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柳云龙饰演的风筝男主作为国统王牌特工，以狡黠机智和心狠手辣闻名。然而实际上却是代号代号“风筝”谍报人员。那么风筝剧中的郑耀先的历史原型是谁呢?历史上真有这个人吗?柳云龙塑造的郑耀先并非是指历史上的某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不是一个具体历史人物的缩影。
郑耀先的历史原型
《风筝》中柳云龙饰演的六哥郑耀先，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吗?六哥郑耀先是2017年的谍战电视剧《风筝》中的男主角，由柳云龙饰演，是共安插在国内部的代号为“风筝”人员。
《风筝》改编自退色的的同名，由柳云龙导演兼主演，在去年了很好的收视成绩。
郑耀先作为共的特工“风筝”，长期以重庆王牌特工的身份示人，为了确保“风筝”能够在关键时候才发挥作用，郑耀先一直都是戴笠手下心狠手辣的六哥。
他的员生涯长达三十多年，先后经历过很多惊心动魄的故事，又和三个女人有过感情瓜葛，像这样经历离奇的人物，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真实存在的。
人物传记和的截然不同之处在于，人物传记首先是在征得原人许可的情况下才动笔书写的，在创作的过程中会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其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时间都会尽可能精准;而创作却与之相反，不讲究真实，只讲究故事的曲折，因此不需要对历史进行考证，其中必然有也有作者艺术加工的成份。
为了避免与真实人物的故事吻合而招致麻烦，创作中往往会使用虚构的人名，其人物可以以历史上某个人物为原型，但不会用他的真名。
郑耀先就是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他不是在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但却有历史原型，这个人物形象是以曾经的特工程一鸣和阎又文两人为原型创作出来的。
1、程一鸣是广东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参加过上海的工人武装。
1931年程一鸣在我党的指令下以卧底身份打入国内部;在《风筝》剧中，郑耀先也是在1932年打入内部的。
程一鸣曾在1939年末被关进息烽并接受的，这也和《风筝》中的情节契合。
1948年程一鸣辞去在国中的职务辗转到了，《风筝》中也有相似情节。
2、阎又文是山西荣河县人，1938年成为安插在部队中的地下。
郑耀先的特工生涯长达三十多年，直到后仍以国留用人员的身份继续为提供，这一点又和阎又文的经历非常相似。
1939年曾经命令部队进行清党，致使阎又文和党失去联系。直到1946年初，陕甘王玉才和阎又文重新建立了联系，这一段在《风筝》中也有出现。
而历史上的阎又文在1962年去世时仍没有公开身份，以致他的妻子和子女入在面临调动时的政审都因为阎又文的历史身份而受影响。
他的身份直到1997年才被公开，这一点也和剧中的郑耀先为了理想和甘愿牺牲的精神相当吻合。
“风筝”的历史原型是谁?
近日火爆荧屏的谍战大剧《风筝(电视剧)》，主线就是代号“风筝”的郑耀先奉命打入，隐蔽身份潜伏数十年，为党的秘密战线奋斗了一辈子。观众最感兴趣的就是历史上到底有没有“风筝”的原型?
完全对得上号的没有，但相似经历的倒还真有。
程一鸣，1907年出生，广东人。1924年到上海打工，积极参加工人运动。1926年加入中国共，并作为工人骨干参加了上海的三次工人武装。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他认识了工人武装的人、赵世炎、。
“四·一二”后，程一鸣遭到国的追捕，因此1927年8月党将他送到苏联，进入莫斯科大学(也叫中国劳动大学)学习，同学中就有邓、、等人。据说，程一鸣在苏联期间还曾接受过克格勃的特别培训。1930年，秋程一鸣从苏联回国，任上海五金机器工会党委。
改变程一鸣命运的是1931年4月“特科”人在武汉被捕，随即叛变，因此在白区的地下党以及“特科”都遭到很大，特别是由“特科”部署打入国内部的人员也全部，有的被迫撤离有的被捕遇害，地下党苦心经营多年的网都被清除。因此当时地下工作和对敌的迫切需要重建打入国内部的网。
于是就在叛变一个月后的1931年5月，程一鸣和原来的党失去了一切联系，从后来的情况来看，这显然就是程一鸣接受的秘密指令，开始转而成为渗透打入国内部的卧底——《风筝》剧中，郑耀先也是在1932年受苏区保卫局的秘密指派打入，非常吻合——毫无疑问，程一鸣就是亲自安排亲自放出的“风筝”。
半年后，程一鸣在莫斯科大学的同学吴景中就来拉他改换门庭，投奔国。吴景中早年也是中员，大失败后投入国阵营，此时加入了的前身复兴社特务处，胜利后任天津站站长——没错，就是另一部谍战剧《潜伏》里吴站长吴敬中的原型。大时期到苏联学习在国共决裂后脱离共，投靠国的并不在少数，所以程一鸣的经历并不会太受怀疑。不久，表示愿意加入国的程一鸣就受到了国部总干事张冲(重要的骨干成员)的约谈，还领到了自新证，这就算是完全“”了。
程一鸣随后又通过莫斯科大学的同学邓文仪(黄埔军校一期，时任的侍从秘书)的举荐，担任国军事会南昌行营调查科军事股少校股员，这个南昌行营调查科就是国的单位，科长就是邓文仪，不久就被并入戴笠的复兴社特务处，程一鸣由此进入了系统，先后担任过华南股和华东股的股长。全面爆发后程一鸣奉戴笠的命令潜入上海，担任复兴社上海区，负责对日和锄奸工作。
1938年9月，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国军事会调查——这就是鼎鼎有名的。不久为了培训特工人员以适应扩编后的需要，在湖南临澧开办特训班，临澧特训班被誉为的“黄埔军校”，是规模和影响都最大的特训班，为培养了大批骨干。临澧特训班由戴笠兼任主任，余乐醒、乔家才任副主任，程一鸣担任上校。后来程一鸣还担任过多个特训班的或总，因此在内部积蓄了众多的人脉。
1939年11月，程一鸣被关进了的贵州息烽，后来又转到重庆白继续关押，直到1940年4月才被释放。程一鸣这次被关押的原因极有可能是被怀疑的卧底而受到内部——《风筝》剧中，郑耀先也受到的怀疑和——最终他顺利通过，因此获释后更加受到戴笠的重用，随即担任兰州特训班的主任，不久又升任西北区区长兼第八战区部督查室少将主任，人员的军衔都比较低，少将就是了，连戴笠也不过是局长。
1945年7月调任最重要的部门行动处少将处长，胜利调任上海办事处副处长兼行动组长，公开身份是淞沪警备部稽查少将处长。上海办事处处长是由戴笠亲自兼任，是负责接收上海的责任单位，权势极盛。程一鸣担任这个职务，说明他极受戴笠的信任和器重。
1946年3月，戴笠因座机坠毁而丧生，由郑介民继任局长。程一鸣和郑介民是广东同乡，又是留苏同学，绝对是郑介民广东帮的亲信，完全可能凭借郑介民的关系在更上一层楼。但随着内部的权力倾轧，郑介民的局长宝座不久就被戴笠同乡毛人凤抢去，程一鸣也随之被排挤出的核心中枢，调任粤汉铁路管理局警务处长，1948年程一鸣干脆辞职到了(专题)——《风筝》剧中，郑耀先面对的联合排挤也是三十六计走为上。
戴笠死后接任局长的郑介民和程一鸣关系密切
进入1949年，面对国在战场上的一败涂地，对由局改组的以及毛人凤的工作很是不满，就在1949年1月把程一鸣召到奉化溪口，要他负责对进行全面整顿。但程一鸣深知毛人凤在内部的盘根错节，自己很难插手，所以并没有接受的这一安排，而是又回到了。
1949年3月，薛岳出任广东省，程一鸣受薛岳的邀请出山担任广东省保安部视导室主任;8月，改任广州卫戍总部保防处处长。
1949年10月，广州前夕，程一鸣逃到。1951年11月，郑介民担任(专题)“”次长兼工作处处长，再度启用程一鸣为工作处下的救第十六路。1953年，“”工作处撤销，郑介民调任国执行会第二组主任，专门负责对的和派遣特务，程一鸣调任“中二组”澳门派遣组组长。1955年3月，改为局后，程一鸣又担任局澳门站少将站长。
在这段时间里，1955年4月，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印尼雅加达召开的万隆会议，临时改变行程，秘密取道仰光飞赴雅加达;而代表团部分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起飞5小时后在空中，机上11位中国代表团成员全部遇难。
“克什米尔公主”号后中方向提供了局特务相关的详细线索，导致局在的网受到沉重打击。1963年局计划在访问柬埔寨时实施，结果也被中方全面掌握而彻底失败。
一般都认为在这两件事情上，作为局澳门站站长的程一鸣肯定是发挥了重要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他也受到了国方面的怀疑，这也是他在1963年12月回归的重要原因。
1963年12月13日，根据的报道，程一鸣携带电台一部、密码一批、文件一批、无声五支、各式四支、二百一十四发、手四个、钟表式定时引信七个、电器钟表引信十三个、磁性水雷一个、三十磅、三十六支、用的毒针两支从澳门来到广州。虽然程一鸣此举被宣布为“”，他之后也一直享受将领的待遇，但确切说应该是“归队”。因为后来在接见他时就曾批评他在广州前夕，没能设法阻止国特务的活动，尤其是对广州海珠大桥的。
这样的批评对于一个将领来说，显然不太合适，但对于一个归队的“风筝”就太正常不过了。
程一鸣(右)回后和广东省厅主管的副厅长郭曼果(左)
当然程一鸣“归队”后的待遇要比《风筝》里的郑耀先要好多了，他先后担任了广东省副主任、主任等职，并当选为广东省、和第六届全国。1979年7月由部下辖的群众出版社出版《程一鸣回忆录》，但因为内容特殊和而只能“内部发行”。1986年6月去世，他的追悼会是由广东省和广东省安全厅联合举办，由主办合情合理，而广东省安全厅也一起参与，从中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了。
《风筝》剧中，即使到了后，为了抓捕敌特，郑耀先还是依然继续潜伏。现实中这样的情况也真的有。
阎又文，1914年出生，山西荣河县(今万荣县)人。1934年考入山西大学法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参加地下杜任之、张友渔等的进步团体“中外语文学会”。1938年，在晋绥军部队的地下潘纪文将阎又文秘密发展为地下。1939年，阎又文到延安，进入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开办的延安七里铺侦察训练班第学习，七里铺训练班实际上是保卫部门创办的特殊训练班，主要培养打入敌方内部的卧底人员，前后开办了七期，为培养了大批侦察，被誉为系统的“黄埔军校”。1939年11月从七里铺训练班结业后，阎又文被西北局部安排到国西北军阀马鸿逵部队，不久又转到晋绥军部。阎又文与是山西荣河同乡，加上他文采过人，写出的文章让很满意，由此逐渐得到的信任，在身边担任文书、秘书。
当时，正是时期，和关系比较融洽，他请求派出政工人员帮助自己部队建立政工和制度，还仿效军的《三律八项注意》制定了《十项纪律》，因此的部队被国方面认为已经严重，称为“七路半”。
1939年下半年，国掀起，严令部队进行清党，只能将人员“礼送出境”。当时阎又文的身份并没有，所以他还留在部队，但因为事出紧急，党来不及做出安排，以至于阎又文就此和党失去了联系。
阎又文
尽管党失去了和阎又文的联系，但始终坚信阎又文是位忠诚的战士，也在积极设法恢复和他的联系。1945年8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的王玉受党委派，前往部队寻找并和阎又文重新建立联系。
此时阎又文已经是国第十二战区部上校副主任并兼任十二战区机关报《奋斗日报》社长，同时又是的机要秘书，深得的赏识和信任。时隔六年，到底会有什么变数，而且又没有任何接头的暗语，重建关系，绝对是非常困难和危险。
1946年初，王玉千方百计终于在包头找到了阎又文，两人见面后，王玉就连问了三个问题：“你叫阎又文吗?你是山西荣河人吗?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 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但马上就点头称是，王玉随即开门见山：“阎又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我来找你。”
阎又文马上就激动地握住王玉的手说：“我一直在盼着这一天啊!”——在当年残酷的地下斗争中，这样的接头方式，绝对是不允许的，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只能采取这样的特殊方式了。《风筝》剧中，郑耀先因为上线陆汉卿牺牲，和失去了联系，他得到国山城的后，只能将已经身份的地下“坚冰”营救出来，把交给“坚冰”，让他带给。这和王玉和阎又文的接头，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重新接上关系后，由于阎又文在部队的地位相当重要，因此党要求阎又文只要了解和掌握重大的具有战略性的军事，了解和掌握和的关系，“别的一律不要搞”，以免增加的风险。同时王玉只负责和阎又文的绝密单线联系，不允许和任何其他地方或个人发生横向关系。考虑到阎又文线的价值极为重要，所以只有边区保安处和部的少数几位知情。
后来阎又文的关系转到部，知道阎又文卧底身份的除了上线联系人王玉之外，就只有部主管工作的第一室主任罗青长、部部长农和层的、毛!
后来阎又文升任华北“剿匪”总部少将新闻处处长兼政工处副处长，在战争尤其是平津战役中，争取北平和平发挥了巨大作用。到了后，阎又文依然没有公开中员的身份，继续以“国将领”的身份随在工作，担任的办公室主任。
1958年还以人士的身份再一次公开加入中国共——这次既不是重新，也不是公开过去已有的党龄，而是以员的身份。这一切，就是对家是保密的，以至他的子女长期都以为自己是对象的后人。
1949年北平和平后，阎又文(右一)陪同(右三)到西柏坡，左三为
1962年，阎又文因病去世，年仅48岁。在对他的悼词中，仍然没有他作为地下人员的历史。
他墓碑上的碑文是这样的：“阎又文同志，山西省万荣县人，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曾任中国协议全国会，中华人粮油生产局局长，中国员……阎又文同志，过去曾为做过许多工作……”——既然是共员，却没有写明参加时间和时间，对于新中国成立前的经历只有一句语焉不详的“过去曾为做过许多工作”。
由于阎又文的秘密身份始终没有曝光，他的妻子和六个子女、提干时的政审都会因为阎又文曾经是“军官”的原因而受影响。而且政审的结论一般不会向当事人透露，所以阎家不了解内情。直到阎又文最小的儿子在部队申请，部队多次向发函外调政审，得到的回答都是“阎又文同志历史问题不清楚”。
阎家子女这才找到部，但在部国将领的档案里也查不到阎又文的任何信息——阎又文的身份就此成了一个无人知晓的谜团。
直到1993年市系统举办老同志春节联谊会，王玉偶然遇到了他在五十年代初的老同事、原市局副局长刘光人，刘光人曾是阎又文二女儿的，而且他前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时候，公开身份是《平明日报》的记者，阎又文是华北“剿总”新闻处处长，两人在工作上有过不少接触，当然两人是不可能知道彼此的真实身份。
王玉和刘光人在闲谈中谈到了阎又文后人，王玉一下子激动起来，先是长叹一声，然后说：“已经40多年了，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电视剧)了。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
这样，阎又文的家人才终于知道了阎又文的真实情况，也终于理解了阎又文在1956年写下的一首诗：“独怀凌云志不凡，干高枝大拔群巅。阳春三月花似锦，英雄树下赞木棉。”里蕴含的深意。
1997年7月10日，《日报》发表了原调查部部长罗青长撰写的《丹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又文同志》，将阎又文的历史功绩公诸于众。
很多人知道当年地下斗争有个“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针，但是对于隐蔽在敌人心脏里的卧底，还专门有过另外的针——“有苦不说，有气不叫;顾全大局，任劳任怨”。《风筝》里的郑耀先是这样，现实中的程一鸣、阎又文也是如此，他们不惧艰难险恶，不计个人荣辱，为了和理想，真正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