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
首先，是由洋务派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19世纪60年代初，面对如何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清王朝内部出现了两派——洋务派与顽固派。李鸿章这位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后掌握军政、外交大权的洋务地方实力派，认为如能使火器赶上西洋，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洋务派的一批掌握军政的大官僚，他们虽与顽固派在对待外来事物有很大差别，但其阶级本质是相同，都是地主阶级代表，都是封建制度的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们只要求在封建制度中加进一些西洋先进技术，可镇压人民，可以自主自强，达到保封建统治久安即可。
其次，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
洋务派掀起这场运动是为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秩序。19世纪60年代初，清政府面临着“内忧外患”，政局岌岌可危。鸦片战争后，清朝国内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劳苦大众起义风起云涌，除太平天国运动之外，还有捻军、少数民族起义等。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对清政府的打击更沉重。故洋务运动兴起之初，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镇压人民的反抗，因此，一开始洋务派就以购买洋枪洋炮和创办新式军事工业为主要任务，1861年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曾国藩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近代军事企业——安庆军械所。
此后，随着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中国进一步卷入了资本义市场，极大的冲击了原有的自然经济。列强又加紧了对中国武力侵略，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危机。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适应当时形势，在经济上，洋务派打着“求富”口号，创办民用企业。一面是为了“分洋商之利”，以保护利权和解决军事工业资金的困难;二是为军事工业提供所需金属原料和煤燃料，减少对外国依赖。如李鸿章创办的开平煤矿，其所产之煤，除供应各局之外，还投放市场，因质优，价格便宜，便很快打开了市场，逐渐取代了洋煤在天津的地位。
在军事上，除继续在各省设立兵工厂和扩大原有的军事工业之外，洋务派开始筹划海防，提出十年内建成几支海军的建议，并从英德购买船舰，积极组建训练海军，以增强海防;同时还编练区别湘淮军的新式陆军——练军，来加强国防力量，抵御外国侵略。
第三，从洋务运动内容看，其真实意图亦很明显。
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其封建性很浓厚。在所有制上多采取官办和官督商办的形式。就军事工业而言，资金来源于国库，经营的目的不是为了交换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武装军队，经营管理也是沿袭封建衙门的一套规章制度，它实际上是清政府封建官僚所控制的官营工业。至于洋务派创办的民用企业，不论其为官办，官商合办或官督商办，大都由封建官僚官方控制。
洋务派除了控制其企业外，对于刚刚产生的民族资本主义企业采取压制、打击，阻碍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是绝不允许会妨碍其统治的经济存在的。虽然洋务派选派留学生、进修生出国深造，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人才，但他们仅是为了培养洋务运动所必需的技术人才，他们不敢亦不愿从根本上废除科举制度，因为这是他们为官出仕，选拔统治阶级人才之途，也害怕新思想新事物对他们的统治产生冲击。最后，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更能突出其根本目的。
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指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纲常名教;所谓“西学”指西方文化，但主要指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中学为体”是强调中国的纲常名教作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根本;“西学为用”是主张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近代科学技术，效仿西方国家在教育、赋税、武器装备等方面一些具体措施，举办洋务新政，来挽救江河日下的清王朝。
这表明洋务大臣依然将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奉神明，不可能，亦不愿意接受近代西方民主制度，这一点，李鸿章在创办洋务企业之初说得很明白，“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总之，洋务派企图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简单嫁接在封建主义之“体”上，以达到维护封建专制统治之目的。当然这势必会产生先进生产力和落后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和对抗。封建主义的“体”不可能载起新生产力的“用”，这条道路肯定行不通，其根本目的不可能实现。甲午中日战争，中国的惨败，亦证明了这点，它表明了洋务运动的结束。
二、李鸿章对洋务运动的影响
从洋务运动的主要内容中可以看出，李鸿章的洋务活动大致有以下特点：以“练兵制器”为中心，民用为军事服务;以技术为中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不改变专制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官办为中心，从原料的采购、生产过程管理、产品分配等都基本上走官方路线，不是市场经济。总之，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实践的第一人，主要停留在“器物”的层面上，可以说近代化的万里长征才刚刚起步。
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国际上封建主义完全衰落，资本主义正在全球范围里逐步确立。李鸿章的洋务运动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引进了一些近代科学生产技术，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在洋务企业的吸引下，一部分官僚、地主和商人也开始投资于近代工业。因此，可以说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刺激、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对外国经济实力的扩张也起了一些抵制作用。在此意义上说，李鸿章不愧为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位杰出的实践者。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他对近代化的认识是极为有限的：在经济上他的洋务企业尽管诱导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但本身却带有浓厚的封建官僚性质;在政治上，洋务运动根本没有涉及到改革封建专制体制;在文化上，仍然顽固地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美妙无比，因此其近代化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对外国的学习还停留在浅层次上。这一点远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日本的杰出改革人物，如伊藤博文等，后者的改革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跻身资本主义强国，而李鸿章的洋务集三十年之功，却培养不起打败日本的力量，不能不说是改革的局限性所致。
有人说，如果没有甲午战争，李鸿章的洋务本来是可以先“器物”，再“制度”，逐步完成中国近代化的使命的。然而历史是不可能假设的，并且李鸿章作为封建官僚，当时没有也不可能具有这样长远的战略眼光。甲午战争是中国洋务运动和日本明治维新的试金石，结果中国惨败，日本大胜。中国战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清政府的腐朽堕落。日本大胜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政府的高效廉洁。因此，李鸿章作为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人，艰难地迈出了中国近代化历程的第一步，功不可没。但这一步踉踉跄跄，蹒跚而行，拖着清政府这台千疮百孔的机器前行，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其历史局限性也是应充分看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