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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山西，很多人的印象就是煤和老陈醋，还有保存完好的众多古建筑，跟富甲天下的商人似乎不沾边。咱们看山西地图，这块土地从西到东被黄土高原、吕梁太行山脉分割的是支离破碎。
◇ 图为山西地形示意图
在古代那不论是基础设施，还是自然条件可以说是个典型的北方内陆省份，但就是这种不利的环境下，山西在明清将近五百年的时间里却孕育出了富甲天下的晋商集团。那么，为啥远离沿海身居内陆的山西会出现影响全国的商人集团？这些人最早是靠什么生意起家，又是怎么在兴盛五百多年后，在近代慢慢衰落凋零？今天就聊聊这个话题。
◇ 图为秦代长城示意图
◇ 图为辽、西夏、北宋并立形势图，图中的绿色三角就是北宋与各国的主要边贸“榷场”
由于山西位于草原民族和农耕民族的交界，所以从春秋战国秦汉时开始，当地人们就和北方境外势力匈奴做买卖。此后历朝历代晋人和游牧民族做生意就没断过。到了北宋时期，朝廷先后在山西境内设立榷场，并且鼓励宋辽两地的商人进行交易。尽管自秦以来，历朝历代都把重农抑商当作基本国策，对待商业和商人群体都是严厉管控和打压，但对山西没办法，不经商就得打仗，面对这俩选择到底该怎么办朝廷还是拎得清。这也是山西的地理造就的经商基因。
◇ 图为明朝九边重镇示意图
等到了明朝初期，虽然天下被平定，但北元势力还时不时南下骚扰明朝，为了防御北元势力南下，从洪武时代开始建立了九边防御体系。
这其中山西的军事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朝廷一口气在山西设立了宣府、大同、太原三镇。洪武皇帝严令军队不能经商，但军队却是实打实的“吞金兽”，尤其是山西三镇屯驻官军规模十分庞大，比如仅大同镇及诸卫所就有官军十三万，加上这些官兵的妻儿，大同镇需要供养的军属人数还得翻上两番。有学者推算，人吃马喂都算上，这大同军镇年需屯粮近百万石，草料近两百万束，是一笔非常庞大的数字。而这些粮食军饷，再加上山西境内的三个藩王的吃穿用度，都要山西老百姓供养。
◇ 图为《明彩绘仪仗俑群》是明朝第七代秦藩王秦简王朱诚泳随葬品，此组俑群展现了秦简王朱诚泳出行的仪仗规模 图由马戏团长拍摄并提供
◇ 图为建文帝时期的明朝藩王示意图，由于山西省是边防重镇不仅需要供养规模庞大的边军，还需供养代、晋、沈三个藩王
曾任山西按察使的吕坤说过：“山西钱粮，非王禄则军饷。”说的就是山西钱粮都给藩王和三镇官兵造了。如此重税下，光靠种地没办法活下去，大量山西人不得不弃农从商。
面对如此现实，朝廷也不得不做出让步。洪武三年，朝廷推出了“开中制”，开始有限度鼓励商人输粮济边，以粮换盐引。获得贩盐资格后，商人在指定盐场换取食盐，再把它们运往朝廷指定地点进行销售。
◇ 图为宣统三年的盐引
虽然这也是官方垄断贸易，但好歹给了山西人开了个口子，也就放了一条活路，山西距离粮食产地和食盐产地都不远，附近的河南陕西是产粮大省，晋南运城有一个河东盐池，长治荫城还是冶铁基地，有这个地利优势，山西商人通过开中制做起了中间商，把盐铁粮秣运到边境，从中赚取差价。
到了明朝中期，山西就逐渐成了边关盐铁粮食的中转基地。随着卫所制度逐渐崩溃，山西商人贩运的货物种类也从军粮扩展到丝绸、马匹等多种物资。从此，一支支山西商队往返于内地与边关之间运送大批货物，事实上垄断了相当一部分边镇贸易，山西商人靠这个捞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
◇ 图为明蒙互市示意图
当然了，有明一代，晋商不仅从事国内商贸，还把生意做到了蒙古。1570年，也就是隆庆四年，大明与蒙古达成和议，双方正式开放互市。据统计自隆庆五年至明末的六十余年间，双方成交马匹大约有三百万匹左右，每匹按当时中等价格白银十两计算，价值高达三千万两白银之多，这相当于朝廷一年的岁入。晋商商队不但和蒙古人做生意，还通过杀虎口和张家口开始与女真等边疆少数民族进行贸易往来。
◇ 图为张四维（1526年6月21日—1585年11月29日），字子维，号凤磐，山西平阳府蒲州县风陵乡（今山西省运城市芮城县风陵渡镇）人，祖籍山西平阳府解州县，明代中期内阁首辅
当然在大明朝官员朝廷最大，商人生意做的再大，也保不齐各地官府的一纸命令就一夜破产，因此晋商一边不断和各级官员搞好关系，另一面在朝廷中培养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比如运城蒲州张允令家族，其子张四维就深得张居正赏识，之后更是接替张居正成为万历内阁首辅。而张允令的妻弟王崇古，历任兵部尚书，还曾担任宣府、大同、山西三镇的总督，主抓边镇输纳事宜。
有了如此强大的官方背景，张允令家族在边镇贸易中的地位几乎无可撼动。有官方背书，到了万历中后期，晋商已经压了徽商一头，成了大明最富有的商人群体。时人记载：“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其富甚于新安。”这里的“山右”指的就是山西商人。
◇ 图为关宁锦防线示意图，卡住辽西走廊和山西与蒙古的贸易关口相当于是大明对后金政权发动的贸易战
到了明末清初，明廷为了困死崛起的后金，不仅修建了关宁锦防线，还严厉禁止明朝商人和后金贸易，不过，此时的大明朝廷从上到下，从里到外都烂透了，根本无法阻止晋商和后金贸易，随着清军入关，晋商顺理成章的成了清廷首选的合作对象。
有人说“站在台风口上，猪都能飞上天”。晋商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风口上，自从清朝开国之后，从康熙一直到乾隆，清政府不断向西用兵，在这个过程当中，晋商再一次做起了中间商，承担了运输物资的任务。而大批晋商甘冒危险，不畏艰难随军远征，用命赢得丰厚利润。比如山西祁县乔氏商团的复盛公商号，就是因为在包头供应驻防军队的粮秣，经营日用杂货发家的。另一家山西太谷大盛魁的兴起也是如此。
◇ 图为郎世宁绘制的《平定准部回部得胜图》局部
◇ 图为电视剧《大盛魁》中的晋商商队
◇ 图为晋商国内外主要贸易路线示意图
随着蒙古、新疆等地纳入清朝版图，晋商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西到中亚，北至西伯利亚，东抵黑龙江，都在晋商经营范围之内，这其中山西商人和俄国的贸易占了大头。
自从十六世纪后期开始，沙俄越过乌拉尔山开始向东扩张，中俄陆续签订《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两国商人以恰克图为贸易中心。刚开始时，一年交易额大约只有一万卢布，到了19世纪三十年代交易额已经达到1280多万卢布。到了19世纪50年代初，160多年的时间里朝廷一不收税，二不像广州那样要经过行的剥削，山西商人从对外贸易中获利颇丰。
◇ 图为19世纪末的买卖城(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是清代中俄边境重镇。1727年10月，中俄签订《恰克图条约》俄国人获得与中国商人直接贸易的权力，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别建恰克图新市街，作为中俄贸易互市地
◇ 图为关于晋商票号“日升昌”的油画作品
此外，随着晋商团体不断对外发展，他们开始向各个行业渗透，并逐渐接触到了更加赚钱的票号行业。比如中国第一家票号，就是创建于清道光三年的平遥日升昌。
到清朝末年，山西票号已在全国80多座城市设立了分号，甚至在当时的沙俄莫斯科、圣彼得堡、日本东京、印度加尔各答等地，都有山西票号的存在。晋商借着票号业务，赚取了海量的资本。经过几个世纪的财富积累，晋商的财富甚至超过了当时大清国库，真正实现了“富可敌国”。比如晋商中的魁首太谷曹家，经过四百多年的积累，其最鼎盛时期总资产高达1200万两白银，而当时清廷打造一支北洋舰队只需要1000万两白银，可以想像晋商的总体财富有多惊人。
◇ 图为山西太谷城东的“孟家花园”，图中为晋商孟广誉与夫人儿女照片
如果说晋商的兴起与蒙俄边贸密不可分，那随着晚清时期列强们通过不平等条约在中国获取到特权，以及北方形势的变化，对晋商的衰落同样起到了巨大影响。正所谓一个人的命运，既要考虑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这句话对纵横五百年的晋商同样适用。
晚清时期，随着俄国商人凭借不平等条约逐步取得免税等商业特权，此消彼长之下，晋商的生意是日益萎缩。到了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以及1921年外蒙古的宣布独立，一大批以蒙俄商贸为主的山西商号受到沉重打击，例如俄国十月革命后，大盛魁在俄资产被全部没收；外蒙古宣布独立后，中国商人在蒙古资产也被没收殆尽，这样动荡的国际形势导致一大批山西商号破产。与此同时，大量外国银行涌入中国，这些西方银行不管是在经营方式，还是资本运作方面，都远比晋商的票号更加先进。
◇ 图为电影《白银帝国》晋商票号年终审计
◇ 图为电影《白银帝国》中的晋商票号“天成元”，外墙悬挂“一两开户”的广告
此时的晋商还没意识到危机，依旧保持僵化的商业模式，到了1905年，清政府开始设置国家银行，并且开始发行纸币。而晋商票号又偏偏极度依赖金属货币，如此一来，整个清朝的票号业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 白银是晋商票号存在的基础 图为电影《白银帝国》剧照
◇ 清政府纸币新政令晋商票号遭到沉重打击 图为电影《白银帝国》剧照
◇ 图为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辽宁海城的山西会馆
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票号业务遭到打击的同时，以铁路为代表的新型交通物流运输方式，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如此一来，晋商引以为傲的物流优势，也瞬间荡然无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覆灭，晋商营略多年的关系网彻底破裂，昔日叱诧风云的晋商，历经一轮又一轮的风浪之后，已经是奄奄一息，在苦苦挣扎之后，最终只留下了一栋栋深宅大院。
◇ 图为张艺谋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乔家大院
回首晋商这五百年的历史，细心的人不难发现，这晋商的兴衰史和朝廷默许的特权密不可分，当明清百姓还在靠路引才能出门的时代，晋商就能靠着皇权的默许，甚至赏赐的特权纵横天下，有句俗话说：“凡是有麻雀的地方，就有山西商人。”这不仅仅是说晋商敢闯敢干，更是点明了晋商崛起的真相。但这说到底还是依赖朝廷，不是真正的公司，到了晚清时代晋商面对拥有先进管理经验和经营方式的西方现代公司，晋商被打的毫无还手之力也就情有可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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