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带来衣带诏，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衣带诏”之事，是一场酝酿中的未遂的政变。《三国演义》的第二十回至二十四回叙述此事说：曹操诛灭吕布后，班师回朝，把刘备带回许都。一日，曹操与献帝在许田打围，刘备与关、张等亦跟随。献帝射一鹿，三箭不中，曹操讨天子的宝雕弓、金紕箭，将鹿射倒。群臣将校见了金键箭，以为是天子射中，都踊跃向帝呼万岁。曹操纵马直出，遮于天子之前以迎受之。
曹操不归还天子的宝雕弓，就自悬带。献帝回宫，想要除掉曹操。伏皇后之父伏完以为董承可托，献帝便自作一密诏，暗令伏皇后缝于玉带紫锦衬内，赐予董承，董承回去检看，发现密诏，即与工部侍郎王子服、长水校尉种辑、议郎吴硕、西凉太守马腾、昭信将军吴子兰、左将军刘备等签写义状，共议起事。这时刘备唯恐被曹操谋害，亲自种园浇灌，以为韬晦之计。
汉献帝剧照
曹操青梅煮酒，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曹操说了一句：“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吓得刘备失匙箸(小勺和筷子)落地。适值袁术欲弃准南，赴河北投袁绍，刘备便寻了个脱身之计，请求率军就半路截击袁术。得到曹操允许，便带兵而去，乘这机会脱离了曹操。马腾见刘备已去，边报又急，也回西凉去了。董承与王子服等又生一计，要利用太医吉平为曹操医治头风时，进毒药杀之。但由于家奴告密，“衣带诏”事发，吉平、董承等被处死。
《三国演义》围绕“衣带诏”一事所展开的故事情节，写得非常生动细腻，着墨甚多，在艺术手法上颇具特色。但核诸史实，却有不少出人。
曹操剧照
首先，在历史上有没有“衣带诏”这件事，还是很难说的。
袁宏的《后汉纪》说：建安五年(公元200)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被诛。
这里仅仅谈到董承等人要谋杀曹操，并没有提到“衣带诏”的事。
《三国志先主传》说：“先主(刘备)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刘备并没有发动)。”
“董承辞受”是董承自己说接受了皇帝的“衣带密诏”，别人并没有见到这种东西。言之确凿的是《后汉书董承传》:“帝忌操专逼，乃密诏董承，使结天下义士共诛之。”《后汉书献帝纪》中也说：董承“受密诏诛曹操“。
董承剧照
但《后汉书》成书较晚，不仅大大晚于《三国志》,比《后汉纪》也晚了五十多年，资料的原始性是逊于二书的。到了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时，没有采用《后汉书》的说法，而是采用了《三国志》的说法，写道：“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把《三国志》的“辞”字改为“称”字，意思就更明确了，是说董承自称接受了“衣带密诏”，别人并没有见到原件。
可见献帝不一定搞过“衣带密诏”，在曹操的严密控制之下，这个性情聪慧的小皇帝未必敢冒这个险，很可能是董承假借这个名义，联结刘备、王服等人谋诛曹操的。
董承剧照
第二，作为“衣带诏”导火线的许田打围的场面，并不见史书记载。只是《蜀纪》中说：当初刘备在许都时，和曹操共同出去打过猎。这大约是《三国演义》许田打围情节的出处，但这里写的只是曹操与刘备共猎，并没有献帝同行，所以曹操遮前受贺，留宝雕弓等情节便不存在了。这件事与“衣带诏”之事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第三，按照史书的记载：董承所联合的同谋者只有王服、吴硕、种辑、刘备等四人，而《三国演义》则为六人。其中马腾与这件事无关，纯属虚构;吴硕和吴子兰，在不同的史书中，有的写作吴硕、有的写作吴子兰，应该是一个人，名硕，字子兰。
董承剧照
第四，伏皇后及其父伏完，与“衣带诏”这事并没有直接关系。据史书记载：“衣带诏”事发之后，正在怀孕的董承之女董贵人也被杀害，其状甚惨。伏后目睹此事，便给在朝中任职的父亲伏完写信，请他密图曹操。但伏完当时慑于曹操的威势，并没敢闹什么事。
伏完死于建安十四年(公元209)，而到了建安十九年(公元214),也就是董承死后十四年，曹操才追究了这件事，逼献帝废掉了伏后，幽闭而死。可见伏后和伏完仅仅是旁观的第三者，说伏后和伏完参与了“衣带诏”事件，而且由伏后亲手把密诏缝在玉带中，是没有什么根据的。如有此事，这父女二人早就被杀了，怎能在十多年以后才犯事?
曹操剧照
第五，太医令吉本和“衣带诏”也是毫无关系的。当时吉本并没有向曹操投过毒，而是在董承被杀十八年以后，即建安二十三年，伙同京兆人金祎(衣yi)少府耿纪等人发动了武装政变，但很快便失败了。
“衣带诏”事件和吉本等人的武装政变，在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拥汉反曹的举措。把它们集中在一起来描写，源于《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又作了进一步的艺术加工。从艺术的角度上，可以增强故事的深度和广度以及感染力。但从史学的角度来看，二者相差十八年，情节各异，是不能混为一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