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宗教时常成为统治者麻痹人民群众的精神武器，因而备受统治者的支持和推崇。但并非在所有时期的宗教都会受到统治者的欢迎，即便是影响最大的佛教也屡遭排斥。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武一宗”的灭佛事件，“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一宗指周世宗柴荣。“会昌灭佛”就是指唐武宗在会昌年间的毁佛活动，是佛教与封建国家发生经济上的矛盾冲突、佛教与道教争夺宗教地位斗争的结果。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大约在西汉末年。它的传播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魏晋以前为输入时期;东晋南北朝为传播时期，隋唐为兴盛时期。佛教从西汉末年传入中土以后，经过五、六百年时间的传经播道，剃度僧尼的惨淡经营，发展到唐代，其义理居然成为当世三大意识形态之一，以“儒道佛”或“儒佛道”的次第并称于世。这种格局的形成与从南北朝至隋的某些统治者，笃信佛教义理，提倡佛事活动，大量剃度僧尼，兴建寺庙“兰若”大有关系。
经过两晋南北朝数百年时间，佛教势力大肆扩张，到初唐时期，不事生产的僧尼竟有10多万人，他们吃、穿、住、用全由社会供给，成为社会一大负担。经过唐太宗、武则天直至唐代宗数代皇帝，支持佛教的发展，使得佛教的势力进一步发展。唐朝寺院拥有免税特权，出家为僧或投靠寺院做佃户的农民越来越多，国家的赋税收入越来越少。早在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就有人指出：“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肃、代二宗时代更为严重。寺院除经济实力以外，还有政治特权，建立了自己的法律系统。设有“法僧”，还有“僧兵”，也就是说，一个寺庙，等于一个小佛教国家。天下有数不清的寺庙，也等于有数不清的佛教王国。
唐朝中央和地方政府与寺院在政治、经济方面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唐武宗灭佛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进行的。武宗本人崇信道教，他尚未即位之时就迷信道术，修炼长生之法。即位之后，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特权，服药炼丹，崇道之风，甚嚣尘上。武宗于开成五年(公元840年)2月即位，九月即召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殿设立金策道场，武宗本人“于九天坛亲受法篆”，成为一名正式的道教信徒。此后他又将衡山道士刘玄静召入皇宫，封为银青光禄大夫、充崇文馆学士，赐号“广成先生”。又召罗浮(广东增城、博罗等地)道士邓元起入宫炼丹，传授长生之术。
朝野上下，闹得沸沸扬扬，有识之士对武宗的昏庸之举提出了许多逆耳忠言，并在延英殿进行了一次公开辩论。武宗对他的崇道活动辩解说：“我在宫中无所事事，不涉声色之娱，过于寂寞，只想同道士赵归真闲聊解闷而已。”宰相李德裕以敬宗皇帝受赵归真之惑的前车之鉴警告武宗：“我不敢指责前代皇帝的成败得失，只因赵归真在敬宗朝就出入宫禁，蛊惑圣聪，所以我不愿陛下重蹈覆辙。”武宗又为道士赵归真辩护说：“至于敬宗时代，我即认识此人，那时只知他叫赵炼师，在宫中未做坏事。我和他闲聊，只是荡涤胸中的烦闷，军国大事，不会让他干预。就是有100个赵归真在宫中，我也不会受他的蛊惑。”
佛道之争，由来已久。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四月，武宗下达诏令清查天下寺院与僧尼人数。五月，又诏令长安、洛阳左右二街各留寺庙2所，每寺各留僧人30名。天下诸郡各留1寺，寺分3个等级，上寺留20僧，中寺留10僧，下寺留5僧。八月，诏今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毁天下寺庙4600多所及以“兰若”为名私设僧舍400所。拆寺的木料用来修缮政府公寓房舍，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铸铁佛像熔铸后制造农具、铜像及钟、磬等物熔化后制为钱币。没收寺庙良田数千万顷、男女奴婢15万人，僧尼强迫返俗者有26万余人，解放专供寺院当役夫的百姓50万以上。这次废佛行动使唐朝政府得到大量财力、物力、土地方面的好处，增加了税户，节约了国库开支，利国利民，堪称壮举。武宗废佛利国之功是无可非议的。
武宗诏令在全国执行情况各不相同。有些地方藩镇割据势力很大，对唐朝中央诏令拒不执行，如河北三镇就没有废佛，以致其他各地的僧尼，纷纷逃往河北三镇辖区。有些地方虽然执行废佛诏令，但力度不够，收效甚微。虽然如此，武宗灭佛仍然可称为寺院势力和唐朝政府政治、经济矛盾的总爆发，对佛教的打击也是极为严重的，故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