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咸丰时候，「遏必隆刀」又被赐给一名奉命往剿太平军的钦差大臣，让他可以「正典刑、肃军纪」。见于正史的赐「遏必隆刀」只此二例，并且只有后一例可说是与明末赐剑「使便宜行事」的用意相近。因此，若单就这些事例来评断「遏必隆刀」等同于明代的尚方剑，可能也不尽准确吧。[8]
其实，在意义上更接近「尚方宝剑」的清代物事，应当是「王命旗牌」。比起明代的尚方剑，这样宝贝更广泛地被皇帝用来授给高阶武官。从总督到总兵，多半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王命旗牌」。在清廷的官方说法里面，这玩意儿和前朝的尚方剑相同，都是用来「重节镇之权」，让他们掌握到一定范围内「先斩后奏」的权力。而比起尚方剑的军法用途，「王命旗牌」其实还更多地出现在民间的犯罪案件里头，用来将人犯就地正法。故而在清代的公堂之上，真正会被包龙星请出来的御赐宝贝，应当也比较可能是「王命旗牌」吧。
▲王命旗牌
「王命旗牌」在清代的法律体系当中，是确实有用的东西，文献上可以找到不少地方大员「恭请王命」，将罪犯砍头的事例。不过，我们或许还可以设身处地地来想想这件事情：掌握着「先斩后奏」的权力，固然很是威风。但要是你把报告送上去的时候，皇帝觉得这人犯不该被砍头，那不就换你倒霉了吗？
这样想来，官员若没有十足的把握，恐怕也不敢随便地「先斩后奏」。我们可以在文献上看到一些例子，是皇帝斥责了那些拥有「王命旗牌」的地方官「拘泥请旨」，没有将人犯立即问斩。反过来，也有另一些例子，是皇帝觉得案件里的罪犯「只应照寻常请旨正法，何必即请王命」──看来这「先斩后奏」的权力要拿捏得当，好像也挺不容易的啊！[9]
八、朝鲜与越南：复刻版的「尚方宝剑」！？
文章最末，来分享一个有趣的小发现：「尚方宝剑」虽出自于天朝上国，其实也曾随着汉文化圈的影响力，而扩散到东亚世界的其他地方。在朝鲜与越南的历史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得到复制版的「尚方宝剑」。
例如：李氏朝鲜的《实录》当中，不仅找得到许多文人欲效仿「朱云请剑」的事例，同时也曾有多次君主将「尚方剑」赐给统兵将领、重其事权的记载。举个例子：17世纪初，刚刚执政不久的朝鲜仁祖李倧有次接见都元帅张晚的时候，便亲自把「尚方剑」赐给了张晚，并且告诉他说：「大将以下不用命者，以此剑从事」。这样的做法和说法，与明代晚期的事例如出一辙。有趣的是，即便「尚方宝剑」在清代便已消失，但朝鲜一直到19世纪中叶，仍有国王赐尚方剑给臣下的事例。[10]
再说到越南，光绪九年（1883）自愿跑到北圻去招安黑旗军的唐景崧，也曾见到一柄「镂嵌精美」的「尚方剑」。按照阮朝将领黄佐炎的说法，由于他「统督北圻军务」，阮朝君主因此赐给他这柄名目相同的宝剑。[11]显然越南历史上，也曾存在着赐尚方剑加重将领权力的制度。像这样有趣的小细节，在几百年前东亚世界的文化交流史里面，或许也还藏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呢！
真实历史中的尚方剑故事鲜为人知，相较之下，电影、电视所创造出来的「尚方宝剑」，对人们而言或许还更为「真实」。从《九品芝麻官》到《包青天》连续剧，再到明清以来的民间小说与戏曲，我们脑海里的「尚方宝剑」，多半是在这个前后相承的脉络当中形塑出来的。而这把拟像（simulation）概念的「尚方宝剑」，或许还将在未来各种翻玩历史的二次创作当中，继续被锤鍊下去。
写到这里，我们大致已经把「尚方宝剑」的故事给交代清楚了。至于电影里面那坏蛋常威的黄马褂、平西王吴三桂的免死金牌，究竟能否与「尚方宝剑」一决雌雄（这当然是个张飞打岳飞式的问题），大概还可以再扯出一堆历史故事。限于篇幅只能来个老套的下回分解啦！
脚注
[1] 关于月蚀铸剑与薛季宣的见闻，参见［宋］薛季宣，《浪语集》，卷31，〈记汉尚方剑〉。
[2] 参见［宋］史能之，《（咸淳）重修毗陵志》，卷17，〈人物?晋陵?丁逢〉。
[3] 宋代言官吕诲参劾欧阳修、欲「请尚方之剑」，事见［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0，治平三年春正月壬午条。明代叶向高遭刘志选上疏弹劾、「恨不获请上方之剑斩其头」，参见［明］顾秉谦，《三朝要典》卷16，〈红丸〉；［明］叶向高，《续纶扉奏草》，卷9，〈闻言乞罢疏〉。
[4] 关于熊廷弼向天启皇帝要求赐尚方剑，参见《明实录?熹宗实录》，卷11，天启元年6月丙申条。值得注意的是：熊廷弼虽曾被明朝的言官参劾，说他在辽东拿着尚方剑「作威逞志」。但他自己却曾上疏抱怨，尚方剑并有没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匡正军队里的诸多乱象。熊廷弼之于尚方剑的例子，或可说明这种御赐权柄的效用究竟存在怎么样的限度。
[5] 这里的「龙亭」可能是一种木造的神龛或轿子，里头供奉皇帝的万岁牌位。关于「龙亭」的一些考察，参见李文良，〈立大清旗，奉万岁牌：朱一贵事件时的「皇上万岁圣旨牌」与地方社会〉，《台湾史研究》19：2（2012），页20-21。
[6] 关于李化龙、杨嗣昌之于尚方剑的这些故事，参见［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卷6，〈奏议?缴宝剑疏〉；卷9，〈牌票?发剑〉。［明］杨嗣昌，《杨文弱先生集》，卷7，〈请留蟒玉建庙作忠疏〉。
[7] 我并未在既有的研究当中找到关于「清代为何没有赐尚方剑事」的任何论述，但我想或可从两个方向去推敲这件事情：其一是明末频繁的赐尚方剑，肇因于明代晚期的遍地烽火，朝廷需要手握重权的将领节制一方，但清初的军事布置已属另一种考虑，或也因此没有再赐尚方剑的必要。其二是清代的满人群体在军事文化上，一向保有独特的「满洲之道」，这种文化同时维系或关系着满人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情况底下，一个满洲皇帝若要给满洲将领赐一件兵器，那么从出于汉人文化的尚方宝剑，似乎不会是很好的选择吧。另外，明代的赐尚方剑与后文即将提到的清代「王命旗牌」之间，或亦可以延伸出一些有趣的比较。
[8] 关于遏必隆刀的介绍性文章，可参见唐鲁孙，〈从尚方宝剑谈到王命旗牌、遏必隆刀〉，收录于氏着，《什锦拼盘》；王宝光，〈遏必隆刀〉，《紫禁城》，1985年第3期，页10-12；周劭，〈鳌拜和遏必隆〉，《紫禁城》，2009年第4期，页62-63。
关于遏必隆刀被清人视同「尚方宝剑」，参见［清］徐珂，《清稗类钞》，〈物品类?遏必隆刀〉：「其重等于古时之赐斧钺及尚方宝剑」。
关于遏必隆刀为何被保留在清宫当中，上引三篇文章都没有说明理由，或持存疑态度。我自己的推测是：这可能与遏必隆出身的纽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一直以来担任内廷侍卫，与皇室特别亲近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可参见内田直文，〈钮祜禄氏额亦都家族与清初内廷侍卫〉，《成大历史学报》，36（2009），页17-54。王宝光先生的〈遏必隆刀〉一文，曾推测《天咫偶闻》里提到的「小神锋」即遏必隆刀。若此说为真，则遏必隆刀或许不向唐鲁孙先生说的那样，一直「收归内府」，而可能如《天咫偶闻》所言，是被摆在清代皇帝的「御座之旁，顷刻不得少离」。
最后，有些文献指出「遏必隆刀」曾在光绪时候的戊戌变法，以及民国初年的护国讨袁战争当中出现，但这些传说似乎不容易找到有力的文献证据支持，颇难确定其真伪。
[9] 「王命旗牌」与尚方剑之性质相近，这样的意见可参见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页242。
关于清代官员在「王命旗牌」的使用上常与皇帝的意见相牴触，可参见张世明，〈乾嘉时期恭请王命旗牌先行正法之制的宽严张弛〉，《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8：4（2009），页44-58。
清代政府设计王命旗牌的功能与用意，在古籍上似乎仍未能找到确定的解释。陈韵竹在研究台湾镇总兵所持有的「王命旗牌」时，亦曾表达相同的困惑。她针对「王命旗牌」所做的延伸讨论，可参见氏着，〈从制度层面对清代台湾总兵官的再析论〉，《台湾文献》57：3（2007），页183-186。
[10] 关于朝鲜仁祖赐张晚尚方剑事，参见［朝鲜］《仁祖实录》，卷1，仁祖元年4月癸未条。关于19世纪中叶朝鲜仍有赐尚方剑事，参见［朝鲜］《高宗实录》，卷3，高宗3年9月甲子条：高宗接见巡抚使李景夏，「命赐尙方剑，敎曰：监兵使以下，专制可也」。或许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赐剑事例在朝鲜《实录》当中开始出现的时间，也约莫是在明代晚期皇帝开始频繁地将尚方剑授予军事将领之后。
[11] 关于唐景崧所见、黄佐炎拥有的那把「尚方剑」，参见唐景崧，《请缨日记》，卷2。
延伸阅读与参考资料
◎有关尚方剑的专门研究较少见，目前写得最清楚而完备的论文，当推周月峰，〈尚方剑考〉，《浙江史学论丛》，辑1（2004），页63-76。
◎有关明代赐尚方剑事例的整理，可参见柏桦，〈明代赐尚方剑制度〉，《古代文明》，1：4（2007），页83-114。
◎以「尚方宝剑」为题的专门研究为数甚少，许多相关的一手史料还未（在我目力所及的文章当中）见到征引，一些问题亦待讨论。本文因此有较多（但格式仍然简单）的设注，除了尝试提出观点，也列出我所拣拾到的一些材料，供读者索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