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思想
伊拉斯谟1509年以后，他曾在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神学和希腊文，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传播新学的教师，对于激发英国人文主义思想起了不少的作用。伊拉斯谟的代表作是《愚人颂》(1511年)。
他论及教育问题的著作还有：《论正确的教育方法》、《一个基督教王子的教育》、《论儿童的文雅教育》、《论少年早期的文雅教育》等。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批判与提倡
批判陈腐的经院主义教育，提倡个性自由、和谐发展的世俗教育
早在巴黎大学上学期间，伊拉斯谟就对校内迂腐的学风、无聊的说教，感到失望和深恶痛绝。后来，他在他的名著《愚人颂》中，对这种已失去“启蒙”作用的学校，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他通过“愚人”登台演说的形式，以大量事实，以犀利的笔触，对教皇、僧侣和经院派哲学家，一一进行了讽刺和嘲弄。他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教会的愚民行径，嘲讽天主教会对教育的垄断;抨击经院哲学的迷妄以及中世纪教育的种种弊端。指出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是“愚蠢”，而经院学者挂着“哲学家”的招牌，实则是一些“蠢学家”。那些文学家“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那些人”，实际上“他们可能是一些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
伊拉斯谟在抵制陈腐的经院教育的同时，对教育、教学理论问题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他认为人性本善，坚信自然是仁慈的、博爱的。如果以古典文学陶冶人性，其发展必定是向善的。他并不反对宗教，但他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宗教信仰绝非是情绪的、神秘的，宗教乃是人类的理智作用。为此，他提倡个性自由、和谐发展的世俗教育和教学。提倡人的自由意志和个性自由发展，认为只有自由和快乐、知识和理性才能构成道德和良心的重要因素。他所理想的是一个治理有序、和平相处的国家。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极为重视教育、教学的巨大功能。他说：“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的教育。”
强调后天培养
主张培养明达善良之人，强调后天教育与学习的作用
伊拉斯谟认为教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培养明达善良之人。他说：“人不是生而为人，而是教养之人始为人……是理性使其为人。”道德规范约束教育的发展，教育的目的融于道德的目的之中。他主张儿童的教育要从早期开始，甚至从襁褓时期，就要趁儿童思想尚未形成之机，使他们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因为“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因此，教学的任务就是要在青少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使青年人热爱并认真学习自由学科，习惯于基本礼仪，为生活做好准备。
伊拉斯谟很重视儿童成长中后天教育和学习的作用。他指出个人发展应依赖于三个因素：第一，自然，即“部分是先天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对美德的天生爱好”，这种天性、禀赋，显然是遗传因素;第二，教导，即“教育和指导的熟练的应用”;第三，练习，即“放手运用我们自己方面的能动性，亦即自然赋予的能动性，并借训练促进这种能动性”。他认为此三者的关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自然”强而有力，辅之以“教导”和“练习”则更为有力。
重文雅的价值
重视文雅学科的陶冶价值，注重语文内容的教学
伊拉斯谟重视古典学术和人文学科，尤以拉丁文和希腊文为主;认为古典语文和古典文献中包括了人类各种重要的知识。因此，他积极提倡研究古代文化，学习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他认为古代希腊、罗马是人类的黄金时代，欧洲的社会、政治、宗教的改良都应以希腊、罗马为楷模。他相信研究古代希腊、罗马人的著作有助于人类摆脱愚昧，有助于人类道德的提高，甚至可以改良社会，净化基督教。他强调古典文学对教导和练习的价值，要求学生孜孜不倦，陶冶其间，日久天长，就会改变气质，成为完美的人。
由于珍爱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伊拉斯谟因而也很重视儿童古典语言的学习。他认为教学始于语言。而学习语言首先要理解语言表达的内容，因此，他主张大量阅读优秀作品;其次，才是学习文法和表达技巧。他反对死记语法规则。
努力与兴趣
认为学习既需勤奋努力，又需培养浓厚兴趣
在学习方面，伊拉斯谟更有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学习既需勤奋努力，又需要培养浓厚的兴趣。首先学习态度要勤奋刻苦。他说：“在我而言，我所知道的学习方法，不外是艰辛的一项工作，献身于学习的精神，端赖于坚忍不拔的意志而已!”即学习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需要勤奋刻苦。
其次，伊拉斯谟非常重视儿童的学习兴趣，他认为儿童对事物的兴趣不可摧残，儿童的学习若缺乏兴趣的伴随，是难以坚持的。所以他奉劝教师要研究儿童，不要想象他们的兴趣与成人一样，不要指望他们有像大人一样的行为举止。他指出，有些人根本不考虑儿童的年龄，总想让他们一下子变成大人。他们总爱以自己的能力去衡量和要求孩子们幼小的智能。他告诫教师要记住，你的学生眼下还只是一个孩子，而你自己从前也曾经是个孩子(这一思想对18世纪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很深)。因此，他要求教师在教学时，要适合学生的年龄，用使学生感兴趣的方法，把所学知识在学生面前。
重视教学过程
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主张师生友爱和睦
伊拉斯谟很重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认为优秀教师对教学工作至关重要，要选择优秀教师任教。为此他主张，国家和教会应提供充足的、合格的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认为整顿教育“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进而，他对教师也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主张教师对儿童“首先要爱”，决不能使他们感到畏惧，要以一个自由人可以接受的指导性或批评性的话作为我们的棍棒，我们的纪律要温和的而不是惩罚的，即使使用惩罚也要以尊重学生的方式进行，他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恐吓和体罚。
主要作品
the praise of folly
《愚人颂》，强烈指责教会和贵族的腐败，嘲笑经验哲学家和僧侣们愚昧无知的空谈。
《愚人颂》 ：
《愚人颂》是文学史上最为精彩的讽刺体篇章 作者伊拉斯谟为荷兰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是当时荷兰思想界的主帅，被誉为“16世纪的伏尔泰”。据说，《愚人颂》是他在去英国拜访莫逆之交托马斯·莫尔爵士的短短7天时间内完成的。该书的拉丁文原名“Encomium Moriae”还与莫尔的名字谐音双关。在伊拉斯谟众多的著作中，惟有《愚人颂》通俗易读而未被人遗忘。观点一向保守的著名美国史学家史密斯称这本小册子的特点为“诙谐的训诫，善意的讽刺和伦理性的讥笑”。
伊拉斯谟在说明此书的写作目的时，给出了冷嘲热讽的基调：
既然人类一味的要疯疯癫癫，既然世上每个人——上至教皇下至唯唯诺诺的乡村牧师;从腰缠万贯的富翁到沿街乞讨的乞丐;从身着锦缎的窈窕淑女到布衣裹身的村妇，整个世界横下心来
不用上帝赐予的大脑，而一味的受贪婪、虚荣和无知的奴役，那么，神明在上，真正有才智的少数几位为何还要费如此多时间，花如此大的气力，去使人类变成他们自己从未想要变成的那个样子?任他们去沉溺于愚笨吧，别去剥夺最能令他们自得其乐的东西——能够自我愚弄的大权。
在《愚人颂》里，伊拉斯谟首先认为，推动世界运动的是非理性的、愚蠢的欲望。接着，他假想了这样一个场景：拟人化了的愚笨(“愚人”)，身着学者的长袍，但头上却戴着顶愚人的帽子，在自恋、遗忘、懒惰、享乐、肉欲、酣睡、娇纵和疯狂等侍从的簇拥下登上讲台，面对一批假想的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听众侃侃而谈。在接下来横扫一切的讽刺中，伊拉斯谟借愚人之口，嘲讽了他那个时代所有的制度、风俗、人和信念，矛头还涉及婚姻、战争、国家主义、律师、科学家、学者、神学家、国王和教皇们。 最为尖酸刻薄的嘲讽，还是被伊拉斯谟“赠与”了学者或文法学家：
当有人考证了安喀塞思(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城王子)的生母是谁，或者重新沿用一些冷字怪词、废字偏词，或是绞尽脑汁拼凑出破石烂碑上的文字时，上帝啊，他是何等地欢欣，何等地喜悦，多少声祝福，好像是征服了非洲或占领了巴比伦!
在伊拉斯谟看来，试图揭开大自然奥秘，探索未知世界的科学家也是同等滑稽可笑的：
当他们为自己建立了无数个领域时，当他们好像手拿皮尺，一寸寸的测量太阳、月亮、星星和其他天体时，当他们解释雷电、风雨、日月食和其他神秘现象成因时，他们毫不犹豫，似乎他们是赋予创造力的大自然的私人秘书，是上帝的议会代表下凡人间。当他们大吹大擂时，大自然却洋洋洒洒地嘲笑他们，笑他们臆断。
由此可见，人类的每一次追求都受到了愚人的“关照”。类似的还有捞钱的商人、追求永恒的诗人、好大喜功的武士、一听到骰子滚动声便“心跳加速”的赌徒，这些人及其他人的命运都受到过愚人主宰。
《愚人颂》有较大篇幅是愚人对教会和基督教教义的论述。那些神圣的名字和经典、教皇和主教们的显赫地位和世俗观念都未能逃过伊拉斯谟的辛辣利笔：
他们把目不识丁看作是一种圣绩。他们在教堂里像公驴般叫喊着赞美诗。他们对其含义丝毫不知，却还以为那种声音对神圣人们悦耳。托钵僧们沿街嚎叫……是一群肮脏、无知、厚颜无耻的无赖。
伊拉斯谟的同时代人对《愚人颂》有的乐于称道，有的则愤而指责。但不管怎样，这本书广受关注，仅作者在世时就出版了43版。
《愚人颂》的伟大之处在于文艺复兴初期，它就拉开了人文主义的序幕。它对时代的针砭虽是微妙而间接的，但它不失其强大的效力。正如20世纪伟大作家斯蒂芬·茨威格所指出的：“《愚人颂》除去其狂欢节的面具，便是当时最危险的书之一。在我们看来，它仿佛是诙谐的烟花，其实却是一颗轰开通向德国宗教改革之路的炸弹。”《希腊语圣经新约批注》，对当时的宗教理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论死亡之准备》(Treatise on Preparation For Death)一文中，他声明了自己的观点——永久生命的保证不在于教堂中的圣礼和仪式，仅在于对基督赎罪的信念。
《基督教骑士手册》(Handbook of a Christian Knight)
《论儿童的教养》(On Civility in Children)
《圣经·新约全书》新拉丁文版和希腊文版。伊拉斯谟整理翻译。伊拉斯谟的作品很多，而最重要的却非其作品，而是他编的希腊文新约圣经。可是由于他只是为了抢在西班牙主教之先，因此并没有做详细考据，只是把手上的希腊文手卷排出来，如有异文便选看来最流畅的。而由于他找不到启示录之最后一部分，因此便用三世纪时甘大武拉丁文圣经倒译出来。此圣经后来被马丁·路德译为德文，成为基督教世界的第一本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