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葡萄牙等国开始了早期殖民扩张，地大物博的中国自然成为他们的目标。不过，葡萄牙的中国之行似乎不是那么顺利。
正德十六年(1521年)，明朝水师在广东海道副使汪鋐的指挥下，几乎全歼盘踞在广东屯门岛的葡萄牙人，仅余少量人逃回马六甲。次年，葡萄牙国王派遣训练有素的远征军三百余人，分乘五艘巨舰前来报复。他们在新会西草湾遭遇明军，明军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仍然大获全胜。葡萄牙见在广东打不开局面，转而北上进犯福建、浙江，但同样没有任何收获。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葡萄牙经过精心准备，卷土重来，大规模进犯福建漳州，不过，结果仍然很悲催，竟然再次被明朝小小的海道副使击溃。
但是，在战局如此“一边倒”的情况下，明政府竟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借给了葡萄牙。明政府为何要这样做?难道仅仅是因为葡萄牙贿赂了地方官，或是明政府看重了中西商业利益，抑或是葡萄牙后来的谦恭感动了一向标榜“怀柔”的天朝上国?
答案显然都是否定的。实际上，这是明政府在新形势下主动做出的战略调整。通过把澳门租借给葡萄牙，明政府希望葡萄牙成为其维护南部海疆稳定的重要依靠力量。
明朝后期，东南沿海的海盗活动猖獗，令地方政府很无奈。不过，受利益和自身实力的影响，地方政府不愿冒过大的风险，也不想付太大的代价，所以一直没有给海盗以有力的打击。明朝中央政府虽有打击海盗的决心，但无奈路途遥远，鞭长莫及。而葡萄牙人本身所具有的勇敢、执著精神，以及刻意表现出的恭顺、谦卑态度，引起了明政府的注意和思考。于是，双方很快就达成了秘密的合作计划—共同打击海盗。
对此，葡萄牙自然是求之不得，乐意效劳，以通过建立“功勋”来获取利益。嘉靖二十七年，中葡联军进攻海盗林剪的老巢—双屿，彻底剿灭了这个令明政府伤透脑筋的海盗集团。葡萄牙的出色表现很快就获得了好处，明政府于嘉靖三十二年把澳门租给葡萄牙。这种实惠令葡萄牙倍受鼓舞。嘉靖四十三年，粤东柘林兵变，叛兵包围了广州。总兵官俞大猷立即派人通知驻扎在澳门的葡萄牙军队，葡萄牙二话不说迅速出兵，联合明军很快就将叛军镇压了下去。事后，两广总督还向葡萄牙人颁发了奖状。
此后，中葡之间的国际化合作保持了下去，一直到万历年间，两广总督还曾联络过葡萄牙夹击海盗。这当然有利于海疆的稳定。
另外，把澳门租于葡萄牙，不但可以将澳门建成保卫广州的外围防线，还能以澳门为基地对外进行“防守反击”，联合出海打击其他敌对势力。
明朝后期，除本土海盗外，在东南沿海还出现了大批的日本浪人，这些浪人与北边的蒙古构成了令明朝头痛不已的“南倭北虏”问题。后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吉利等国有组织的殖民扩张更是中国未曾遇到的新现象。
明政府担心东西、新旧两股外来势力会合起来，会给国防造成巨大的压力。这种担心不是多余的。因为当时的葡萄牙人与日本人已有了不少的勾结，特别是在葡萄牙人中竟然兴起了蓄养倭寇的风气，他们竞相招募大批来自日本的亡命之徒。这对中国绝对是一种可怕的威胁。时任两广总督的张鸣冈上疏朝廷建议租借澳门给葡萄牙，也正是以“葡倭勾结”的可怕后果说服朝廷的，正如他所说的，“粤之有澳夷，犹疽之在背也;澳之有倭贼，犹虎之傅翼也”。
明廷经过认真讨论，决定“驱倭留夷(葡萄牙)”，将澳门租于葡萄牙。如此一来，葡萄牙殖民者与日本海盗的勾结就走到了尽头。这不，就在当年，张鸣冈即命令葡萄牙全面驱逐日本人，还派海道副使俞安性负责监督执行。为了将驱倭事业进行到底，中葡还刻碑立誓，其中的第一条就是“禁蓄养倭奴”。
与此同时，针对西方殖民势力，明政府采取了“以夷(葡萄牙)制夷(其他殖民国家)”的策略。为了防止西方殖民者联合起来侵扰中国，更为了加深西方各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矛盾，明政府除了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外，还对西洋商船征收两种不同标准的关税(葡萄牙只有其他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
西方各殖民国本来就有矛盾，经明政府这么一“挑拨”，矛盾就更深了，竞争也更激烈了。这就形成了一种有效的制约关系，有利于东南海疆的稳定。
以上这些足以说明明政府与葡萄牙形成了一种公开的“条约关系”。明政府为此也尽到了一定的义务。比如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荷兰人与葡萄牙人为争夺澳门权益发生战争，葡萄牙马上向明政府求援，广东地方政府立即派遣水师增援。虽然最终并没有真正参战，但确实展现了两国间另类的同盟关系。此外，明政府对荷兰侵占台湾、澎湖始终采取不承认的态度，天启年间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将荷兰人击溃于厦门，后又逐出澎湖。这也可以从侧面证明明政府对葡萄牙的态度。
明政府的海疆维稳政策，以较小的代价，既打击了国内海盗的嚣张气焰，又避免了西方各国的联合侵犯，还保持了东南海疆长时期的和平稳定，真可谓一箭三雕!这种借力式的国际化维稳，体现了明政府的维稳新思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必然选择。但无论如何，国力强大才能真正保证领土完整、主权统一，维稳政策只是权宜之计，发展实力才是硬道理。那些租借出去的领土，随着中国的日益强大，终究会一个一个拿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