疲夏削宋：金国自取灭亡之道
嘉定元年(1208年)金章宗死后，卫绍王完颜永济即位，金国开始逐渐处于下风。嘉定四年(1211年)，金军主力盲目出击寻找蒙军主力决战，结果接连在野狐岭、会河堡两次会战中败北，主力野战部队损失惨重，一时之间两河地区兵力空虚，局势危如累卵。
为避蒙军锋芒，嘉定七年(1214年)七月金国举朝南迁，将两河、山东地区拱手让给了蒙古人。但事实上，当时蒙古人还不具备很强的攻城能力，金国还是可以把剩余兵力重点布防在几个最重要的城市，也可以有效防止蒙古人深入金境抄略，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之后，金国还是有能力做到稳固防守。但是放弃之后，不仅北逃的后路被切断，而且丢失数百里战略回旋空间，反而不利于金国的生存。
但即使如此，倘若稳固经营关河(潼关—黄河)防线，也不失为持平之策。南迁之后，金国大量增兵固守关河，蒙军反而对此束手无策。眼见无法取得任何进展，嘉定十年(1217年)，成吉思汗不得不留下木华黎经略汉地，自己则率领主力西征掠夺财富。
虽然金国顶住了蒙古的攻势，但此时轻易放弃两河、山东的另一严重后果也开始显现出来：仅凭河南一地产出的粮食根本无法供养30万军队，金国陷入了严重缺粮的境地。
在这种情况下，金国主战派想到了“取偿于宋”。之所以这么想是因为金国主战派盲目自信。当金廷议论迁都之事时，直学士孙大鼎就说：“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但他们忽视了一个明显的事实：金国已经今非昔比，恐怕难以与宋抗衡。在这一点上，金国的主战派并没有清醒的认识。
相对而言，主和派官员则要清醒的多。嘉定十年(1217年)金廷议论南伐之事时，右司谏许古就指出宋人“且知北兵方强，将视我为屏蔽，虽时跳梁，计必不敢深入”， 所以金国可以放心地全力对付蒙古。而且在对宋开战后，升任平章政事的他也上书劝止攻宋以免使金国徒耗实力、腹背受敌。
但金宣宗完颜珣与丞相术虎高琪等人一心主战，并极力打压主和派官员。最后，金国以“岁币不至”为理由发动南侵，共计二十多万军队在两淮、京湖、四川三个方向对南宋发动了攻击。
但这个所谓的理由是根本不成立的。早在嘉定八年(1215年)金国就派王世安潜入淮南进行颠覆活动，意图谋取楚州。此时他们就已经有了南侵的企图，即使两年后南宋恢复岁币，他们也可以找另一个理由发动南侵。另外，《金史·食货志》明确记载金国南侵是因为“贪其淮南之储”。
殊不知，南宋方面也有自己的难处。金国南迁之后，就有史弥远、乔行简等人支持恢复中断数年的岁币，“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但此言论一出即遭到群臣反对，认为这是“召侮之端，致寇之本”，更有太学生痛斥这是卖国行为，要求将乔行简等人处斩，一时之间史弥远也没有办法。
如果金国能象征性减免部分岁币，史弥远就可以以此为理由强行通过廷议，但无奈金国没有给史弥远说话的机会，更严重的是，金国南侵打破了宋廷以金为屏障的幻想，相关的争论也停止下来。这时，南宋为了自己的存亡，不仅对入侵金军进行了坚决的抵抗，而且不断寻找机会深入河南抄略以迫使金军退兵。另外，为了减轻国防压力，南宋还公开招纳有实力的山东忠义军，同时与西夏会师夹击秦、巩。
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七年。金国不仅未能达到“取偿于宋”的目的，反而损失惨重：四川方向，在对蒙作战中有着出色战绩的名将完颜阿邻战死蜀口;京湖方向，猛将黄掴阿鲁答被俘;而在两淮战区，时全更是“一军全没”。正如《金史》所言：“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国家精锐几近丧”，“枢府武骑尽于南”。虽然宋廷此时还保持着清醒，并没有对金国落井下石，但宋金联合的可能性已经不复存在。
另外，此前蒙古进攻西夏时，西夏也曾向金国求救，但金国却趁火打劫，以致后来入侵南宋时，西夏坚定地站在了南宋一边。可以说， 金国君臣亲手葬送了抗蒙的大好形势。正如《金史·宣宗纪》所言：“南开宋衅，西启夏侮，兵力既分，功不补患”，金国的处境愈加被动起来。
若即若离的宋蒙关系
嘉定四年(1211年)，余嵘奉命出使金国。此时恰逢蒙古攻金，他碰到了从前线逃回的金国溃军，便想去前线查看交战情况并趁机与蒙古取得联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图被金人察觉，最终无功而返。回国之后，余嵘向宋宁宗上奏：“今鞑靼坚锐，即女真崛起之初，而金人沮丧销耍，有旧辽灭亡之势”，并建议乘此时“深诏大臣，讲求所以备边自治者”以应对时局变化。
嘉定七年(1214年)真德秀出使金国后指出金国的灭亡之兆“大抵可见”，然而“习安者易制，崛起者难驯”，蒙古才是未来的心头大患，因此当务之急仍是“内固边防，外精间谍”，密切注意局势的发展。
就在同一年，金国南迁后，权工部侍郎徐应龙也不无担忧地说：“金人穷而南奔，将溢出而蹈吾之境。金亡，更生新敌，尤为可虑。”
也就是说，早在“联蒙灭金”二十年之前就已经有人意识到蒙古的危害，虽然宋廷上下苟安不思进取，但在对蒙古的态度上还是很谨慎的，都能意识到这可能会是“宣和旧事”的重演。
此时，宋廷对蒙古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冷漠的。嘉定六年(1213年)冬蒙军攻击济南时曾向南宋派出使者请求南宋出兵，但使者到达濠州时被南宋边防军驱赶，后被金人所获。
金朝在与西夏友好关系破裂、蒙古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向蒙古派出使者，请求议和。但金宣宗在议和之后,却又南逃汴京。成吉思汗认为金朝议和缺乏诚意，再次派兵南下，兵锋直抵河南。在西夏骚扰、蒙古进攻的外部打击下，金朝内部也不平静，东北有耶律留哥叛变和蒲鲜万奴建立的东夏国，东有红袄军的不断进攻等，金朝已经面临三面被困之势，唯有南边的宋朝还能保持互不侵犯。
在蒙古与金朝和约撕毁之后，金朝的唯一出路是考虑巩固原有与南宋关系，建立一种具有实质意义的军事联盟,以对抗共同的敌人蒙古。但金人对南宋不屑一顾，借南宋拒绝输纳岁币之机，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最终将宋朝推向敌人一边，造成四面受敌之势。专擅朝政的术虎高琪认为，金朝迁都汴京后，金朝所能控制的地盘非常之小，于是主张南攻宋朝，其他一些大臣也有此意，“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
在这种朝议背景下，金宣宗以南宋不输纳岁币为由，于兴定元年(1217年)四月正式发动对南宋的战争。金宣宗攻宋，其目的有二，一是夺取南宋淮南之地，作为北方被蒙古攻取的土地的补偿;二是河南一路难以应付包括战争费用在内的各种物资需求，金朝财政已经十分窘迫，他们希望通过对宋战争，掠取财物，解决财政危机。
战争的形势并不如金人估计的那么乐观。最初，金人虽然占领了南宋淮南的一些州县，但很快被宋人收复，随后，宋金边境陷入长期的拉锯战中。金兵在攻宋战争中没有占到便宜，试图夺取淮南以为缓冲之地的计划落空了。对此，金朝内部也有人洞察到了，”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既得淮南之后“认为金人夺取淮南以后，宋人必会拼死相争，金人将陷入无休止的宋金战争之中，若是不能夺取淮南之地，害处将会更大。因此极力反对攻打南宋。
但这样的声音在金朝朝廷之上毕竟微弱，战争如期进行。金朝不但没有夺取淮南之地，倒是丧失了许多有生力量，金宣宗发动攻宋战争后，曾多次失败，金人丧失兵马难以统计，“士马折耗,十不一存”。付出如此巨大的兵马损失，却并未能夺取淮南之地，也没能迫使南宋朝廷重新交纳岁币，反而损耗了淮北原有物资，增加了战争负担，使金朝在对蒙战争中更加处于下风。
在金国发动对宋战争之后，宋廷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再次与蒙古展开交往，以期减少自己承受的军事压力。嘉定十一年(1218年)，蒙古再次遣使与南宋接触，宋宁宗亦表达了与蒙古进一步接触的意愿。
嘉定十三年(1220年)，淮东制置使贾涉奉朝廷命令遣赵珙出使蒙古，并受到木华黎的热情款待。同年，宋廷还派遣苟梦玉出使，并见到了成吉思汗。嘉定十六年(1223年)，苟梦玉再次被派遣出使。可以说，这一阶段宋蒙之间的联系比较频繁，两国关系不断升温。虽然有什么外交成果我们不得而知，但两人带回了大量关于蒙古的信息，对宋廷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考。
但嘉定十七年(1224年)新即位的金哀宗完颜守绪下令停止对宋战争后，蒙古对于南宋而言已经失去了制约金国的实际价值，宋蒙关系迅速降温。恰逢此时金哀宗有意与南宋联防武休，以防备蒙古绕道攻击金国后方，无奈金国当权大臣认为此事有失颜面而力加阻挠，而南宋方面也不甚热心，最后此事未能成行。
不过事情很快出现了转机。宝元三年(1227年)，蒙军悍然进攻南宋川陕战区，由于四川制置使郑损擅自做出了弃守关外五州(阶州、成州、凤州、西和州、天水军)的错误决定，致使自吴玠时代以来南宋经营百余年的“三关五州”防御体系彻底瓦解。这就是著名的“丁亥之变”。
此后，南宋对蒙古愈加冷落，朝内再无和蒙之议，甚至还与金国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其中，湖南转运使赵汝譡与之前被俘的黄掴阿鲁答在潭州商议联合抗蒙之策，两淮战区的赵范、赵葵亦与金国将领完颜合达、移剌蒲阿约定共同防御蒙古。
由于没有宋的支持，蒙古对金作战依然没有取得进展，陷入了“入关不能，渡河不可”的尴尬境地，无计可施的蒙古人只好另想他法。宝元三年(1227年)成吉思汗病逝的时候曾经留下遗言：“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
但成吉思汗的想法过于简单了，南宋方面早就识破了蒙古的企图。所以，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派遣李邦瑞使宋的时候，宋廷直接选择了拒绝其入境。由此可见，南宋的外交还是很务实的，与蒙古交往也不过是互相利用的权宜之计，其最终目的还是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假道攻金”的意外成功
绍定三年(1230年)，蒙古的攻势严重受挫，在攻打庆阳、卫州、潼关等诸战役中接连败北，“假道灭金”再一次被提上日程。绍定四年(1231年)，蒙军攻克凤翔后，窝阔台召集蒙古诸王大臣商议灭金。最终通过如下决议：拖雷率右路军自凤翔过宝鸡，渡渭水，迂回四川后沿汉水之下，进入河南，从背后攻击金军，而窝阔台率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斡晨那颜率西路军由济南西下。
当然，蒙古一开始还是希望南宋能够主动借路，绍定四年(1231年)蒙古再次派李邦瑞使宋，虽然这次南宋接纳了李邦瑞，但其借路请求遭到南宋拒绝。
或许，这时候拖雷就该意识到自己处境之危险了。其实，窝阔台的本意就是想借宋、金之手除掉拖雷，所以“借路”决议一出，窝阔台便将此计划公诸于众，很快金国就得到了消息，有了足够的时间进行准备。
另外，虽说金国之前所作所为实属自绝于宋，但宋廷却并没有激于义愤，反而想帮金国守好后门，以期延缓金国的灭亡。不得已的拖雷只能诉诸武力强行叩关了。
绍定三年(1230年)蒙军进攻凤州后，利州路安抚使兼知兴元府郭正孙就根据蒙军游骑动向推断出蒙军必将由东道入宋境，但桂如渊却接受了蒙军“必自西入宋境”的错误意见。这似乎已经注定悲剧即将酿成。
绍定四年(1231年)四月，蒙军果然从东道入境，一时之间宋军来不及重新部署，只能眼睁睁看着蒙军入境。更为恶劣的是，桂如渊此时忘记了自己的责任，不仅没有组织有效抵抗，反而逃到合州躲了起来。后来局势恶化，又主动为“借路”蒙军提供粮草和向导，蒙军顺利的通过了四川。
在这种情况下，宋廷又急令京湖制置使陈赅领兵增援四川。但陈赅并没把此事放在心上，以为只是蒙古游骑前来骚扰，只派了三千人前往金州。很快，蒙军击败金州宋军，迅速沿汉水直下京西南路。此时陈赅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急调孟珙前去拦截，但为时已晚，逃过孟珙追击的蒙军顺利进入金国境内。
但这只是过了第一关，很快，疲惫不堪的蒙军就发现等待他们的竟然是以逸待劳的15万金军。原来，窝阔台也没有按原计划进攻潼关、牵制金军，而是按兵不动长达四个月之久，使得金军在得到蒙古“借路”的消息后，立刻调重兵南下布防。
很快，4万蒙军被15万金军团团包围，在金军的持续打击下，蒙军处境愈发艰难。但由于主帅完颜合达、副帅移剌蒲阿之间相互掣肘，金军数次贻误战机，最终让拖雷等来了一场救命的大雪。这场大雪下了三天三夜，金军自进入中原以来还从未遇到如此寒冷的天气，以致“僵冻无人色，几不能成军”，而蒙古人常年生活在塞北，比较适应这种天气，拖雷于是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出击，在三峰山之战中大败金军。
窝阔台得知三峰山大捷的消息后非常震惊，与拖雷会师后不仅没有继续发动攻势，反而在局势非常有利的情况下率领大部分军队北返，并在归途中毒死了拖雷。但即使这样，金国赖以生存的关河防线已经残破，精锐部队遭到毁灭性打击，已经离亡国不远了。
“联蒙灭金”决策的最终形成
对南宋而言，此时的金国已经没有作为屏障的价值了。就在这时，联蒙灭金开始成为主流观点。按照《宋史·理宗纪》以及《宋季三朝政要》的记载，绍定五年(1232年)十一月蒙军再次进攻金国的时候，南宋也出兵相助一起围攻开封，但具体情况语焉不详。最后开封城破，金哀宗被迫逃往蔡州。
但气息奄奄的金国并没有放弃。之前完颜仲德提出过“进取兴元，经略巴蜀”的建议，只是当时金哀宗被蒙军一路追杀无暇顾及。待逃到蔡州后，金哀宗便有意实施此计划，并以蜡丸密令粘哥完展“集大军与上会与饶凤关，出宋不意取兴元”。另外，从三峰山逃脱的武仙亦收拢溃军十万人，意图西进以迎金帝入川。
但此时南宋不会再给金国任何机会了。朝廷得到边报之后，孟珙奉命主动出击，先迫降了邓州、申州，后又大败武仙于马镫山，“降其众七万”，八月十三日攻克唐州，彻底切断了金哀宗西逃之路。
眼见形势不妙，金哀宗又派遣阿虎带以“唇亡齿寒”的道理说服南宋不出兵，可惜为时已晚，此时的金国已经不具备作为“唇”的实力了。不过，史弥远也很犹豫是否要跟金国“连和”，以致廷议未决。
于是，史弥远之侄、京湖制置使史嵩之问计于孟珙，孟珙说了如下一番话：“倘国家事力有余，则兵粮可勿与。其次当权以济事。不然，金灭，(蒙古)无厌，将及我矣。”这也就是说，南宋尚不具备坐观成败的实力，不如趁机“和蒙”，尽量拖延必将到来的宋蒙大决战，使南宋获得足够的准备时间。另外，这样也可以趁机抢得一些地盘以增加战略纵深，并向蒙古人展示自己的实力，使之不敢轻视自己。而且，无论南宋出不出兵，金国都灭亡在即，因此此次出兵的重点不是灭金而是“和蒙”，这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南宋唯一正确的选择。
孟珙这番话打动了史嵩之。之后，史嵩之又说服史弥远做出联蒙灭金的决定。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嵩之最终下达了出兵的命令，孟珙、江海率忠义军2万运粮30万石北上，抵达蔡州城下与蒙军会师。
南宋出兵助粮，固然有“执仇耻”的目的，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和蒙”，这是符合南宋利益的正确之举，是南宋唯一正确的抉择。
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破了金国最后的据点蔡州城，金哀宗完颜守绪匆忙传位后自缢身亡，金末帝完颜承麟亦在乱军中被杀死，金国灭亡。由于宋军表现突出，最后分得了大部分战利品，其中就包括完颜守绪的尸体。
后续
在灭亡金国的过程中，南宋收复了寿、泗、宿、毫四州及涟水一军，加上消灭李全所得之海州，共五州、一军、二十县之地，两淮全境收复。京西又得唐、邓、息三州十一县，京东得邳州二县。从这一点来看，南宋在“联蒙灭金”这一事件中还可以算是受益者。
当年四月孟珙归来，受到英雄般的礼遇。之后，宋廷以完颜守绪的尸体在临安祭祖，并以俘获的金国宰相张天纲等人行献俘礼，以报靖康之耻。不管怎么说，靖康之耻终于得以洗雪，南宋朝野被压抑了百余年的精神总算为之一振。或许这也是对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最好回答。
影响
在蒙古铁骑南下，内部叛乱频仍的危急形势下，金朝朝廷上下没有依靠和笼络周边政权，尤其是南宋来稳定后方，没有抓住有可能消除内乱，进而积极备战，抵挡蒙古大军的南下的有利情形。而选择不顾南宋朝廷当时在对金朝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为了岁币之事而攻击南宋，将可能的盟友推到对方，自己亲手造成四面受敌的困境。蒙古势力强大，南宋不得已而为之。
金朝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被蒙古消灭已是迟早的事，毕竟当时的金朝已经丧失了东北、山东等地，西夏的同盟关系也已破坏，实际控制区域只有河南一地的数个州府。蒙古政权也是看得非常清楚的，因而将主力调离准备西征，仅以偏师以骚扰金朝。对蒙古来说，消灭金朝，只是早晚的事，且根本不需要与南宋建立军事同盟。而南宋在强大的蒙古面前，并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的余地，南宋所能做的，只是守住自己的淮南之地，不使金朝势力南下。名义上的同盟关系，只是为了让蒙古在灭了金朝之后，稍微停顿一下南下的步伐，让南宋可以多苟延些时日。“端平入洛”事件就证明了南宋所能做的也就这些，一旦希望有所动作，则必然遭致蒙古的打击。
对南宋来说，与蒙古结盟并非多么高明的举动，只不过是送走一只暮年的狼，却迎来一只壮年的虎罢了。但在当时的情势下，朝廷上下报仇心切，而金朝也不能调整政策，自己打破与南宋的和平关系，再加上蒙古势力确实强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宋所能做的，也就是与蒙古结盟消灭金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