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秦始皇建帝号算起(公元前221年)，至清宣统宣布“退位”止(公元1912年)，在这两千一百多年中，大约有二百多位皇帝，其中天下统一的皇帝约有一百二十多个。在这些诸多皇帝中，昏庸、残暴、荒淫之君众多，但也还有为数甚少的杰出明君。唐王朝的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是一位有作为的杰出明君，他开创了中国封建历史上的“贞观盛世”，史称盛唐时期。其所以如此，固然原因很多，但作为李世民个人来说，这与他18岁从军南征北战的经历大有关系。他清醒地看到隋朝灭亡，无道暴君炀帝被士兵勒死江都的教训，看到人民的力量，从而能兼听纳谏。不过，他的纳谏又是前后不一的。
前期，唐太宗希望大臣们“直言鲠议，致天下太平”(参见《贞观政要·求谏》)，而且说到做到。当大臣们奏事时，则和颜静听，鼓励大臣们大胆提出铮谏之言。同宰相们商讨国家大事时，允许谏官旁听，并对直言铮谏者予以奖励。
在唐太宗认真求谏的鼓励下，贞观一朝君臣确曾一度形成了一种直言进谏、纳谏之风。民部尚书裴矩佞于隋，也能大胆进谏力争。司马光就说：“裴矩佞隋而忠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忠化为佞，君乐闻直言，则佞化为忠。”(参见《资治通鉴》)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唐太宗即位不久，在点兵年龄问题上采纳了封德彝之谏，将年龄由21岁改为18岁，下了几次诏敕，魏征则坚持认为不可，压发诏敕，唐太宗因此事盛怒，召见魏征，指责魏征固执。魏征回答说：“陛下常说要以诚信治天下，可是自陛下即位以来，才短短几个月，已经有几次失信于民了，怎能使民相信以诚信治天下呢?”太宗听了魏征一席忠言，觉得有理，反而高兴地说：“过去我总以为你固执，不悉政事，今天听了你分析国家大事，甚为中肯。如果号令不信，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呢?看来是我错了。”于是点兵仍依原制，年龄仍限制在年满21岁的壮丁中，魏征也因为敢于直谏得到唐太宗奖赏。
贞观元年(公元626年)十二月的一天，唐太宗对大臣们说：“昔禹凿山治水而民无谤读者，与人同利故也。秦始皇营宫室而民怨反叛者，病人以利己故也。……朕欲营一殿，材用已具，鉴秦而止。王公以下，宜体朕意。”(参见《资治通鉴》)在这里唐太宗以史为鉴，将大禹治水与秦始皇修宫殿作比较、分析，同样是搞“建设”，为什么人们对大禹没有意见，对秦始皇却怨恨得甚至造起反来呢?原因就在于治水是为了人们的利益，修建宫殿是为了个人享受。然后说到自己原打算建造一宫殿，材料都准备好了，鉴于秦始皇的教训，决定不修了。这时太宗才29岁，头脑是清醒的，能做到“鉴秦而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太宗似乎把他说的话忘了，下诏征发劳力修复洛阳的隋代乾元殿，以备巡幸之用。大臣张玄素上疏反对，指出修复乾元殿有“五不可”，并说，如果陛下要这样做，“恐甚于(隋)炀帝远矣”(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很不自在，召见张玄素问道：“你认为我这样做还不如隋炀帝，那我比起夏桀、商纣又怎样呢?”张玄素答道：“如果陛下一定要修复乾元殿，那我看就同归于乱了。”(参见《贞观政要·纳谏》)唐太宗见张玄素把这件事看得如此重大，经过一番思考后，为之转念，并感慨地说：“朕没有认真考虑，以致做出了这个错误的决定。”于是下令停止修复乾元殿工程，并表彰了张玄素直言进谏的精神说：“众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谔谔。”
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欲到南山巡幸游玩，一切准备就绪，结果未去。魏征问道：“陛下为何不去了?”太宗笑着回答说：“害怕爱卿责怪我，所以不去了。”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把鹞玩得正高兴的时候，魏征来奏国事，太宗慌忙把鹞藏于怀中，魏征奏事不停，鹞竟被捂死怀中。这种皇帝怕大臣的事，史属罕见。
贞观六年(公元632年)太宗在一次上朝中，为魏征直言所激怒，罢朝回宫，向皇后说：“魏征每廷辱我。”我要杀魏征，深明大体的长孙皇后听了反而向太宗祝贺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冷静下来，觉得皇后说得很有道理，转怒为喜。看来，太宗的纳谏和睿智贤达的皇后也大有关系。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征在《十渐不克终疏》批评唐太宗说：“听言则远超于上圣，论事则未逾于中主。”意思说，皇上说起大道理来远远超过了历代最圣明的君主，可是实际行动上并没有超过一般的君主。魏征针对太宗“求骏马于万里，市珍奇于域外”的行为，而不是凭空而谈的。《疏》中又指出：“陛下……虽爱人之言不绝于口，而乐身之事实切于心。”意思是，您虽然在口头上念念不忘人们的疾苦，但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享乐是最关心的。这种尖刻的批评，气量不大的人是受不了的，何况是至高无上的皇帝。唐太宗对魏征的批评并未治罪，反而是“反复研寻，深觉词强理直”，并写在屏风上，朝夕瞻仰，又令“录付史司”抄给史馆载入史册，给魏征和直谏的人以奖励。这种接受批评的水平应是很高的了。
太宗的诚于纳谏之举，确实在封建历史上少见。从武德九年到贞观十七年(公元626年到643年)魏征为巩固唐王朝江山社稷，光明磊落，嫉恶如仇，犯颜直谏，前后向太宗谏奏二百多条。如：“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善人则国安，用恶人则国弊”、“任贤受谏”、“任贤无猜，可以兴矣”、“薄赋敛轻租税”等等。这些都为唐太宗采纳，对唐王朝的巩固和强盛起到了重要作用。魏征也受到唐太宗的器重。魏征言直，常为某一件事和太宗争得面红耳赤，弄得太宗难看，下不了台，事后太宗仔细一想，觉得魏征坚持得对，言虽逆耳，却是忠言，又感激魏征的忠诚。为表彰魏征赐书写道：“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魏征接过赐书一看，摇头说：“谢陛下赐书。不过，臣不愿做忠臣。”太宗疑惑地问道：“爱卿此乃何意?”魏征回答说：“臣不愿做忠臣，愿做良臣。”太宗仍不解其意，继而追问道：“这忠、良有何不同?”魏征说：“做臣子的对人君言听计从，忠贞不二，乃忠臣也;直言进谏，匡正人君过失，君臣协力者为良臣也。”太宗听罢连连称赞，提笔将“忠”字改为“良”字。
贞观十七年魏征死，太宗思念不已，叹息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
唐太宗纳谏如流，贞观业绩，为后世传为佳话。看到史书的记载，令人啧啧赞叹!但也引起我的一些疑想，这该不是史家们笔下有泡沫吧，该不会是有些夸大的包装吧?该不会是撰写《贞观政要》的吴兢“略外别内、掩恶扬善”吧!但不管如何，纵观诸多史料，赞太宗纳谏如流者甚多。
唐太宗在中国封建帝王中，实为一代明君。从策动其父晋阳起兵反隋，到贞观前期的20年间(即20岁到39岁)这段时间是唐太宗的光辉年代。但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唐王朝统治地位的稳固，封建专制“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制度和奢侈的帝王生活，以及大臣们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使唐太宗往骄奢的方向变化。这样，贞观前朝较开明的局面开始有所下降，阴暗面开始扩大。唐太宗本人也逐渐骄奢起来，听不进直谏良言。正如贞观十年(公元636年)，魏在一次上疏中指出太宗在贞观初年是“闻善惊叹”，到贞观八、九年还能“悦以从谏”，但已不像从前。从那以后就变得“渐恶直言”了，虽有时也能勉强纳谏，但不像以前那样豁达、痛快了。这样一来，心术不正的佞臣、逢迎讨好皇上的弄臣就可以“肆其巧辩”，“妨政损德”，贞观盛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
唐太宗在贞观后期纳谏精神减退，听不进反面意见，盲目自信膨胀起来。不听大臣劝阻，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对高丽用兵，胜小失大。“游猎太频”，大臣纷纷谏阻，太宗反唇相讥，说什么“今天下无事，武备不可疏，朕游猎仅在后宛，不烦百姓，有什么不可!”其实游猎早超过“后宛”范围。更糟糕的是上行下效，太子承乾就因好“游”而废学。另一位儿子吴王恪在安州“数出猎，颇损居人”。太宗又不惜国库，于贞观十六年(公元642年)竟下诏说：“从今以后，太子所用库物，有关部门不要加以限制。”于是太子“发取无度”，张玄素上疏反对，差点被太子家奴打死。太宗也忘记了贞观元年十二月他向群臣宣布的“鉴秦而止……宜体朕此意”的话，更把当年接受张玄素批评，停修乾元殿的事置于脑后。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就大动民力修仁寿宫，后改名九成宫，不久又修复洛阳宫。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又营造大明宫，意欲给太上皇李渊玩乐居住，但在第二年李渊还没住进去就一命呜呼了。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又在洛阳建飞山宫，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又建玉华宫，并说要“务令节约”，结果仍是“费资巨以亿计”。这些劳民伤财之举和贞观前期他赞同采纳魏征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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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后期太宗“轻用人力”，“东征高丽，西讨龟兹”，不吸取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征高丽损失惨重的教训，甚至连自己说过的话，征高丽“以不能成功，深悔之，叹魏征若在，不使我有是行也”，也忘记了，不久又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三月再次发兵征高丽，并下诏大造海船。九月，雅、邛、眉三州少数民族因不堪造船之苦起来造反，有些州弄得民“卖田宅、鬻子女而不能供”的悲惨境地。
看来，唐太宗在40岁后，无论在思想、作风和健康等方面都走上了逐渐衰退的道路。这位杰出的明君在他的英武、豪迈煌煌伟业之中又带了些悲剧性色彩。
太宗45岁时已经早衰了。他不隐讳地对大臣们说：“朕年将五十，已觉衰怠。”(《贞观政要·太子诸王定分》)其后，他同样遇到皇位继承问题，太子谋反，魏王被黜，辅国大臣相继去世，使他一次次受到了很大刺激，这更加速了他的“衰怠”。再后来是多种疾病缠身，健康每况愈下。太宗曾嘲笑秦皇汉武相信方士长寿之术，但他自己仍然没有摆脱方士的长寿邪说，食方士金石之药。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又派人从中天竺访得方士那罗迩娑婆寐，食了这个异国骗子的“延年之药”，使疾病急剧恶化。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三月，唐太宗带着沉重的病体，宣布了他的最后一道赦令，五月腹泻不止，名医为之束手，弥留之际，向太子李治、大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交待了后事，尔后永远地离开了他统治23年唐王朝皇帝宝座。
我们在谈到唐太宗和颜纳谏创贞观盛世的历史时，必须认识到这并不是什么民主。因为纳谏本身仅是封建专制皇权的自我约束，并非权力制约机制。谏可纳，也可以不纳;秦可鉴，也可以不鉴。纳不纳谏，鉴不鉴秦完全取决于君主个人。唐太宗“先纳后犯”现象，是封建专制制度的必然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