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日的徂徕山峰峦叠翠,钟灵毓秀。山丘西南麓有竹溪汩汩西流,潺潺依旧。
近一千年前,徂徕先生石介躬耕于此,他结庐授徒,崇儒兴学,慕名而来者络绎不绝,徂徕文教为之兴盛。
石介汲汲救世,却因刚介激越的性情而寂寞孤苦,不仅遭政敌构陷英年早逝,更险受斫棺验尸之祸。理学兴起后,他刚介的品格及对儒学的弘扬,愈发受到理学家的推崇和赞誉。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以此概括石介一生际遇,也是恰当公允的。
君子固穷,穷且益坚,
不坠青云之志
清贫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砥砺心性,也会消磨意志。清贫究竟会带来什么?这往往由清贫之人精神意志的强弱来决定。
石介的早年生活,便时常和清贫为伍,这也和他日后“刚介激越”性格的养成息息相关。
石介生于徂徕山麓的乡间大户人家,石氏数代耕读相传,“世为农家,皆以农名,豪于乡里”。至其父石丙时,宗族人丁已滋繁到16院50余口,家族田产越来越难堪重负。在风调雨顺的康阜之年,石家耕锄树桑,尚且仅可免于冻馁。如遇水旱虫灾,宗族衣食都成了难题,石丙往往要举外债来度荒。更兼族内众口难调,矛盾复杂,家族上下笼罩着老朽衰败的沉沉暮气。
生活于其间的石介,不可能彻底摆脱家族特有环境的熏染。多年后,他在与友人的书信里,仍多次提及那段“哭穷叫贫”的艰苦岁月:他被迫泣别庭闱,远来田园,学老圃老农事。后来在书院求学时,石介依旧保持着清苦作风,以道德自励,靠精神力量来维系求学热忱。同窗皆称誉其“固穷苦学,世无比者”。
据宋人记载,石介求学时,每日仅靠粗糙食物维持。书舍内一名古道热肠的府官王咨,借着会客的机会赠给石介丰盛的餐食。可石介却谢而不受,原貌奉还,对王咨致意说:“喜爱香甜松脆美味,这是人的常情,我也是非常钟爱的。但人往往是早晨享受了盛馔,傍晚就讨厌再进食粗粝。所以仅因一餐的美食而不能甘于穷苦,那明天将何以满足口腹之欲呢?所以我实在不敢接受您的馈赠。”一番不同流俗的独到见解,让王咨对这位落魄书生暗生敬意,另眼相待。
随着学识的日精月进,石介刚介耿直的性格更为张扬。他曾对人表露自己好发议论的心迹:“时无不可为,为之无不至。不在其位,则行其言,吾言用,功利施于天下,不必出乎己,吾言不用,虽获祸咎,至死而不悟。”石介相信,自己虽不处其位,但若只言片语能兴利除弊,即使己身获罪也决不言悔。
这是“虽在畎亩,心怀天下忧”的士大夫精神,更是石介的可贵可爱之处,却也是他以后遭谗罹祸的缘由所在。
应天受教,河朔游历,
弘道自在吾心
23岁的青年石介,听说“偶像”范仲淹正掌教应天府书院,便负箧而往。
应天知府晏殊,正在整顿府学,广选贤能,兴儒育才。青年士子“偶像”范仲淹,此时正因母丧去官,寓居南京(即应天府),晏殊闻其贤名,便召寘府学。
范仲淹受任后,勤劳恭谨,凡事皆以兴学为要。他常夜宿于学舍,以便训诫学子。至夜课时分,他明察暗访,若有提前入寝之人,则当面责以道义。由是四方从学者辐凑,石介便是闻名而来者之一。
求教范氏,浅者止闻其学识,深者更沐其道德。石介素来敬重范氏的道德文章,执弟子礼虚心真诚求教,学问也大有长进。后来范氏出任参知政事,力推“庆历新政”,石介不惜触怒权贵,也要倾力为其鼓呼。
在求学的间隙,石介远游河朔魏地,缅怀宋初倡导古文运动的先驱者——柳开。
柳开在宋初是个褒贬不一充满争议的人物。他以弘道复古自居,却张扬狂傲,尝言“师孔子而友孟轲,齐扬雄而肩韩愈”,大言不惭名噪一时。相传他任性气盛,曾在科考之际,突发奇想用独轮车装载所写千卷文章招摇过市,意图用车载斗量的才学征服考官。结果当年状元郎,却是仅从袖中取出一篇文章的张景。因此留下了“柳开千轴,不如张景一书”的笑谈。
对于这样的“怪诞奇人”,石介却怀着虔诚的朝圣之心来祭拜。石介在诗文中,甚至把柳开拔高到超越两汉史学大家司马迁、班固,比肩隋唐儒学宗师王通、韩愈的地位。这样的吹捧渗透着石介的良苦用心,不仅是自己对柳开复古思想的认同,也是对未来自己的豪迈期许。
河朔游历后的第二年(公元1030年),石介参加礼部省试和崇政殿仁宗殿试。他和田况、欧阳修、蔡襄和马永伯等人同举进士及第,石介得授郓州观察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
锋芒初露,兴学重教,
仕途屡栽跟头
郓州任上,石介结识了声气相投的学者士建中。两人都提倡古文复兴,反对华靡文风,所以互相支援引荐。石介入京任职后,便多次举荐士建中。
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石介的郓州观察推官任满,被调往南京任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但也于此时,石介狂傲狷介的气质开始逐渐显露。当时仁宗废郭皇后宠幸尚美人,引起朝臣的议论。石介“芝麻绿豆”的小小推官,竟也搀和进来。他不顾忌可能的政治风险,毅然上书指斥人君失德:
“……正月以来,闻既废郭后,宠幸尚美人,宫廷传言,道路流布,或说圣人好近女色,渐有失德。自七、八月来,所闻又甚,或言倡优曰戏上前,妇人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
“好近女色,渐有失德”、“朋淫宫内,饮乐无时节,钟鼓连尽夜”,丝毫不留情面的切直之语,好似凛寒的锐利霜刀,戳中了帝王的禁脔。仁宗在舆论压力下,被迫处置了尚美人,但内心极为不悦。
同年,屡试不第却满腹经纶的孙复自汴京来访。石介与他一见如故,勉励其“筑室泰山徂徕间”,聚徒讲学,复兴儒道。
第二年,孙复再次探望石介。此时石介仕途不顺,久居下僚,萌发了退隐山林的念头,他再邀孙复执教泰山麓,孙复允诺开馆授徒。时经五代乱世,师道不兴,学者耻于拜师,从师之风淡薄。为显示自己尊师重道的诚心,进士身份的石介竟带着一干人郑重其事地拜秀才身份的孙复为师,一时传为奇谈趣论。
孙复、石介在泰山招徒授业,讲习儒术,推荐学生为官,同时结交社会名流地方名士,扩大书院的名望影响。
石介虽和孙复讲学弘道于泰山,但仕进之心未曾泯灭。但他有些“不冷静”的刚介举动,往往给仕途带来不可测的危机。
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冬,御史中丞杜衍闻石介刚介,便举荐他担任御史台主簿。可正在考察期的石介,却因为仁宗下诏录用五代国君后人,上了一篇措辞激烈的《论赦书不当求五代及诸伪国之后》,极力反对朝廷“统战”政策。宋仁宗阅览奏折后,当即愤怒撤销了石介的任职考察。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同上书的东平人梁适,也认为后梁朱温实为唐贼臣,若录用其后恐于世道人心不利。仁宗却特意要求朝臣记录梁适姓名,升任他为审刑院详议官。
相似意见截然相反的处理意见,引得欧阳修大为不满。他修书给御史中丞杜衍,责备他不能起用正直刚明的贤士:“介一贱士,用不用当否,未足害政。然可惜者,中丞举动也。主簿于台中非言事官,然大抵居台中者,必以正直刚明、不畏避为称职。介足未履台门之阈,而已用言事见罢,真可谓正直刚明,不畏避矣。度介之才,不止为主簿,直可为御史也。今斥介而它举,亦必择贤而举。夫贤者固好辩,若举而入台又有言,则又斥而他举乎!如此,则必得愚暗懦默者而后止也。”
欧阳修认为,士不平则鸣,只要是正直之人,便不可能对朝政得失保持缄默。石介因论政见罢,诚为失当。御史台主簿除非录用愚暗懦默之人,否则终难逃罢用之运。欧阳修反讽杜衍,其实乃为石介求情。但杜衍受到仁宗压力,终究不敢再用石介。
石介闻讯后,在诗中借房屋取材质疑帝王用人术:“大匠构厦屋,取直弃曲木。如何择官人,弃直独取曲?”
欧阳修见石介屡因言辞吃亏,力劝他改改脾气,莫要“自许太高,诋时太过……好异以取高”。石介也态度诚恳地承认喜欢发狂妄之语,易被当作沽名钓誉之人。他向欧阳修保证,自己将遵循“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俗理,收敛狂躁激愤的锋芒。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而人最难更改的,也是性格。石介很快就将好友劝勉和自己的保证忘之九霄云外,最终因为性格付出沉痛的代价。
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石介南京任官秩满,按律分得蜀中嘉州任职。他一路跋山涉水,历时半年才到达嘉州任所。可视事方一月,故乡嫡母病逝的噩耗传来。他只得再度启程,返回徂徕丁忧守孝。
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三月,石介父石丙又卒,石介母丧未满,即守父丧,直到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六月才得以复出。
赋闲徂徕期间,石介因守丧无法参与朝政,便以布衣身份组建书院,教授生徒,议论朝政。他师事孙复,又以《易》教乡人,被乡里尊称为徂徕先生。
彼时,泰山之地成为师道尊严最为兴盛的地区。《渑水燕谈录》载:是时,孙明复(孙复)先生居泰山之阳,道纯德备,深于《春秋》,守道(石介)率张泂北面而师之,访问讲解,日夕不怠。明复行,则从,升降拜起,则执杖履以侍。
石、张本是鲁地德高望重者,二人尊师重道,当时学者始知有师弟子之礼。
欧阳修就感叹说:“师道废久矣,自明道、景祐以来,学者有师,惟先生(胡瑗)暨泰山孙明复、石守道三人。”
但孙、石两人志不在单纯为师,而是要用学问来“干政入世”,“货于帝王家”。
石介在等待着服丧禁锢的解除。
入值太学,力辟百家,
开启议政先河
庆历二年六月,石介守丧期满,立即被朝廷召为国子监直讲。此次入京,门人杜默作《六字歌》送行,其中“推倒杨朱墨翟,扶起仲尼周公”句,颇合石介此时心境。
同年十一月,孙复在石介的推荐下也担任国子监直讲。二人在太学力辟百家,弘扬儒学,如鱼得水,极受学子的欢迎。当时人言:“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间,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后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庆历中,石介在太学,四方诸生来学者数千人”。
汉唐经师说经,看重经典的疏解句读,于义理处不甚留意,所以说课枯燥乏味,令人昏昏欲睡。孙、石治经则抛开传注疏解,独发新意,将道德文章与现实政治结合阐发,于说经中贯穿对政治的看法。尤其石介性情直率,对朝政或誉或哂皆毫无隐讳,“闻朝廷美政则歌诵之,否则刺讥之”,极受学子欢迎。
国子监经孙、石的革新后,气象更新,成为议论朝政的风气中心,“太学之兴,自先生(石介)始”。
石介说经论政的做法,势头刚劲,引发了部分大臣的不满。张方平就认为石介“课诸生、试所业,因其所好尚,而遂成风,以怪诞诋讪为高,以流荡猥烦为赡,逾越规矩,或误后学”,要求朝廷用行政手段来干预。
担任国子监直讲一年后,杜衍推荐石介担任太子中允,兼国子监直讲。太子中允是朝会时有资格见到皇帝和参加宴坐的“升朝官”中最低一级。
在该年三月,仁宗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人事变动:吕夷简罢相,以杜衍代夏竦为枢密使,章得象、晏殊、贾昌朝、范仲淹、富弼及韩琦同时执政,欧阳修、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并颁布了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的变法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庆历新政”。
不久,新任的四位谏官联名举荐石介担任新政谏官,让其参与到庆历新政的“官僚圈”里来。但这次看似万无一失的保举,却意外遭到了范仲淹的反对。范氏认为:“石介刚正,天下所闻,然性亦好为奇异,若使为谏官,必以难行之事,责人君以必行。少怫其意,则引裾折槛,叩头流血,无所不为矣。主上虽富有春秋,然无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举,安用如此谏官也。”仁宗也认为石介过于刚直,不懂变通,此人“若为谏官,恐其碎首玉阶”。
石介曾为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费尽心机。他“不畜马,借马而乘,出入大臣之门,颇招宾客,预政事”。人多指目视之,但石介依旧我行我素。他“闻夏英公(竦)作相,夜走台谏官之家,一夕所乘马为之毙,所以弹章交上”。石介的幕后运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局的变动。
范仲淹反对石介担任谏官,并非出于私心,石介也并未挂怀。当他听说范氏将任参知政事后,跃然喜曰:“此盛事也,雅颂吾职,其可已乎!”遂作了一篇“褒贬大臣,分别邪正”的《庆历圣德颂》,为变法制造舆论。
这篇《庆历圣德颂》,为石介赢得身后大名,也带来巨大政治风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际遇。
莽上圣颂,开罪权贵,
身后毁誉纷至
石介肯定了仁宗皇帝黜愚进贤,赞誉此举顺天应人,“天地人神,昆虫草木,无不欢喜”。
在《庆历圣德颂》中,石介无所顾忌地“褒贬大臣,分别邪正”,对正直的贤臣他不吝赞美之辞,对淫邪的奸臣则大加鞭挞。《庆历圣德颂》志在颂扬贤明,指斥奸邪,所以用语犀利,“手锄奸枿”、“扫除妖魃”、“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脱”、“昆虫螪蠋,妖怪藏灭”。虽未指名道姓,却已令失势之人咬牙切齿,例如被免职的枢密使夏竦便“衔(怨恨)介甚”。
《庆历圣德颂》,好似一把锐利匕首,令失势者心惊胆寒,却也将变法者推往众矢之的位置。据说范仲淹、韩琦自陕西回京途中闻此颂很不满意。范仲淹甚至说大事“为此鬼怪辈坏了也”,韩琦稍微平和地说:“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孙复也对石介说:“子祸始于此矣。”
石介积极参与政事,游说奔走大臣之门,屡遭守旧官僚的议论指责。后来的情势果如孙复所言,“群谤喧兴,渐不可遏”,小人“相与出力必挤之死”。石介再难于京城立足,便求通判淮州一职避祸。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月,石介受命通判淮州,回徂徕山等待上任。然未及履任,即于次年秋七月病卒家中,年仅41岁。同年,孙复亦被贬庆州。
石介虽死,但《庆历圣德颂》却广为流布,权奸的帽子让夏竦如鲠在喉。石介故去不久,徐州狂人孔直温谋反,朝廷在抄家时,发现了石介与孔直温的来往书信。夏竦遂借此大做文章,散布谣言,向仁宗进谏石介未死,而是北走契丹借兵,以富弼为内应图谋颠覆社稷。
庆历五年十一月,仁宗下诏将石介的妻儿发配江淮,罢免富弼京西路安抚使职,并发书兖州,严令详查此事。是时杜衍任职兖州,与泰宁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府僚数百人,联名奏保石介已死才暂时平息此事。
不久夏竦又重归枢密,再次奏称石介潜赴登莱纠集匪徒数万人作乱,要求开棺验尸以证真伪。庆历七年(公元1047)六月,朝廷派使臣拟发石介棺椁以验夏竦所告虚实。当时的京东转运使吕居简对使者言:“若发棺空,而介果北走,则虽孥戮不足以为酷。万一介尸在,未尝叛去,即是朝廷无故剖人冢墓,何以示后世耶?”
在吕居简的斡旋下,石介的亲属、门人等以及凶肆、棺敛舁柩之人,合数百状结罪具作保石介已死,才免除了他的斫棺之祸。使者回京持状入奏,仁宗下旨将石介妻儿送归家乡。
石介的身后遭遇,令挚友欧阳修深感悲怆。他作《读徂徕集》《重读徂徕集》悼怀石介,并在石介下葬时作《徂徕石先生墓志铭》,极赞石介的道德文章。
石介卒后一百多年,南宋孝宗时赵介任嘉州军事推官,始为石介立祠。后世如朱熹等理学家,都对石介给予很高评价。
石介墓位于徂徕山西北麓桥沟村南、北望庄北,原墓林占地20亩,古柏千株,浓荫蔽日。前有明万历年间御史宋焘所立《宋太子中允徂徕石先生神道碑》。墓前立明代学者吴希孔书《宋故太子中允石介之墓》碑,墓林在“文革”中被平毁。
2016年1月,“石介墓暨祖茔故址”碑揭幕仪式在徂徕山西北麓、汶河东岸石介墓旧址举行,在故址重新为石介修碑以示纪念。
徂徕镇文化学者徐钦峰表示:“石介的故事,在徂徕山一带广为流传。其幼年好学,崇儒弘道的品质,至今都有着借鉴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