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有一天散朝后，明太祖朱元璋正要离开大殿，忽然在屏风上发现了一张小纸条。
看到上面的一行字，朱元璋立刻惊呆：
“胡惟庸去拜见李善长了。”
胡惟庸和李善长都是开国元勋，胡还是当朝丞相，最近老跟自己对着干。他俩突然会面，想要做什么?
朱元璋看着小小的纸条，沉思片刻，觉得这种打小报告的方式不错。
他把一个叫毛骧的侍卫叫了过来，命他专门负责打探胡丞相的消息，包括跟谁串过门、吃过饭、写过信。一旦打听清楚，就用小纸条写下来，悄悄地贴到屏风上。
毛骧不负圣望，花了七年时间，不但搜集整理了一大串“胡党”人员名单，还跟监察部门联手，曝出了惊天阴谋：胡惟庸通敌卖国、意图谋反!
不等胡惟庸有任何辩解的机会，毛骧就带着圣旨，领着一帮全副武装的弟兄冲进了丞相府。抄家，灭族，诛连，三万多人死于屠刀之下。
毛骧所在的部门，叫做仪鸾司。它就是锦衣卫的前身。
仪鸾司的职责，原本是在召开朝会、举行庆典，或者皇帝外出视察时，给皇帝打打伞，举举旗，壮壮气势，充充门面。类似于现在的仪仗队。
这个部门成立得很早。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上，就有仪鸾司的人站立在大殿中门的两边，充当礼仪先生。那时仪鸾司的级别是正五品，并不是什么牛逼的部门。
凭借在胡惟庸一案中发挥的主力作用，仪鸾司实现了华丽转型。它脱去温文尔雅的外衣，披上坚硬冰冷的铠甲，手起刀落，应天府的上空残阳如血。
朱元璋对仪鸾司这次的表现非常满意，给它改名“锦衣卫”，而且连升三级，变成从三品，相当于副部级单位。
级别突然拔高，说明要被重用了。
锦衣卫不单是一个行政机构，它有军队编制，其首领叫做“指挥使”。
锦衣卫的第一项职责，仍然是“仪鸾”，也就是当仪仗队。
仪仗队这种工作，对人的外表是有要求的。更何况服务对象是皇帝，其颜值关系到一个国家的颜面。
所以，锦衣卫挑人时，还得看身材够不够魁梧，相貌够不够端正。
锦衣卫所穿的衣服，叫做“飞鱼服”。
飞鱼服上绣有飞鱼，不是平常见到的河鱼海鱼，而是一种龙首、鱼身、有翅膀的图腾。
飞鱼服称得上是史上最好看的官服，尤其打架时特别显帅，完胜纳粹军装和美军制服。
锦衣卫使用的武器，叫做“绣春刀”。
取这么风骚的名字，是因为这种刀用金和银装饰，外观很美。
锦衣卫们在皇帝身边当差，真正需要动手的机会并不多，不像影视剧里那样动不动就拔刀吓唬人。更多的时候，绣春刀是作为一种礼器，在典礼、出行、祭祀等场合当作摆设。
当然，再美的刀也是刀，一旦需要打架、杀人，绣春刀的实战性能也是毫不含糊的。
锦衣卫的第二项职责，是“侍卫”，也就是给皇帝当亲兵。
想加入锦衣卫，有两条途径：一是子承父业，老爸若是锦衣卫，且立过功劳，去世之后儿子就可以继承这个名额;二是参加武试，考取武举人，作为力士被锦衣卫选中。
无论走哪条途径，都要求有一定的武艺。架都不能打的话，凭什么当侍卫保护皇帝?
皇帝要出去打仗、狩猎、旅游时，会带上几千个锦衣卫，作为贴身侍卫。
皇帝要给儿子们加封亲王，也会派上一队锦衣卫，护送亲王们去自己的封地。
遇到边境战事吃紧的情况，锦衣卫们还会被抽调到前线，摇身一变，就成了上阵杀敌的正规军。
此外，锦衣卫还兼着中央巡视组的任务，有事没事就骑上快马出去传达圣旨、纠察官员、视察民情，天南地北都有他们的身影。
朝廷明明有以跑腿为职责的行人司，为什么还要派锦衣卫去奔波?
朱元璋的回答是：钦差嘛，到地方上办事难免会收点贿赂，与其把这好处给别人，不如送给锦衣卫。
对于这么不讲理的解释，只能说，太祖爷对锦衣卫实在太宠爱了。
锦衣卫的第三项职责，是“缉事”，也就是众所周知的当特务。
宋朝只信文官，不信武将。明朝则不同，它连文官都不相信。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贱，是草根中的草根，所以他对官僚没什么好感，跟知识分子之间也是互相看不顺眼。
可是，打江山要靠知识分子当参谋，坐江山更要靠知识分子辅佐。尤其在科举取仕的制度下，官僚中的上层人物往往也是知识分子中的领袖，再怎么看不顺眼，也得天天用着。
信不过他们，又要依靠他们，这感觉实在不爽。于是朱元璋想了个办法：派遣亲信去监视那些不听话的官员，一旦打听到什么情况，不用通过别的部门或程序，直接就可以上报给皇帝。
谁是自己身边最亲信的人呢?对朱元璋来说，当然是锦衣卫了。
不管皇亲国戚还是高官大臣，只要皇帝一句话，锦衣卫就敢拿下!
它几乎什么人都可以监视，什么案件都可以干预，连官员们的居家私生活也要打听打听，搞得朝堂之上人心惶惶，如履薄冰。
不但要管中央的事，各个地方的大小官员，甚至奸商、刁民，都在锦衣卫的侦查范围内。
皇帝深居九重宫阙，很难有机会直接与外界接触，又信不过朝廷那些大臣。锦衣卫作为近侍，且手握缉事大权，自然就成了皇帝的心腹参谋。
因为直接隶属于皇帝，手里又握着众多官员的把柄，锦衣卫俨然成了一个凌驾于其他部门之上的超级机关。讨厌我是吗?没关系。就喜欢看你们明明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锦衣卫的第四项职责，是“司法”，也就是臭名昭著的诏狱。
所谓诏狱，就是只要皇帝下令，锦衣卫可以直接逮捕、关押、审讯任何人，不需要通过什么法律程序。
锦衣卫拥有自己的法庭和监狱。掌管刑狱的地方叫镇抚司，分为南北两个，南镇抚司负责审讯犯人，北镇抚司负责管理牢狱。
你在电视上看到的惨无人道的黑牢、酷刑，都是真实存在的。
无论政治罪犯、刑事罪犯，还是民间揭竿而起的造反者，只要认为有必要，锦衣卫都可以出兵抓捕归案。一旦被关进了诏狱，那可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了。
大明帝国明明拥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等一套完整的司法系统，居然还发明了锦衣卫这样的超级司法组织。这是明朝的特色，也是它不作不死的地方。
锦衣卫的存在，说明连皇帝自己都不尊重法律，如何去要求底下的臣民?
一个不受监管的强势部门，很难保持公正廉明，时不时就会弄出点冤假错案。
嘉靖年间，有个十六岁少女叫李玉英，父母早逝，继母为了霸占家产，害死玉英的弟弟，还诬陷她写淫诗，买通锦衣卫把她关进牢狱，判了死刑。
玉英不服，找机会写了份文采飞扬、真切感人的诉状，让自己十岁的小妹跪在通政司(相当于国家信访办)门外喊冤。通政司官员看了诉状后很受震动，赶紧呈交给嘉靖皇帝。
嘉靖觉得案情蹊跷，把都察院、大理寺、刑部的官员都叫了过来，要求彻查此案。经过三司会审，李玉英所诉均为事实，嘉靖皇帝亲自批写判词，还了她一个清白。
这件案子不但显露了锦衣卫诏狱中大量冤情的冰山一角，还告诉我们：学好语文很重要。
锦衣卫随明朝诞生而诞生，随明朝灭亡而灭亡。但它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在皇帝面前，它还有别的竞争者。
朱元璋在位时，鉴于历史上宦官乱政的教训实在太多，所以严禁太监接触朝政。可他儿子朱棣是靠谋反上位的，锦衣卫是建文帝那边的人，太监才是自己的心腹和功臣。所以朱棣把老爹的教导扔到一边，创立了东厂，由心腹太监掌管，跟锦衣卫一样负责侦查和审讯。
因此，东厂是皇帝特意扶持起来与锦衣卫争权的，成立之后，势头一度压过了锦衣卫。
到了明宪宗时期，嫌东厂不够给力，又让宦官汪直成立了西厂，比东厂更有权势。明武宗时，大太监刘瑾又成立了内行厂，监察的范围甚至包括了东厂、西厂和锦衣卫。
曾经不可一世的锦衣卫，便成了太监们的脚底泥。有的锦衣卫为了自保，甚至甘愿充当太监们的爪牙。
一卫三厂，轮番折腾。大明王朝真是在作死的大道上一路狂奔。
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竞争压力越来越大，迫使锦衣卫开始反省自己，寻求新的突破。
他们觉得，跟厂里那些身心残缺的太监相比，锦衣卫的公众形象应该更光辉一些才对。
然而行恶容易行善难，毁名声容易树名声难。锦衣卫在明朝初期几次屠杀功臣的大案中，给人留下残暴、冷血、挑拨事非的印象，哪有那么容易改变?
难归难，锦衣卫毕竟是个庞大的组织，上万人的队伍中，总有些有理想、有追求的人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试图扭转世人对锦衣卫的坏印象。
不是每个锦衣卫都是冷血动物，不是每个指挥史都是皇帝的应声虫。
比如正统年间的锦衣卫袁彬，在“土木堡之变”中忠心保护明英宗，跟随他来到塞外严寒地区当俘虏，不但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还替他出谋划策，最终得以回归故国。
弘治、正德年间的锦衣卫指挥使牟斌，为人宽厚，以君子态度对待被关押在诏狱中的罪犯，以致得罪了宦官刘瑾，被太监们用严刑酷法折磨致死。
还有嘉靖年间的锦衣卫指挥史王佐，想方设法替建昌伯张延龄洗刷冤情，以至于心力交瘁，死在任上。
另一位指挥史陆柄，虽然贪污受贿、生活奢侈，但在大是大非面前坚持正义，从不陷害一人，还在牵连众多的大案中尽力保全那些无辜的人。
明朝的皇帝们并非个个都像朱元璋那样多疑残暴，建文帝、明仁宗、明宣宗、明孝宗都是提倡以“仁政”治国的君主，也动过取缔锦衣卫的念头。
但因为有袁彬、牟斌、王佐、陆柄这些比较公正、厚道的指挥使，既能忠诚高效地替皇帝办事，又能促进国家正常运转，所以，没有哪个皇帝能够下决心舍弃这个得心应手的工具。
锦衣卫是一把双刃剑。
通过它，皇帝可以多快好省地实现自己的意图，执行自己的决策，也可以制约那帮裙带关系严重的官僚，使他们有所顾虑。
但是，正因为它只对皇帝一个人负责，不受任何部门、任何制度的约束，为善为恶全靠自觉，一旦皇帝或者指挥使本人出现问题，锦衣卫就容易沦为杀人工具。
对于明朝自己来说，厂卫制度积重难返，越改越烂。但明朝的一个宿敌却把这些弊端看在眼里，警示在心里。
这个宿敌，就是满清。
清兵入关后，摄政王多尔衮和顺治皇帝都很善于听取汉臣的意见，尤其注意吸取明朝衰亡的各种教训。
其中一条就是废除特务组织，把锦衣卫打回了原形，变成只负责皇帝出行仪仗的銮仪卫。
然而几十年后，雍正皇帝又创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叫“粘杆处”，专门负责刺探情报、监视政敌。这个组织也被民间称为“血滴子”。
可见，有需求就有市场。对自身政权的合法性不够自信，才是锦衣卫、东厂、粘杆处这类组织产生的深层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