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牡丹芍药蔷薇朵，都向千官帽上开”，在宋代，簪花活动十分流行，从皇帝到官宦，再到文人与平民，庙堂之高，江湖之远，簪花在社会上的盛行体现了宋朝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
每一种流行风气的出现都有其社会背景原因，宋朝也不例外，外敌入侵频繁的情况下宋朝优势在于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发展，多种因素共同造就了文艺的繁荣，而簪花的流行与文艺又互相影响，共同打造“四相簪花”的美谈。
宋朝簪花的流行
清人赵翼曾经在 《陔馀丛考·簪花》中提到，当时清代社会上喜爱簪花的唯有女子，男子是不簪花的，但在古时，簪花的对象其实不限男女。实际上簪花习俗在我国至少已经有3000年历史，《诗经》中写“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芍药”，这芍药相当于定情信物了。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男子簪花的现象便有，但还未形成大规模的社会流行，譬如特定节日簪花，为展示个性簪花，晋代插茱萸初步形成了习俗，而唐代重阳节头上簪茱萸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当然进入唐朝后，男子簪花并不限于节日，所簪花的种类也是多样的。
或有场合原因，或有个人喜好原因，比如科举，唐代为新科进士庆祝举行的“曲江宴”上就有一项很重要的簪花仪式，这时候头上那朵花衬着冠冕显得格外荣耀，而落第者看到别人簪花过市，便只能在心中暗暗羡慕，或许还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失意，杏花被视为及第花，落榜者自然见之伤心。
杜牧写过“尘世难逢开口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诗句，苏轼也写过“人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与唐代簪花比，宋代簪花之俗更加深入地影响了整个社会，宋代的皇帝本就多“花痴”，宋徽宗便是个中代表，他出游归来必“小帽，簪花，乘马”，一副风流之派。
宋代皇家簪花的热爱有继承自唐代的痕迹，这簪花不仅仅是运用于科举更在许多宫中礼仪处处呈现，且在鲜花之外更有多种工艺花，如罗花、绢花、绸花、绫花等，小小的簪花也能看出身份等级之区分，因为按宋朝礼制，皇帝赐花百官时唯有宰相等重臣方可得到罗花。
两宋有同平章事、尚书左右仆射、左右宰相之重职，坐到如此位置，不仅仅是在朝堂上举足轻重，于簪花一事上更比旁人多几分风光，此时簪花已经不是一种普通的流行习俗，而是如衣食服饰一样也从细节处体现社会地位的差距，但这不意味着宋代簪花就是贵族的专利了。
宋代宫宴，如皇帝寿辰，为表与万民同庆不仅赐花百官，连伶人卫士皆可得，这不仅体现簪花在宋代的无所不在，更能看出宋代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上之所好，民必甚焉，皇家的推崇对民间产生了极大影响，背景为北宋末年的小说《水浒传》中便多有杨雄、蔡庆等簪花描述。
流行与文艺
宋代的文学作品对这种流行有非常纪实的描写，“四相簪花”的典故便是出自沈括《梦溪笔谈》，讲王珪、王安石、韩琦、陈升之4人饮酒簪芍药花，此后数十年间竟然都陆续做了宰相的奇事，沈括也是北宋时代的人，这段佳话中的簪花，明显已被赋予士大夫理想的寓意。
文人为官，文艺便与官本位的社会主流意识紧密关联，再加上花自古在传统观念中便有富贵吉祥、希望与生机的美好寄托，“四相簪花”故能成为千百年流传不衰的文艺主题，直到明清时期，文人墨客仍然常以此为灵感创作。
男子簪花在清代虽不流行，这种文艺与民间俗传共同营造的、文人对学而优则仕的渴盼却仍然保留，从中也可见士大夫雅集是宋代文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簪花既然能作为上流社会社交的一种所需，文艺层面也便带上更多美好象征，从向往撄紫夺朱到日常消遣娱乐均可。
流行与社会
任何在社会上蔚然成风的事物都有其兴起缘由，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北宋末年10万人以上城市仍有四十六个，自宋初便无形间立下的重文抑武之略，对宋朝人的文艺生活有了极大影响。
朝堂上，苏轼纵然不得天时依然能因不杀士大夫逃过一死，而民间娱乐方式的多种多样更让城市文化生活得到良好发展，市民阶层不断壮大，而据宋史可知，当时若非大典，连皇帝出巡百姓也是可热闹围观不需下跪的，这又可见宋朝人从物质到精神生活的更自由少受束缚。
若是在盛行文字狱的清代，士大夫也好，普通百姓也好，不说流行习俗，单说文艺作品也都需得小心翼翼，不敢有任何疑似与皇权作对的内容，从题材到字词乃至思想皆被压制，以至朝堂民间的文艺生活都显出僵死，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便难以有唐宋那般的自由之作。
而习俗、文化的流行往往与人们生活的状态，精神的追求息息相关，譬如快餐文化的流行便离不开互联网的发展以及现代化脚步匆忙，信息爆炸时能够瞬即吸引到人的往往足够抓人眼球，快而不精也罢，只要能够将其转换为流量和收入则好——这时候文艺的价值观反倒不重要了。
宋朝簪花之俗盛行固然有继承前代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宋朝社会本身对内便呈现出较为宽和而非重压之象，这从书法、宋词、绘画与金石史学等文艺活动的十足发达便可一窥。
时代审美往往可从细节处看出，审美又随时代与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变，每个时代的文艺创作会随之受影响，所记录下的社会真实即使千年后仍能让人从中细究当时社会物质满足程度，大众娱乐方式等等，一言以蔽之，从流行风气，可见整个社会的精神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