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中说,“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蜀碧》,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了。”
关于张献忠的残暴,历史学家们已经搜集了足够多的证据。
不过,据说把张献忠杀人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数字会比当时全中国人数都还要多。
康熙时期的学者毛奇龄曾说,张献忠嗜杀,共杀人“六万万”。
毛奇龄的说法,直至1923年才成书的《清代通史》也加以沿用:“献忠性嗜杀……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
有点让人难以接受的是,中国的人口是到了道光时期才达到四万万的。张献忠从哪儿变戏法变出这么多人出来的呢?
那么,究竟张献忠杀了多少四川人呢?
据说,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顺政权,后决定放弃四川,打回陕西老家。张献忠临走之前,一把大火彻底烧毁成都,然后朝广汉退去。尾随而来的清军发现了一块高七尺,宽三尺,厚八寸的花岗石“圣崳碑”,上刻一排大字:“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物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落款为大顺二年(1645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张献忠七杀碑。
不过,这块碑是真是假,谁也说不清。
张献忠当然在四川杀了很多人,特别是读书人。
张献忠最讨厌的是这五种人:“一曰衙蠹,谓州县胥快皂也;二曰府蠹,谓投献王府武断乡曲也;三曰豪蠹,谓民间强悍者也;四曰宦蠹,谓缙绅家义男作威者也;五曰学蠹,谓生员之喜事害人者也。”他称之为五蠹。
也说是说,他最讨厌的是州县官府的办差的衙吏,王府里的官差,民间的土豪劣绅,官宦子弟官二代,以及读书人。
可能是他受过太大的刺激,所有规定:“凡王府宗支,不分顺逆,不分军民,是朱姓者,尽皆诛杀。”只要是姓朱的人,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格杀无论。
其实,张献忠入川后,一度得到当地旧明朝官员的热烈欢迎。“初,成都官吏见献忠将至,逃避不遑。继见献忠称王,分官任事,以为暴雨之后,云收雾散,将见太平。又闻献忠有勇有为,能任国事。于是一班官吏均出任事。”所以大家都前去投靠他,据说是“文臣武将,卖降恐后”。
张献忠还一度在四川举办科举,开科取士,打算让川人治川。他还特意规定:“未取童生不许躲闪;已中者不得宁家,未中者不得在乡居住。以为秀才在乡造言生事,并家眷尽驱入城中,十人一结,一家有事,连坐九家。”
不过,由于张献忠仍坚持没收与打粮的办法筹积军饷,侵害了广大士绅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再加上南明弘光朝的封官许愿,很多人开始反水,“成都百里外,耰锄白梃,皆与贼为难”。张献忠最后只能蜗居在成都城内。
后来,张献忠决定离川回陕,为一泄心头之恨,特意举办“特科”,召集各府州县生员五千多人,最后全部杀于大慈寺。
得罪了读书人,所以最后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记载汗牛充栋。
其实,四川的人口减少,是多种因素构成的。
一是天灾,当时瘟疫流行,顺治初年,瘟疫等灾害席卷大半个四川,川北苍溪、达县等地就是“大旱、大饥、大疫,人自相食,存者万分之一”。
再一个是虎祸。据记载,当时“有耕田行路,被老虎白昼吞食者,有乡居散处,被老虎夤夜入食者;及各州县,城垣倒塌,虎亦有径行阑食者”。康熙初年,由广元入蜀赴任的四川巡抚张德地,在川境内行数十里,就发现绝无炊烟。
二是人祸。这个人祸也不仅限于张献忠,而是还包括了旧明军、清军、吴三桂军等“共同努力”的结果肆虐之结果。张献忠死于1646年,此后清军用了近20年时间才最终平定各种抗清势力,平定四川。如果张献忠在1646年11月前就已将四川人杀光,清军也不可能耗费如此多的时间来平川。仅就从时间上来看,导致四川人口减少的最大原因,恐怕还是清军。
清初张烺在《烬余录》中记载,到顺治五年(1648年),“蜀民至是殆尽矣。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戮者三,死于姚黄之掳掠者二,因乱而自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矣”。也说是,当时四川人数的减少,张献忠要负十分之三的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张烺写《烬余录》一书,主要目的是要把书是献给康熙皇帝看的,所以对张献忠的残暴一定做了更多的夸大。
如此算来,张献忠在四川杀人不会超过60万,而清军造成的损失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由于人员大幅度减少,才导致后来轰轰烈烈的“湖广填四川”运动。
问题在于,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苦的总是老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