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中国是个男权社会，强调男尊女卑，表现在政治领域中便是男性一统江湖，女性则基本被排除在外。
这一传统由来已久，早在西周时期便已存在。武王伐纣时的战前演讲稿《尚书·牧誓》中提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翻译过来便是，母鸡打了鸣，则意味着家要衰败。
这是当时流传已久的俗语，周武王用来指责纣王因为宠信妲己而乱天下一事。这种对女性的污名化其后一再重复上演。
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文人政客常常把亡国之祸推到一个女人身上—所谓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这不仅表现在历史著作与文艺作品中，还表现在政治制度的设置上。
最早明文禁止后宫干政的是曹魏政权。曹丕称帝后，规定臣子不能向太后奏事，后族也不许辅政。到了北魏，为了防止母后干政情形出现，甚至出现了立子而杀母的“潜规则”。
其后，宋朝有不许后妃干政的“祖宗家法”。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曾命翰林院撰修“女戒”，严禁后妃干政，并令工部制造红牌，镌刻“戒谕女后之辞”悬挂宫中。清初依循明制，仍禁太后干政。
然而，实际上，后妃干政—主要表现为太后干政—的情况，两千年来却一直存在。
太后主政的记载，较早的是战国时期的秦宣太后，到了西汉时期有吕后、窦太后、王太后等，东汉与宋更是太后摄政最为频繁的时期。东汉相继有六位太后临朝称制，其中和帝的邓皇后执政达十五年之久 。
宋代先后也有八位太后垂帘听政，如真宗刘皇后、泣宗曹皇后、英宗高皇后、神宗向皇后 、哲宗孟皇后 、高宗吴皇后 、宁宗杨皇后 、理宗谢皇后。其他的还有，唐代的武则天、清代的孝庄与慈禧等等。
为什么传统中国一再发生太后主政的情况?
原因有三条：
第一，制度安排。
从词源上看，“后”最初和“王”、“帝”等一样，都是对上古君王、天子的一种称呼，比如《山海经》中，称呼夏朝的开国君王启为夏后开(即夏后启)。只是随着时间推移，“后”才成了皇室正室配偶的专称，但它原有的词意并没有完全消散。
《白虎通·嫁娶》里说，“天子之妃曰后……后，君也。天下尊之，故谓之后。 ”又说，称天子之妃为后是要“明海内之小君也”，东汉邓太后在临朝听政时也说自己“德不足以充小君之选”。
可见，皇后为“小君”的说法是一种共识。
《后汉书·皇后纪》有言，“后，正位宫闱，同体天王。 ”随后又引和帝称赞邓后的话说: “皇后之尊，与朕同体，承宗 庙，母天下，岂易哉?”
可知，从制度安排上讲，皇后因为是君主的配偶，而与君主“同体”，两者同属于“君”这一层级上，和君王一样都是“天下之尊”。只不过皇后次于皇帝，是“小君”而已。
所以，从名分上讲，皇后与大臣的关系也是君臣关系，其主政有潜在的合法性。
第二，家天下属性。
自秦始皇废除封建制度而建立中央集权的秦帝国后，中国彻底进入家天下的帝制时代，天下成了一家一姓的私有产权，于是国家被视为私产，而国事被当成是皇帝及其家族的家事、私事。
于是，作为家族成员的太后，对于自家的事自然有更多的发言权。
这样，当前一代君主去世、继位君主年幼时，作为“天下之母”的母后就成了实际上的家长。基于家天下的精神，她对自己的“家事”拥有最高发言权，也是理所当然的。
与之相比，大臣毕竟是“外人”，在涉及皇室“家事”的时候，自然要尊重作为“家里人”的意见。
第三，孝道支撑。
从西汉以来，历代统治者就非常重视孝道，所谓“以孝治天下”。如在汉代，朝廷选拔官吏最重要的制度是察举制，举孝廉是其中的一项，这里的孝廉是孝子廉吏的简称。也就是说，只要足够孝顺便有可能当官。
从字义上讲，“孝”有两层含义，一层是尽心侍奉父母，另一层是尊重、顺从父母的意志，即孔子所说的“三年无改于父道，可谓孝也”。
正因如此，后人才把“孝”与“顺”连在一起用，组成“孝顺”一词，才因此有了“母命难违”的说法。
人是人他妈生的，皇帝是皇帝他妈生的。无论皇帝如何被神化，他与父母之间的亲情关系是无法磨灭的，皇帝也要孝顺他的父母，因此在父亲死后，身为人子的皇帝尊重、顺从他母亲的发言权，是合情合理的。
综上所述，身处男权时代，反对妇人干政是一种必然，然而另一方面，从孝道、制度安排等角度出发，太后干政又存在一定的合法性。
而且，当意外情况来临时，如新帝年幼、皇帝突然重病不能临朝、突然驾崩而无太子等等，客观形势又迫使太后不得不干政。
于是，一方面妇人干政被不断的谴责，另一方面太后摄政的事实又不绝如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