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明代白银很感兴趣的小伙伴们，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明代的一万两白银价值有多少钱，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明代在某些方面是一个非常“怪异”的王朝。譬如说那些爱好奇特的皇帝;再譬如说官员的俸禄，那可是低到连购买生活所需品都要思虑上半天的一个时代。这还不说，明代给官员的俸禄支付方式上，可不仅仅是钱米，还有丝绵等实物。
以海瑞为例，海瑞是明代官员中完全以俸禄生活的官员，没有任何灰色收入，菜都是自己种。以至于海瑞在给母亲过生日的时候，买了二斤猪肉庆生，都成为大明官场上的头条。
海瑞任淳安知县时，是正七品。吴思在《隐蔽的秩序》里说：“七品知县，每年的名义工资是90石大米，合月薪1840元人民币。”
折扣兑换之后就成了“明代的县太爷实际领到的薪俸，其实际价值不过1130元人民币。”打折近四成。按照当时的米家折算成银子海瑞一年的工资也就45两。而掌管一省钱粮的布政使，大抵于现代的一个省长。其俸禄一年是576石米，折合银子也就是288两。可见官员收入的“拮据”。
其实除了海瑞也没有几个官员会真的“拮据”到那样，他们另有自己的掘财之道。官场潜规则始终存在，只是花样不同罢了。
但是，丝绵折算银两却都是一样的。因为大明不是一个产银的大国，没有足够支撑国家运转的储备银。缺乏银两不仅仅显现在官场上，还有市场，那就是严禁流通。
银子的流通是在明代中后期。太祖在立国之初发行的是大明宝钞，但是大明宝钞在使用中出现了通货膨胀，导致社会动荡，到了正德年间只得废止。
随着“隆庆开关”，大明代的银子逐渐增加。汉学家魏斐徳说“17世纪的前三十年里，每年流入中国的白银总量约为25万公斤—26.5万公斤”。
按照魏斐徳的数据和明代的衡制进行换算，从海外每年流入大明的银子在340万两—360万两(网上流传的一个数据是：从1567年到1644年，77年间，通过海外贸易流入明代的白银总数大约为3.53 亿两，相当于当时全世界白银总量的三分之一。)。
《万历会计录》中说：万历年间国家总支出1854万两白银，其中官员的俸禄占了0.63%。也就是11.7万两银子。
太祖时期的官员不到三万人，到了万历却有八万之多。也就说万历年间一个官员平均俸禄只有14.6两银子。
吴思在《隐蔽的秩序》里面说：正德元年(1506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白银不足二百万两。从1522年到1532年，太仓平均每年白银收入恰好也是二百万两。
《万历会计录》里说：万历年间中央财政收入达到了1810万两，但是财政支出却达到了1854万两。财政收入增加的原因无非就是隆庆开关后的贸易增加，这也是前面我们所说的大量白银涌入大明王朝。
银子总数看着是增加了，但开销也大了。最后一算，反而亏了。于是很多人就说大明王朝是真正的国弱民富。现实真的如此吗?
同样以海瑞为例。这位被黄仁宇成为“古怪的模范官僚”的海瑞，在他的治下更能准确的反应当时的社会情况。
“如果把海瑞上任后征收的银两作为正当标准的边界，从每年征收的12950两银子，只有925两是应该的，其余12025两都属于不义之财，不义的份额占到了93%，正当的份额不过7%，实际征收额竟然是正当征收额的14倍”。这多余的一万多两银子去了哪儿了呢?
显然这钱进入了官场。想想一个小小的县就有额外的征收一万多两。明代有1427个县，也就是说有1700多万两银子成为了明代“灰帮”的收入。这是看得见的1700万两的民间压榨。
更何况官商勾结下的民间的高利贷和土地兼并使得贫富差距拉大，老百姓并没有多少钱。即便是万历年间贸易好了，但真正受益的还是官场之蠹。看看被列入历史富豪榜的刘瑾就了解官员的贪蠹的数量之巨。
再从淳安县多征收的一万两银子来看，它等于淳安县全县11年的征收，也等于一个省级官员35年的合法收入。如果按照米价兑换银两的惯用算法来看。
“明代一般是一两银子两石米，明代的一石大约等于现在1.073石，即107公升，加工好后大约160斤，明代的一斤为590克，一石为白米为94.4公斤”。按照米价3元计算，一两银子在500元左右，那么一万两银子那就是500万元上下，其在国内目前也算是富裕水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