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坐牢”，在常人眼里肯定是一个不吉利的词语，他的背后，是长年累月的牢狱之灾。其实我们俗称的“坐牢”，有个比较正式的称谓，叫做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现有刑罚中较为常用的一种。即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分子的人身自由，并监禁于一定场所的刑罚。有期徒刑的期限各国规定不一。中国刑法规定，有期徒刑的期限一般为6个月以上，15年以下。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死刑缓期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减为有期徒刑25年;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时不得少于13年，也可延长到20年。
相对于动辄数年、十数年的有期徒刑，比较一下唐宋时期的司法状况，就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当时的犯人坐牢，很少有超过两年以上的人，有的甚至被判了几年，不过几个月就把他放了出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发生?这其中有什么奥秘吗?
法定刑期就很短
翻看唐朝、宋朝的法律文献，就会惊奇地发现，当时的徒刑，他们的刑期最高都不超过三年。徒刑以三年为刑期上限，一至三年分为五个刑法等级。
为什么呢?一是受当时的医疗条件、生活水平所限，人均寿命普遍不高，能活过四五十，已经算是长寿了，一下子判个十几年，很有可能大多数都老死狱中了，客观上不符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其二，古代不像现在一样人力资源及其低廉，当时人口总量并不多，每一个人都是宝贵的人力资源，用于生产和耕作，如果大面积长期地拘禁起来，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其三，古时候的刑罚目的是为了让犯人知错，而不是为了惩罚而惩罚，法定刑期较短，给予犯人们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知道犯错以后的严重后果，以后就不会再犯。
最后，古时候的徒刑，不仅仅是把人关在监狱里，还有强制性的高强度劳役，相当于现在的有期徒刑再加上劳动改造，刑期过长的话，很多体质较弱的犯人很容易累死狱中，这也是刑期较短的客观因素。
实际上的刑期更短
那就奇怪了，虽然法定刑期较今天的水平大大缩短，那也是最高不超过三年啊?为什么说是很少有超过两年的呢?
这个就与我国古代独有的一种奇特的司法现象有关了，产生这种现象的，是一种法律上的赦免制度，具体实施起来，有一个我们很熟悉的词，叫大赦天下。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掌握子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常以施恩为名赦免犯人。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驾崩、更换年号、皇帝生儿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胜仗等情况下，常颁布赦令。天下大乱或者自然灾害，也会大赦，因为自然灾害的时候，民不聊生，犯罪现象就会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也有一些情况正好倒过来，大丰收，经济形势很好，然后皇帝一高兴，也宣布大赦，来缓解阶级矛盾，缓解社会矛盾。
具体实施起来，即效力及于全国的赦宥。对于一定时限内的犯罪，不问已否发觉，已否结正，都予以赦免。已经赦免的犯罪，不许他人再向官府控告。谁以赦免的犯罪事告发别人，就以所告的罪惩罚原告。赦前犯罪已执行的，不认为有前科。
这种大赦天下，除了一些特殊的犯罪不能赦免以外，其他的罪名一律在大赦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皇帝一大赦天下，全天下大多数犯罪分子的罪名就都赦免了，正在行刑的就此完事，正在坐牢的回家庆贺一下。
这种大赦的起因十分广泛，有关于皇帝的私生活的，比如皇帝生了一个儿子或者女儿、册封了皇后或册立了太子、新皇帝登基等等;还有是关于朝政的，比如朝廷打了胜仗、大丰收、人口连年增长等;反过来有时也同样大赦，比如天灾、皇帝驾崩、打了败仗等等。因此在古代的中国，大赦的频率相当的高。
高到什么程度呢?从汉朝到隋唐，大赦的频率在逐步的增加，到了唐宋时期达到了顶峰。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唐宋时期，平均十八个月，皇帝就会发布一次大赦令。在法治社会的今天，徒刑的年限一般都比较长，有期徒刑的期限为六个月以上，十五年以下，还有无期徒刑。
可是在封建社会的唐朝，徒刑最高期限只有三年，的确有一定的道理。在大赦的频率高达1.57年一次的情况下，刑期未满就被赦免放出的事情并不少见，所以订更高的年限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
大赦之外还有特赦
大赦之中，也有许多门道。
有一种大赦，叫郊赦，即皇帝到南北郊祭祀天地后颁行的大赦。汉文帝十五年“夏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
这是比较早的记载。自晋以后，一般都在南郊祭天时行大赦，郊祀年年举行，并不是每次都行赦。到宋代，郊赦成了定制，皇帝每三年一次亲祀南郊，同时颁行大赦。
还有一种叫恩常赦，也就是指恩赦和常赦。
恩赦是遇到非常庆典进行的赦免。一般除谋反大逆、谋杀故杀、十恶等真犯死罪以及军务获罪、隐匿逃人、侵贪入已不赦外，其余一概赦免。
常赦是指寻常的或按常例进行的赦免。一般限制较严，凡刑律中“常赦所不原”条开列的罪名，除非诏旨临时有特别规定外，都不赦免。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赦免制度，叫特赦，古时又叫曲赦，即局部地区的赦宥。亦称“赦”或“特赦”。
曲赦的名称,最初见于西晋泰始五年的“曲赦交趾、九真、日南五岁刑”。宋马端临《文献通考》中有关于宋代赦宥制度的记载：赦免只限于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的，称曲赦。
而颁布赦令的诏令，被称为赦书，五代、唐、宋亦称“德音”。唐、宋时，赦书须在举行赦典的公开仪式上宣读，然后由宰臣交刑部颁发各地方，广为宣布。
赦书有一定的体式，须写明赦宥的原因、期限、赦罪的范围等内容。《唐律疏议·名例》载，发出赦书当天黎明以前的犯罪一律赦免。
《旧唐书·刑法志》载，行赦那天，宫城门外右边设置金鸡和鼓，将罪犯集中到门前，击鼓一千下，宣读赦书，然后将他们释放。该赦书用绢写好，颁布到各州。
有这么多赦免的门道，犯人们想坐长久一点的牢狱都比较困难，更别谈高出两年以上的徒刑了。
到了元代，大赦的频率就有所下降，大概就是平均二三年来一次，还是比较频繁的。到了明朝就大幅度降下来了，大约是平均五年多才来一次大赦，然后到了清朝，大赦就越来越少，平均14年多才会大赦一次。而且清朝一般采取的大赦是打了折扣的，不是把罪犯的罪行全部赦免，而是给予普遍的减刑。
人治干涉法治，人命大于法令
对于中国古代的赦免制度，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著名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在他的名著《论法的精神》里曾谈到中国古代的皇帝大赦，对之批判了一通。
他说，中国皇帝不讲道理的，没有逻辑性，因为皇帝也是最高法官，你判了他刑，你怎么又去赦免他，他觉得这个不正常，因为在欧洲判刑是法官判的，然后国王作为最后的公正主持者，来赦免罪犯。
的确，皇帝作为规则的制定者，却总是在亲手破坏自己所指定的法律，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说到底，中国古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法律更多是一种摆设，它的象征意义远远大于它的实际意义，刑罚成为统治者施恩的手段，法律还有什么权威可言呢?
近代各国也有大赦，但与中国古代的大赦已大为不同，不是出于恩典，而是国家的刑事政策。大赦的适用范围最广，凡在某一时期内犯一定之罪的，都可适用，而不以特定的人为限。大赦的赦免效力也最大，它不仅免除刑的执行，而且使罪、刑从根本上消灭，凡受大赦赦免的，不存在前科。由于大赦是国家的一项重大行动，通常是由国家元首或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以命令方式宣告，而不由司法机关决定。
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也是中国古代法治状况的一种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