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1914年～1982年)，作家，与张爱玲齐名的海派女作家的代表人物（资料图）
本文摘自《挖历史》，私家野史 主编，华文出版社，2014.1
一、苏青做官
《古今》第29期黎庵的《编辑后记》说：“苏青女士近方服务本市某机关，以女子现宰官身，必多所擘画，以福我市民”云云。此期《古今》出版于1943年8月16日，则苏青做官，当在1943年7月左右。这一期刊物中，苏青还刊发了《谈做官》一文，现身说法，颇有那种母鸡生蛋后的喜悦和揭露官场黑暗的痛快。
苏青是在离婚与失业之后，因周佛海妻杨淑慧推荐任上海市长的专员。时陈公博是上海市长，苏青被陈公博拔擢为专员。据《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第31期：“中华民国32年7月1日兹任冯和仪为本府专员此令”，陈公博1943年6月19日写给苏青的信：“我想请你做市府的专员，但专员是没有事做，也太无聊。派到各科办事，各科习惯对于无专责的专员，时时都歧视。所以我想你以专员名义，替我办办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信写得很诚恳，让她选择：同是专员，是派到各科办事还是在他身边办事。结果，苏青选择了前者，不是莫国康式的贴身秘书，而是派到各科专司核签工作报告的专员。苏青也并非不想在陈公博身边，但因为有人及时提醒她危险，这里面有情场夺宠的利益，也有傍汉奸而带来的陷阱，苏青及时后退几步，有她比较清醒的考虑。陈公博在信中还提醒苏青：“但有一件事——不是条件——请你注意，最要紧能秘密，因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办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办的，有些事是等时机才可以办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内为要的问题。”然而苏青在做官不久，就写就了《谈做官》一文，大爆其官场内幕，好像是那个喊破国王没穿衣服的小孩。是苏青忘记了陈公博的提醒？应该不是，在苏青的眼中，《谈做官》的内容不在陈公博提醒的范畴，文人的脑筋是聪明的，又是难得会糊涂的。那么，《谈做官》写了些什么呢？
首先，苏青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来了。在她心目中，这位大官应该就是陈公博。她说，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没有朋友，也不会有爱人，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乌眼鸡似的”，感情破裂了，还得顾全脸面。做了大官，连自寻乐趣的机会也没有。……这些话虽然没有一定的针对性，但读者很容易把这样的描写与陈公博对上号。说完这些，苏青又指责起官场的弊害来了，她是聪明到一针见血的，然而这在大官们看来，真是可厌：官场存在这么多弊害，不就是说上级官员不能兴利除弊，革新政治么？苏青做官，不是什么专员，仿佛倒是请了个监察官或评论员。我们可以设想，她既然敢于在《古今》上撰文喧哗，则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忍不住指指点点，应该不在少数。
苏青在《谈做官》结尾说：“官场如战场，我希望将来能够提倡女子做官，一定要比较清净得多。”当她还沉浸在初为官员的喜悦中，陈公博却忍不住了，劝她辞职了。陈对苏青说：女人搞政治不合适，辞职后薪金照给。其实，陈公博想说的是，苏青你不是做官的料。因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没有，如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笼统说女人不合式，肯定不是由衷的话语。三个月不到，苏青的官瘾就这样到了头。
苏青的《续结婚十年》写于抗战之后，所以她对出任市府专员的经历故意作了回避，语焉不详，毕竟这是可以认定汉奸的职务，她只说收了“金世诚”的10万元钱，并参加了几次宴会，还在花园里想：金总理是没有灵魂的，和他们一起同流合污……甚至连《谈做官》这样的文章，也一句不提及。可是《古今》中刊载着，没有办法抹去，而陈公博也是她心仪且感激的人物，苏青是真诚感谢他的，日本投降后，她还甘冒危险，与陈公博作了告别。
二、苏青与《江苏日报》
1944年4月初，《江苏日报》（出版地苏州）因苏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则《更正启事》，内容如下：顷得柳雨生冯和仪两先生先后来函称：上月廿三日本刊《挥泪话人间》一文，关于风雨谈与天地之销路问题，查与事实不符，请予更正。兹特更正如上，并致歉意。此启。
这是一个内容相当简单，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的更正启事，但我们略加回味，不难发现三点：苏青居然也读在苏州发行的《江苏日报》；其次，她很在乎维护自己编的刊物《天地》的发行量（印数）；还有就是，苏青与《江苏日报》新地副刊的编辑郭梦鸥写过信。苏青与《江苏日报》的直接关系就这些了，该报报道和别人评论苏青，属于间接关系，此不置论。
苏青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源于画家、散文家吴易生的一篇文章《挥泪话人间》。这个题目有点双关，不仅话的是当前的社会人间，更主要还是话的他自己编辑出版的《人间》月刊。吴易生的名字使人联想起唐朝的诗人白居易，白居易居甚易，吴易生偏生大不易，因此，他编辑《人间》月刊的经过，想起来就只有边挥泪边追述了。在该文中，吴易生谈到自己的《人间》创刊号（42年4月）初印2千，后来又再版了3千，“销路算得不错”。到1942年9月出版《人间》第三期时，印数只有1500了。吴易生很是感慨，顺便说：“听说《古今》销路也惨，《天地》、《风雨谈》，也是同样命运，……”这就是冯、柳两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挥泪话人间》中关于《天地》、《风雨谈》的销路问题。
按：苏青的《天地》创刊于1943年10月10日，吴易生发表《挥泪话人间》时，《天地》正好出到第6期。《天地》出到21期结束，第6期还是刚开始，我们不知道吴易生口中的“销路惨”是什么标准，不过我们知道，他说《人间》创刊印数五千属于“销路算得不错”，而第3期印数1500的话，就是“惨”了，说明吴易生听说的《天地》销路，在他写《挥泪话人间》时，大概也就是一千五百左右吧。然而，文章刊出，苏青的更正接踵就到了，声明“查与事实不符”，却又不明说印数多少，是一种很含糊的更正。
苏青《天地》创刊，是首印3千，再版2千，与《人间》的情况差不多。这在她的小说《续结婚十年》中的《吴山点点愁》（见影印本P77）中的说法相同，由此也可见《续结婚十年》记载的真实程度。
苏青的《天地》是接受了陈公博的10万支票而产生的，现在看来，苏青办杂志有点像公款私用，洗黑钱的嫌疑脱不掉，说起来总是民脂民膏，除非出自陈公博的私囊。在当时，这种情况也很普遍，苏青还享有配给纸，陈公博也算得是当时文艺的一个守护神。特别可贵的是，他给了钱，又给了纸，却并不插手来控制苏青的办刊，并不预先给定一个什么核心价值观或别的左也不是右也不是的禁忌，或者要先审查审查，这些都没有的。
不过，苏青的《天地》毕竟是请了款的，销路如何，她必须在乎。当《江苏日报》有《天地》销路很惨的话传播出来，对于她，总有点难堪。我们不知道她的第六期印数多少，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山点点愁》中，苏青讲了“钱英俊”的丑事，钱编的杂志，向周佛海吹嘘说是1万份，其实却是4千份，结果苏青无意间在周的面前说穿了秘密，“因此钱便恨我入骨”云云。如果苏青在上海人前说《天地》销路多少，而《江苏日报》上却说销路很惨的话，苏青也甚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在欺骗，关系到她为人的名声，另外销路还关系到《天地》的广告收入，因此，苏青看到《挥泪话人间》，也就不得不更正，但1944年3月《天地》的销路又会好到哪里呢？据说当时运往北方的邮路也一时断绝，这也是苏青虽更正，却又不敢不能亮明真正印数的原因吧。
三、苏青催稿
苏青一生，也就主编了一种杂志——《天地》。在当时，如果说《古今》是意在纵贯历史，囊括时间的话，《天地》则是乾坤上下，海涵空间的意思。《天地》只出版了21期，其中7-8，15-16还是合刊，总共也就19单册，量上看并不很多。
苏青以写作、出版为生，其敬业精神，确实与众不同，特别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个是大家知道的苏青小姐坐在装运白报纸的车上亲自押车；一个是苏青亲自到报摊收款；还有就是为了编好杂志，费尽心机地催稿。我在《杨淑慧投稿》一文中谈到，杨淑慧“因为冯和仪女士再三劝说，每日催促，而且指定题目，不便坚拒，只好简单写出。”苏青其执着的催稿精神可见一斑。当然催稿、投稿就像求婚，必须你情我愿，双方互相凑集才行。鲁迅的《阿Q正传》就有胖乎乎的孙伏园笑嘻嘻地催稿的功劳。杨淑慧也是本身有文章要写，一旦碰到出好题目，再三劝说，并且每日催促的苏青，也只能乖乖交稿了事。
就这么一个例子，还不能说明什么，不妨再来看一个例子。
梁文若，梁鸿志的女儿，《古今》社长朱朴的续弦妻子，她也难逃苏青的催索。梁文若在《天地》第六期有篇《谈天地》的短文，不多几句话，却两次谈到了苏青的催稿。“二月二日……席间冯女士一再向我索文，说也惭愧，我虽然自小受学于家父，但是从来不敢弄文舞墨，以免贻笑大方。可是冯女士的隆情厚意毕竟是可感的，不便固辞……”结果逼出了一首旧作的小词。“昨天（2月17日）在古今社又遇到了冯女士，她又向我索稿，并且急如星火，限定二十日之前要交卷。”这回更是厉害，据梁文若在文章后注明，这篇《谈天地》竟是1943年2月18日“在朴园午餐，餐毕草此。”真是不得了，经过苏青这一催，梁文若抛掉筷子饭碗，简直是采取了立等可取的态度，第二天马上向苏青交了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