定，经济有所发展，出现了“中兴”的希望。这样韩愈等人倡导古文运动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他们提出“载道”、“明道”的口号，这是古文运动的基本理论。
他们重视作家的品德修养，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要有“务去陈言”(韩愈《答李翊书》)和“词必己出”(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他们一方面亲自实践，一方面又培养了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运动的声势日渐壮大。
韩愈和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代表。他们倡导古文是为了推行古道，复兴儒学。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而柳宗元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作者的道德修养决定文章的表现形式，所以“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答李翊书》)。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韩愈《答李翊书》)，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华，丰富自己的写作。
自创新意新词，不避“怪怪奇奇”(韩愈《送穷文》)，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韩愈《答刘正夫书》)。
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认为“是犹用文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则颠者众矣”(柳宗元《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
要求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能出现轻心、怠心、昏气、矜气。反对盲目地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对“荣古虐今者，比肩叠迹”的状况表示愤慨，“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与杨京兆凭书》)。故，韩愈、柳宗元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北宋古文运动即北宋诗文革新运动，主要反对以西昆体为代表的浮靡文风，主张对诗、文进行革新。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
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柳，掀起一次新的古文运动。一面反对晚唐以来的不良文风;一面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共同扫清了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走上了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人们把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共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唐代和宋代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之为“唐宋古文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