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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府”的出现最早是在唐代，那时叫“知府事”，知府在职官上的命名则是在明代，清朝地方行政基本上是沿用了明朝的职官。知府在清朝是比较常见的地方行政官，属于掌“一府之政令，总领各属县。”
清朝有很多做过知府的官员在历史上都大名鼎鼎，像做过黄州知府的于成龙，做过太原知府和江宁知府的刘墉，历任安顺、镇远、黎平知府的胡林翼。
还有做过江苏候补知府的谭嗣同。后来，无论是于成龙、刘墉还是胡林翼他们的升职都是在地方上。
升迁之后，也只有刘墉才被调任回京。知府的升迁，一般是升道员(正四品)与盐运史(从三品)。但是也有因为政绩卓优，品能兼具被超擢的官员，像于成龙、刘墉和胡林翼都是擢升的按察使(正三品)。
赵秀玲在《论清代知府制度》里说：雍正用人不拘成例……自雍正元年一至三月，就有5名知府擢按察使。”可见政绩卓优的官员，在地方上被擢按察使还是比较常见的。
对于回京的官员，显然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了。清朝的职官在大清的二百七十余年间是有所变化的。尤其是在乾隆朝和鸦片战争后期，其中乾隆朝就有像四殿三阁大学士合为三殿三阁大学士的变化，也有对知府品级的调整。
乾隆朝之前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乾隆十八年就改为了从四品。也就是说于成龙的知府是正四品，到了刘墉和胡林翼的知府就是从四品了。
由于乾隆朝养廉银的成熟，地方官和京官在官员们心中的位置也被互换了。地方行政官成了官场的香饽饽，他们更喜欢在地方任职。
像江苏道员罗源浩，乾隆对其印象不错，就想把其迁为京官，但是罗源浩并不感恩，还面露难色。以至于乾隆发出了“人情喜外任而不乐京官，大抵皆然”的感慨。
雍正朝时官员们对于地方任职还未有乾隆朝时的偏好，京官还是最好的选择，但是京官也不是铁饭碗，尤其是户部、刑部、吏部和兵部都是去地方任职官员的集中所在。由于采用的是双向任职多次流动的方式，雍正在官员任职中，考核非常苛刻。
雍正在位十三年期间，引见的9500余件履历中，他召见了文官5800人左右，武官1400余人，平均两天要见三个官员，可见其勤勉。在面试官员时，雍正并不是走走过场，而是实打实的考核。
雍正对官员的面试严格是出了名的，但雍正也有面试时非常感性的一面。这就令面试充满了变数。譬如：李根云在面觐时，雍正就说“因其伶透，着暗记名补青州。”后来就做了青州知府。
李根云不是特例，还有很多的官员都遇到了类似的评价，不过也有“狼顾”“人死诡诈，两眼不定”的评价。所以对于觐见的官员来说，前程如何，有时还要取决于面相。
雍正朝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知县任京职的制度。像“俸満升部”，也就是任职期满无过错可以升任部员。但是知府的入京就没有固定的制度了，而是根据操守、能力和雍正帝的面试，才能决定其仕途走势。
知府是受到皇帝格外重视的一个官位，他们认为“如知府得其人，则能察吏以安民，于地方实有裨益。”
所以对于知府的考核也是力度非常大的。雍正对于知府回京任职是根据政绩来决定的，好的根据惯例留在六部的各司，差的仕途就不好说了。
但是到了乾隆时期，这种考核地方行政官员的初衷就有了变化。乾隆三十五年做了规定，对不称职的知府和道员，地方督抚将其改迁京官。
在京官任一年限后按资格外任时，乾隆还严格把关，亲自决定其是否能外任。改迁京官已经成为了一种惩罚和改错的方式。
以官员双向任职相对频繁的雍正朝来说，知府升任京官的机会也不很多，大多只是业绩考核。王志明的《雍正朝京官与地方官双向任职分析》说：“知府迁任京官，为数43人，他们一般任职员外郎。”
在地方上虽然多有像于成龙、刘墉、胡林翼等擢升的现象，但是在京官方面却很少有擢升的情况发生。
赵秀玲在《论清代知府制度》里也说：“清代知府很少有直升中央部院堂官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代人事制度循序渐进、投资递升的特点”。
也就是说清朝知府升任京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而正常的迁任担任的官职是员外郎，从五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