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学大庆”是怎样兴起的
大庆会战进行到1963年下半年，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虽然在石油行业内部早已轰轰烈烈，但在其他行业仍鲜为人知。会战指挥部对外称“萨尔图农垦总场”，下属单位称“农垦分场”。曾发生过有的职工冬季穿“杠杠”棉工作服回家探亲，走出火车站即被警察误以“劳改逃犯”拘留的故事，就是当时的生动反映。
1963年10月下旬，国家经委和东北局经委在大庆召开“东北地区基层工业企业经验交流座谈会”，这是事先派工作组到现场调查后做出的决定。参加会议的有东北地区大型国营企业的厂长，国家经委、东北局经委的专家与负责人，共100多人。会议由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谷牧、东北局经委主任顾卓新主持。
按照会议的安排，会议代表先轮流参观了20个基层单位，包括钻井队、采油队、施工现场、集油站、家属缝补厂以及“地宫”、油库、新建的炼油厂等等。然后，由副总指挥兼生产办公室主任张文彬汇报“三年石油会战进展情况”、副总指挥陈李中汇报“油田地面建设，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情况”、会战指挥部生产办公室副主任宋振明汇报“坚持基层岗位责任制情况”以及副书记吴星峰汇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情况”。通过这些参观考察与听取情况汇报，与会代表反响热烈。大家称赞大庆石油会战是我国工业战线的一项创举，赞扬大庆工人艰苦奋斗精神，以及在科研工作、生产管理上取得的成就与经验。会议结束的前一天，余秋里从北京赶来作了一个简短发言，反复强调大庆的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必须革命化”。
这个座谈会的情况很快传到北京。国家经委决定宣扬大庆事迹与经验，指定康世恩作报告。康世恩带着我进北京帮他撰写与整理这个报告。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国家经委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作了这个报告，反响也很热烈。接着，11月19日，余秋里以康的报告为底本，略加增删，在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了汇报。12月，石油部党组正式向中央上报了“关于大庆石油会战情况的汇报提纲”。12月24日、28日由彭真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先后由康世恩、余秋里向中央、国家机关和北京市领导干部数万人又作了汇报。
1963年12月25日，毛泽东发出了“工业学大庆”的号召。1964年2月5日，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肯定了大庆的经验。从此学大庆的热潮在全国展开。据说，毛泽东听了大庆会战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说政治局的同志都到大庆去看看。后来除他本人和林彪没去大庆外，其余的政治局成员和当时党政军界的头面人物都视察与访问过大庆。有的还不止一次。周恩来就曾去过三次。文化大革命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视察过大庆。根据原石油部副部长、原大庆油田党委书记陈烈民在本世纪初回忆：“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号召后，全国共有125万多人次到大庆访问。”我记得从1964年到1966年文革前，到大庆的参观访问者每天都有几百人甚至上千人。大庆油田临时建设了两个巨大的接待站。组织数百人的接待班子，好吃好住免费招待川流不息的参访者。
“鞍钢宪法”与大庆经验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大庆石油会战的基本经验做了评价。他指出：“这个油田的建设，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的典范，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两论起家’。”“这个油田也是大学解放军、具体运用解放军政治工作经验的典范。这个油田自始至终坚持了集中领导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了高度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的原则，坚持革命精神和勘探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多快好省的要求”。
至今，我仍觉得周恩来对大庆的这个评价，反映了当时的实际。1960年4月，大庆会战刚开始，余秋里确实指示主管政治工作的吴星峰以石油部机关党委名义起草一份《关于学习毛泽东所著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决定》，登在油田小报《战报》创刊号上，并指示石油部购置了几百本“两论”单行本，空运到哈尔滨再送到油田供职工学习。
如上所述，1963年10月在大庆召开的“东北地区企业座谈会”是“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发端。康世恩和会战工委极为重视。当时没有招待所，他们搬出自己住的办公室（兼卧室）（也是干打垒，只是稍微高大宽敞些）而住进更加低矮潮湿“菜窖”式的干打垒里。我作为油田的唯一联络员，参加会议秘书组活动。我的任务就是每晚8点至10点，参加秘书组召集的汇报会，收集会议代表参访后的反映。大约在晚11点以后，再赶往康世恩住的干打垒办公室，他和他的同事们急切地听我汇报。在这种汇报会上，康不止一次地讲：参加这个会的都是东北地区乃至全国的“龙头老大”工业企业（鞍钢、一汽、哈尔滨三大动力厂），它们都是建国初期苏联援建的。它们的管理都是照搬苏联的一套。我们的石油生产虽然搞上去了，但我们的这套办法跟苏联的不一样，会不会得到与会老大哥认同着实心中无底。当他听到赞扬时也兴奋异常，还谦虚地说：其实，我们的这一套无非是老老实实地按照“鞍钢宪法”办事而已。
何谓“鞍钢宪法”？它是1960年3月毛泽东对“鞍山钢铁公司”一份调查报告的批示。这份调查报告是中共元老、工运领袖李立三在鞍钢蹲点调查后写的。毛的批示指出办好企业有五条要求：政治挂帅，党的领导，群众运动，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干部、工人、技术人员三结合），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这五条即“鞍钢宪法”成为当时和此后几十年办好中国工业企业的根本大法。
那么，大庆主要经验是什么呢？它全都写在1963年11月6日康世恩在“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作的报告里。我至今仍大致记得，这个报告共写了九条经验：（一）革命精神，（二）科学态度，（三）群众运动，（四）“三基”工作（基础工作[质量、设备]、基本功、基层岗位责任制），（五）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六）严细作风，（七）思想政治工作，（八）机关革命化，（九）全面关心职工生活。这九条经验，有六条是讲政治讲革命化的。讲技术讲管理讲生活的只有三条，而这三条也多是从政治角度讲的。
拿“鞍钢宪法”（五条）与“大庆经验”（九条）比较，何其相似乃尔。不用细说，“大庆经验”简直就是“鞍钢宪法”的亲生嫡传与具体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