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作品
斯美塔那是忠实的李斯特乐迷，他的音乐作品大都具有一定的内涵。即使是室内乐作品，也都尽量避免抽象的概念。比如那首感人至深的钢琴三重奏，就是为了纪念他死去的女儿贝德里斯卡(Bedriska)而创作的，还有自传体性质的第一弦乐四重奏“我的生活”等。作为歌剧作曲家，他摆脱了法国正歌剧的束缚，而成为现代主义者。尽管他非常钦佩瓦格纳，但同时代人对瓦格纳音乐的指责基本上来自一些特别尖刻的旁观者。斯美塔那在卓越的 剧作家Eli·kaKrásnohorská的帮助下，克服了在为捷克文剧本配乐时最初遇到的困难。这位非凡的女性才华横溢，她帮助讲德语的捷克作曲家们分析了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指导他们掌握捷克文正确的合乎规范的重音规则。
或许围绕在斯美塔那周围最令人迷惑的，还有这样一种概念：他所缔造的民族特色基本上得益于民间歌曲。他很高兴使用通俗的舞蹈节奏，比如他最喜爱的波尔卡舞曲，但他明显地不喜欢直接引用民间歌曲。政治家Rieger曾指出，民歌旋律是喜歌剧最可靠的基础，斯美塔那对此提出了反驳，他认为这样的形式只会威胁到音乐的真实性。相反，他所创立的音乐风格，在我们现在看来，是包含了韦伯、贝里尼和莫扎特等诸多渊源综合而成的捷克音乐。而与前辈有所区别的是，斯美塔那不是简单的模仿者。具有鲜明个性的音乐旋律和节奏型，还带有强烈的戏剧性，这正是现代观众所认可的捷克音乐的风格特征。
早期影响
斯美塔那1824年出生在一个比较殷实的家庭中，他的父亲是利托米什尔(Litomy?l)的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伯爵的酿酒师。父母亲对儿子首先表现在小提琴演奏，然后是钢琴演奏方面的音乐天赋十分赞赏，他们积极鼓励他有所发展。斯美塔那也分享了父母亲对舞蹈的热爱，尽管他十几岁时曾为此虚度过一段时间。童年时代给斯美塔那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对大自然风光的鉴赏，比如因家庭在1831年移居南方所见到的波希米亚的南方景致。大自然所呈现的神奇力量不仅体现在斯美塔那后来创作的、用精湛的音乐技巧来反映波希米亚历史和神话的交响诗系列《我的祖国》(Mávlast)中，还表现在歌剧《利布舍》(Libu?e)和《吻》(TheKiss)之中。
捷克农村当时的音乐教育缺乏系统性，差不多还在沿用18世纪的教育方式。但对接受教育的斯美塔那来说，这些已经足够了。作为十几岁的孩子，他在波希米亚几个城镇所接受的正规教育是相当随意的。15岁时，他带着父母亲的祝福去了布拉格。尽管当时的布拉格远没有像19世纪后半叶那样成为活跃的文化中心，但它已经是众多巡演艺术大师重要的演出目的地。斯美塔那在这里遇到了他的主要偶像、李斯特的音乐。大都市的魅力太具有诱惑性了，使得斯美塔那常常为此而逃课。
斯美塔那在比尔森(Pilsen)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三年时光，他完成了正规教育，于1843年动身前往布拉格，决心开始自己钢琴家的职业生涯。当时他的父母亲无法给予他财政上的支持，父亲自己事业的拓展也需要金钱，斯美塔那只得寻找工作。在他到达布拉格不久，他就在图恩伯爵家中找到了教授多人弹奏钢琴的职位。这样的工作尽管远没有达到富裕的程度，但相对稳定的生活保证就意味着他有时间学习作曲。
在此后的二十年中，斯美塔那差不多都是在为生存而奋斗，直到李斯特、柏辽兹和舒曼夫妇访问布拉格，才使他的生活发生了变化。虽然斯美塔那的作品并没有给克拉拉留下深刻印象，但她看到了斯美塔那试图创立自己的钢琴演奏学派的志向以及他作为职业演奏家，却不幸地少有机会四处巡演的窘况。对他来说，想要成为作曲家也是相当困难的。1848年，斯美塔那请求李斯特帮助他寻找一位出版商，出版他的作品第一号，《SixMorceauxCaractéristiques》。李斯特接受了斯美塔那好几部作品的题献，他答应帮助找一位出版商，但却只字未提钱的问题。对斯美塔那来说，他所面临的最主要难题是，19世纪40和50年代的布拉格，除了一座音乐学院和一座管风琴学校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机构能够使他利用自己的聪颖才智维持足够富足的音乐生活。
当时的政局也处于令人感到压抑的停滞时期。作为1848年革命的热情支持者，斯美塔那历经了50年代捷克人民争取从奥地利帝国的压制下获得解放所遭受的种种挫折。1849年，斯美塔那与KaterinaKolarova结婚，女儿们接连来到世上，家庭生活给了他许多慰藉，但显然呆在家里是没有前途的。在1854年和1855年间，斯美塔那的孩子中有三个女儿相继去世，其中的贝德里斯卡已经显现出音乐天赋。孩子的去世令斯美塔那十分沮丧，也使他幡然醒悟。于是在1856年，他也像许多18世纪的捷克音乐前辈一样，决定去国外碰碰运气，他在瑞典的哥德堡定居下来。他在此地历经五年时间，获得了指挥管弦乐队和作曲的宝贵经验。
甜美的家
对斯美塔那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时刻出现在1862年，专门用来演出捷克歌剧与戏剧的临时剧院(TheProvisionalTheatre)开张了。他在1861年急匆匆地从瑞典回来，马上全身心地投入到布拉格的音乐生活中。虽然他没能成为剧院的第一位音乐总监，但他在1863年担任了Hlahol合唱协会的指挥，还在报纸上就剧院低俗的演出水准发表了非常尖刻的批评，以发泄自己的不满。斯美塔那在1866年等来了他的大好时机。当时的剧院急需一部捷克歌剧的新作品，斯美塔那的第一部歌剧《在波希米亚的勃兰登堡人》(TheBrandenburgersinBohemia)在新作品比赛中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作曲家的指挥下，这部作品的首演取得了巨大成功。由此也开启了作曲家的黄金时代，而且这迈出的第一步非常坚实。斯美塔那最受欢迎的作品《被出卖的新嫁娘》(TheBarteredBride)也在1866年首演，但当时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后来经过一定的修改，包括加上了三段舞曲，这部作品才开始赢得声誉。
1866年秋天，斯美塔那成为歌剧院的音乐总监。在接下来的18年间，他创作了一系列被称作是捷克经典作品的歌剧，比如：最引人入胜的《达利波》(Dalibor,1867年)、为民族剧院最终开业而上演的《利布舍》(Libu?e,1872年)，以及从精炼诡辩的《两个寡妇》(TheTwoWidows,1874年)到特别抒情的《吻》(TheKiss,1876年)等多部喜歌剧作品。尽管从表面上看起来，斯美塔那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他也时常受到来自政治家和专业对手的攻击，比如那位剧院的前任音乐总监。当然，他也得到了包括德沃夏克在内的剧院乐团众多音乐家们的热情支持。只是当他遭受疾病侵袭之时，他的演出也就无法挽回了。
1874年，斯美塔那因梅毒而导致快速地完全失聪。他不得不结束了他的指挥生涯，但他仍坚持作曲。他的个人遭遇也在《我的祖国》中反映民族解放斗争的三首交响诗中有所体现，这三首作品分别是在1874年秋开始创作的《维舍拉德》(Vysehrad)、《塔波尔》(Tabor)和《布兰尼克》(Blanik)。他还继续创作了三部歌剧：《吻》、《秘密》(TheSecret,1878年)和《鬼墙》(TheDevil’sWall,1882年)。这位悲剧性人物越来越受到可怕疾病的困扰，逐渐地他的创作也无法进行了，他于1884年去世。尽管斯美塔那受到民众的敬仰，但当局并没有重视他，《鬼墙》首演的失败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好在子孙后代改正了这些错误，斯美塔那作为捷克民族音乐奠基人的盛名得到了确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