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籍中对印度的最早记载出现在《史记·大宛传》中，书中将“印度”称为“身毒国”，而至唐代则多称之为“天竺”，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从今正音，宜云印度。”
玄奘将“天竺”正音为“印度”，我们一般都会认为他是依照梵语，其实并非如此。天竺、身毒、天毒、贤豆等都是波斯语“Hindu”的同音异译，波斯语中的Hindu是从梵语的Sindhu变音而来，而希腊人又将波斯语变音为Indu。这个词的本意是“信度河”(即印度河)，后来则延伸为印度河流域或印度河流经的国度。从正音的角度看，玄奘依据更多的应该是Indu而不是Sindhu。从“天竺”到“印度”，看似中国古代翻译中的问题，实则牵涉到复杂的历史问题。
无论是对玄奘还是对古希腊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公元前484-前425)来说，“印度”一词指代的实际上是印度河流域(以今日的巴基斯坦为主)，与我们今天所说的印度是很不相同的。
印度的东、南、西三面是大海，北部是雪山，四周有天然的屏障，只有西北部有一处低的缺口，古代所有的外来者都是从这个缺口进入印度，早期的雅利安人如此，后来的波斯人、希腊人、突厥人、阿拉伯人、蒙古人也都是如此，我国的玄奘亦然。
继雅利安人之后侵入印度河流域的是波斯人，在大流士执政期间(公元前522-公元前486年)，波斯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至地中海与埃及。
公元前334年，希腊人在亚历山大率领下征服了波斯帝国，然后一路进发，于公元前326年3月成功渡过印度河。亚历山大企图进一步征服恒河流域，回答希腊哲学家关于“天边在什么地方”的问题，但由于印度炎热的气候使希腊士兵产生了厌战情绪和思乡心理，加上印度军队的顽强抵抗，亚历山大在入侵印度19个月之后终于决定班师回国。
亚历山大退兵后，由希腊人建立的塞琉古王朝(公元前312-公元前250年)统治波斯以及西北印度达60余年，对波斯和印度的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印度人从希腊人那里学会了精巧的铸币技术，并像希腊人那样在钱币的正反面都压制图案;希腊风格深深影响了印度的雕塑、绘画和建筑;哲学上，印度正理派(逻辑学)的“五支论法”与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印度耆那教原子论与希腊德谟克利特以及卢克莱修的原子学说基本相似。
塞琉古王朝之后，波斯安息王朝(公元前230-公元224年)兴起，一直将罗马帝国的势力阻止在两河流域以西。与此同时，西北印度四分五裂地处于各希腊王公、波斯人和印度人不稳定的统治之下。在亚历山大从印度退兵之后，恒河流域兴起了孔雀王朝，在阿育王统治期间，帝国的版图一直扩张到今天巴基斯坦西部边境和阿富汗，阿育王大约在公元前259年接近佛教，他赞助佛教举办第三次结集，派出使团到边远地区和国外传教，使佛教从恒河流域传播到了印度河流域。
不少希腊王公和大臣皈依了佛教，巴特利亚(我国史籍中称之为大夏)的弥兰陀王(约公元前180-前130年在位)便是如此，著名的佛教经典《弥兰陀问经》(早在东汉时便传入中国，译作《那先比丘经》)记载了他皈依佛教的过程，此经富于诡辩色彩且充满了譬喻，是典型的苏格拉底(古希腊)式的对话，但讨论的内容却是轮回业报、涅槃解脱等佛教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