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蓄势待发
日俄战争以日本胜利告终，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调停下，日本与俄国于1905年9月5日签订了《朴茨茅斯和约》，日俄双方宣布停战。在这份和约中，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优越地位，不妨碍日本“指导、保护和监理”韩国政府所必须采取的一切措施。《朴茨茅斯和约》标志着日本已经扫除了它将韩国变为保护国的最后障碍。而在此之前，日本也得到了其他相关列强的支持，1905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桂太郎与美国陆军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在东京签订秘密协定，互相承认彼此在韩国和菲律宾的特殊权利。同年8月12日，日本与英国达成第二次英日同盟，英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支配权。就这样，得到了欧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日本帝国主义在日俄战争结束后毫无顾忌地放手实施将大韩帝国变为其保护国的措施。
1905年4月8日，日本内阁通过了《日韩保护协约》的草案;10月16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首相桂太郎、驻韩公使林权助就逼韩签约的过程问题举行秘密会议;10月27日，日本政府正式通过了《关于确立韩国保护权的阁议决定》，规定11月初为《日韩保护协约》签字的最后期限。日本自知这个条约的强盗性质，阁议确立了依靠武力强行“保护”的方针，即向韩国首都汉城增派军队，当韩国政府拒绝缔约时，作为“最后手段”，单方面向韩国政府“通告保护权业已确立”，同时向列强“说明帝国政府采取此等措施系不得已的理由”，并声明“不伤害”列强在韩国的“工商业利益”。就这样，日本方面已经准备周全，开始将对韩国的“保护”付诸行动。
韩国自救失败
以高宗李熙为首的大韩帝国政府，在面临日本侵略的空前民族危机之时，仍然执迷不悟，不敢发动群众抗日，而是一味寄希望于欧美列强的干涉和“国际保证”上，幻想以此自救。他们完全不知道列强已经承认日本支配韩国的事实。大韩帝国度支大臣李容翊在日俄战争前曾对《韩国的悲剧》一书作者说：“我们皇帝已宣布中立，如果我们的立场遭到破坏，列强会自动地采取行动加以保护”。在这种幻想的引导下，韩国政府在《日韩议定书》签订后以为美国会履行1882年《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第一款的规定的义务，保证韩国的独立，因此高宗皇帝曾透过韩国驻美使馆顾问尼达姆(C. W. Needham)致函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祈求支援，毫无效果。到《日韩保护协约》签订前夕，高宗听到风声后急派在韩国政府中任职的美国人讫法(H. B. Hubert)致函美国总统罗斯福，但罗斯福仍然置之不理，坐视日本将韩国变为保护国。就这样，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韩国统治者只能束手待毙。
条约缔结过程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以枢密院议长伊藤博文侯爵为特使，以“慰问”韩国皇室的名义再赴汉城，而他真正的任务则是将日方早已拟好的《日韩保护协约》强加到韩国身上。他于11月9日抵达韩国，次日即进宫谒见高宗皇帝，向他递交日本天皇的亲笔信，内书：“朕为维护东洋和平，特派大使，望服从大使之指挥。”随后，伊藤博文又往来于汉城和仁川之间，频频出席各种宴席，大力收买“一进会”等韩国亲日人士，让他们发起“自愿”受日本“保护”的运动。一进会的头目宋秉畯、李容九等人便在伊藤的授意下发表宣言，攻击韩国人民的反日情绪是“惑于群小奸细之巧言，舞弄奸计……自招亡国之祸”，“发亡国之叹者”，“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并赞美道：“大日本皇帝陛下之慈仁圣德，夙为内外所瞻仰，其国民重大道大义，……我若披诚接之，举实应之，彼何独行无道于我哉?”并警告道：“事已误，时已晚……伤同盟之信义，必至不可测之境，又自招亡国之祸根”。他们要求同胞“一心同意”，接受日本的“指导保护”。这份所谓宣言将一进会的奴颜婢膝毕露无余。
得到一进会做内应以后，伊藤博文更加肆无忌惮，于1905年11月15日进宫，逼高宗同意《日韩保护协约》，高宗虽然在早先的议会设立风波中对伊藤产生了一些好感，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高宗终究不能同意伊藤的要求。他在伊藤面前表现地异常强硬，表示宁可“殉社稷”也不会同意缔结《日韩保护协约》。在这次长达4个小时的对话中，高宗表示：“所谓委任外交权一事，如果连形式也不予保存，岂非等同于奥地利之于匈牙利的关系，甚或使我国立于与最劣等国如非洲之于列强相同地位之感乎?”伊藤恫吓道：“本案乃帝国政府经过种种反复考虑而毫无变通余地之确定案……亦为断不可改动之帝国政府之最终决议。今日须办之要事唯在陛下之决心如何，承诺之拒绝之，悉听尊便。倘拒绝之，帝国政府已有相应之决心，其后果究竟达至何处耶?大约贵国之地位将陷入比缔结此项条约更深重之困难境地。陛下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更为不利之后果。”在得不到高宗允诺的情况下，伊藤博文又指示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等人对韩国政府成员重金收买和威逼利诱，李完用、朴齐纯等5名大臣沦为了日本的走狗，答应全力协助日本缔结保护协约。只有参政大臣(总理大臣)韩圭卨等3人不同意，其中以韩圭卨抵制最力。他表示：“吾志已决，何论祸福”、“此身可杀，此心不可屈。日韩间开始进入最后较量。
1905年11月17日午前11时，林权助公使先招来韩国政府大臣在日本公使馆开会，但到午后3时，不见结果。于是，林权助要各位大臣到宫中举行御前会议，令其速决缔约之事。当韩国御前会议举行之际，庆运宫(今德寿宫)已被日本军队团团包围，汉城各要冲布满日本警宪，戒备森严。宫中人员无不回想起乙未事变时闵妃被害的情形，皆惊恐万状，高宗知大势已去，亦称病不出。御前会议从下午3时开到晚上8时，在参政大臣韩圭卨的极力反对下，诸大臣皆不赞成缔约。已被日本收买的李完用也不敢贸然赞成，跟着表示反对缔约。于是韩国政府会议否决了日本提出的《日韩保护协约》。对于否决决议高宗没有表示同意，而是命令诸大臣继续和林权助交涉，采取拖延战术。高宗派宫内府大臣李载克前往伊藤博文住处，希望暂时推迟谈判交涉。
林权助见事态发展不顺利，急忙要求伊藤博文出面干涉。伊藤博文也认为：“事态愈迁延，纷扰愈大”。于是，伊藤决定“速战速决”，偕同驻韩日军司令官长谷川好道率大批日军入宫，来到御前会议召开的漱玉轩。伊藤先要求见高宗，高宗仍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见面，并让政府八大臣与伊藤周旋。伊藤像审讯犯人一样，轮番威胁韩国大臣表态，逐个要求他们回答“可否”。参政大臣韩圭卨坚决反对，怒斥伊藤，结果被日本军强行拖出宫廷，拘禁在漱玉轩别室。此外法部大臣李夏荣、度支部大臣闵泳绮也表示反对。但是，已经被日本收买的学部大臣李完用、外部大臣朴齐纯、军部大臣李根泽、内部大臣李址镕、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则表示“可”(这五人后来被韩国人民骂为“乙巳五贼”)。在条约签署现场的西四辻公尧后来记录了当时的经过：“突然，韩参政哀嚎起来，他被带到别室。此时伊藤侯看着他哗啦大声说：‘再麻烦下去的话，就杀了你!’进入条约签署阶段，但参政大臣依然未出现。伊藤侯若无其事地嘟囔着：‘是死了吧!’到场的阁僚中有两三人懂得日语，听到此话后，马上互相耳语着，此事就传开了。于是签署之事就很顺利地结束了。”伊藤宣布韩国政府中以5人对3人，通过了《日韩保护协约》。
接着，伊藤博文命令宫内府大臣李载克奏请高宗批准条约，并派军队严密监视高宗，但没有得到高宗的批准文书;于是伊藤又派日本见习外交官沼野与日本宪兵队去大韩帝国外部官署抢夺官印。11月18日凌晨1时半，在应李完用的要求对日本的草案作出部分修改(如保证韩国皇室安宁等)后，由日本驻韩公使林权助与韩国外部大臣朴齐纯在庆运宫重明殿签订。然而，条约原本的右端首排漏掉了名称，足见签订之时多么仓促。因此，日韩对这个条约称呼各异，没有统一名字。日本一般称之为《第二次日韩协约》或《日韩保护协约》，韩国则称之为《韩日协商条约》、《乙巳条约》(1905年按干支纪年为乙巳年)等。又由于这是在日本人的武力勒逼下签订的，所以韩方又称该条约为“乙巳勒约”。《乙巳条约》的签订标志着韩国终于沦为了日本的保护国，也就是事实上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