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和西汉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详细的文章介绍。
东汉和西汉最大的区别，就是东汉比西汉弱，原因并不复杂。
首先，仅仅“西、东”这两个字就信息量巨大
众所周知，西汉、东汉是后世为了区分赋予的称谓，依据仅仅是都城所在位置的不同：西边的长安、东边的洛阳。但这一差异，后果却不容忽视——地缘，对一个政权的影响程度远超我们的想象，尤其在交通技术有限的古代。
如今提及我国地理分布，首先会想到“南北”;但在秦汉乃至宋朝以前，“西东”才更有意义。古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活动，核心区域就是东西横亘的黄河流域;以崤山、函谷关为界，右边长期被称为“山东”。
自上古以来，东、西部特点鲜明：西部的黄河上游地区向来尚武彪悍、军事强盛，中下游的东部则经济、文化更为发达。毕竟上游长期在与各种“戎”杂居的状态下交战、拓展，容易形成浓郁的尚武之风;下游地势平坦、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更有利于安居乐业、发展文化与经济。
所以，历史上有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的说法。
当初的周王朝，就是起自关中，灭亡位于中原的商朝，并往东扩张、分封，随后经济最为发达、文化最为繁荣的诸侯国，无一不位于东边，如宋、齐、鲁。人口密度也是山东远远超过关中。
战国时期，关中的秦国民风质朴、尚武奋进，三秦自古多壮士;而山东的一众诸侯则更加“滋润”，物质丰富、精神活跃，春秋战国以来所有的思想家都出自山东地区，这并非偶然。
所以，任何有眼界的政治家都不会对关中等闲视之。西汉初期，由于手下的功臣大多是山东人，刘邦原计划定都洛阳，但经娄敬(刘敬)、张良先后劝说，他立即改变主意、定都长安。
究其原因，如娄敬所说：“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一旦建都函谷关内，当王朝有事时挥师东进，如同“搤天下之亢而拊其背”(掐住了天下的咽喉而击打它的后背)。特殊的地理以及军事优势，是山东人刘邦选择定都关中的核心考虑。
事实证明这一选择是极其英明的：经济、文化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输送，但军事则更多地与地缘条件挂钩。
长安作为西汉帝国的都城，上百年间源源不断地接受来自山东的物资、人才等各类资源。比如，历代西汉帝王都沿袭了当初秦朝向咸阳移民的传统：
汉高祖刘邦曾经大规模山东六国权贵、豪强入关中;汉景帝曾经以每户20万钱的募集各地百姓迁往自己的阳陵;汉武帝不仅也向茂陵招募居民，还曾经一次迁徙了70多万山东贫民前往陇西、西河、上郡等地。至于汉昭帝、汉宣帝、汉成帝也都先后以各种名义向关中迁徙豪强、富户。
本着“内实京师，外消奸猾”的宗旨，西汉王朝在持续移民、调解东西人口密度的同时，也不断将山东的文化、智慧、财富迁往关中;同时，由于外部威胁主要来自西、北，西汉为了保障关中的安全，一直保持着积极开拓、锐意进取的扩张态势，朔方、河西走廊、西域......纷纷成了长安外围的缓冲区。
如此一来，由于定都长安，西汉王朝高效地实现了东部经济文化、西部尚武风气两者的完美契合，强汉的基因由此成型。
而在东汉建立后，由于关中已被轰轰烈烈的反王莽战乱摧残得面目全非，刘秀君臣决定定都洛阳。
这么一来，东汉王朝依托山东更为优越的气候、土壤以及更加安全的地理位置，政治、经济、文化自然是恢复得更迅速;但在另一方面，由于关中、河西等西部地区不再是帝国的腹心地带，各种资源的输送从此断绝。
结果就是，人口本就相对稀疏的西部越发凋敝。据记载，刘邦的长陵曾经拥有五万户居民，而到东汉灵帝期间仅存不到四千户;曾经在西汉时期作为交通与战略要道、人员往来如织的敦煌地区，东汉后期仅存七百余户，真可谓入眼处万里荒残。所以东汉不得不常年将大量归顺的少数民族迁往西北地区。
此外，由于关中的安危对王朝而言不那么重要，东汉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的经营也远不像西汉那么积极，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出兵应对。甚至有的朝臣还曾建议彻底抛弃并州 、凉州......这就是为什么曾经寂寂无名的西羌竟让东汉西线数十年难以安宁。
最终，东汉政权的倾覆恰好与东西割裂密切相关：洛阳常年陷于宦官、外戚乱政的泥潭，西北边将董卓率军东进，天下大乱。
至于第二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熟知的概念：阶级固化。
任何社会，一旦各阶层人员流动停滞不前，必然会引发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丛生、国家创新力削弱、国民意志消沉、统治者腐化等一系列负面效应。在这方面，西汉、东汉是完全相反的两种状态。
西汉王朝的建立，恰逢传统贵族政治被推翻、大一统王朝草创的大时代。在旷日持久的秦灭六国、楚汉相争战事中，以往的贵族阶层遭受沉重打击，新兴草根阶层成功逆袭、掌握了政权。不仅西汉初年的政府有“布衣将相”的标签，随后的人才启用也体现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时代特点：
武人，可以凭借沿袭自秦朝的军功爵制拜将封侯，改变人生轨迹;文人，可以经由征召、察举、举荐进入仕途，“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更是无障碍入仕;甚至许多出身卑贱的奴隶(卫青)、俘虏(金日磾)，都能够抓住机遇创造一番伟业。
看看西汉的那些名臣：主父偃、公孙弘、卫青、霍去病、李广、董仲舒、桑弘羊、黄霸、霍光、张汤、张骞、苏武......没有阶级之别，也没有文武之分，把握机会、发挥能力即可出将入相、青史留名，这可谓典型的“百舸争流，奋楫者先”。
东汉却是另一种态势。
东汉的开国，原本就有特殊阶层的功劳。汉光武帝刘秀之所以能够成功，表面上看来是占了刘氏宗亲身份的光;但在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太学生、小地主，刘秀的背后是无数支持他的大小地主、文人士子。以他的其“云台二十八将”为例，绝大多数都出自地方豪强、士大夫阶层。
东汉建立后，刘秀安排那些开国功臣远离朝廷、返回封地，过起了富家翁的生活，客观上承认了一批地主豪强的的特殊存在。加上“汉经学”的盛行，东汉逐渐形成了垄断文化、经济的豪门世家，通过影响察举、征调制，他们对政治也产生了生源影响。
从此，上升渠道逐渐被一小部分人掌握，不断涌现出“四世三公”的霸道家族，裙带姻亲关系司空见惯。久而久之，形成了两种畸形社会现象：
一些出身普通的士子想要有所作为，不得不投靠地方长官、世族，出现了只认主公、不认朝廷的风气，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水到渠成;
由于出身、入仕渠道有别，逐渐形成了品流之分，说白了就是人为地分个三六九等。比如那些经过征辟、察举当官的瞧不起出身官吏的同僚，文人轻视武夫，某某名士的学生自视高人一等...如此不一而足。
当阶层固化成为社会现实后，既得利益阶层蜕化腐朽、只在乎小集团的得失，草根人才上升渠道受阻，政权的进取心、向心力随之萎缩，所谓“万马齐喑究可哀”，东汉没被黄巾起义整垮，却被来自西边的军阀、东边的豪强分食。
当然了，东汉的“弱”，只是相对西汉而言，其后的绝大多数朝代都难以望其项背。放眼两千年的封建史上，两汉不愧为华夏文明的一个顶峰。我们分析两汉的差别，只是纸上谈兵、寄希望于鉴古知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