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潜伏》中，余则成和左蓝的爱情为全剧增分不少。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现实生活中这一情节是有原型的。而这一对原型竟然是大名鼎鼎的军统干将沈醉和中共党员作家莫耶。只不过莫耶开始并不知道沈醉的特务身份，在动员沈醉一起去延安未果后毅然抛弃两人的孩子，义无返顾的投奔光明。而且至死都以为沈醉只是一个普通特务，并没再见过面。也就没有以后策反的事情了。
沈醉大家都知道，他是戴笠的亲信、军统干将。而对莫耶很多人并不熟悉，但是提起著名的红歌《延安颂》却家喻户晓。莫耶就是此歌的词作者。
莫耶原名陈淑媛、陈爰，常用笔名白冰、陈白冰等，祖籍福建安溪，出生于1918年2月6日。她的父亲陈铮，曾任国民党地方民军少将旅长、县长、海军陆战队团长，1932年任地方民团总队长，是军统外围组织蓝衣社的成员。陈爰自幼聪慧好学，当年随父移居厦门鼓浪屿，就读于慈勤女中。陈爰才华横溢，14岁时就在 《厦门日报》上发表的习作散文 《我的故乡》。她虽然出身于国民党官绅家庭，却有着对自由和进步的追求。1933年6月起，陈爰的诗歌、散文、剧本等屡屡出现在上海 《女子月刊》 等报刊上。从陈爰的文章中，不难看出她成熟老到的文笔和激进的思想。次年，陈爰与同学创办进步刊物《火星》，在创刊号上发表了陈爰的小说 《黄包车夫》。被其父陈铮发现后，父女两人因此发生激烈争吵，加上陈爰对其父抛弃自己母亲，另娶姨太太的做法极度不满。于是，陈爰决心摆脱封建家庭，追求独立而光明的新女性生活。在祖母和母亲的帮助下，陈爰前往上海，投奔她曾经多次投过稿的《女子月刊》 杂志社。被聘为杂志社主编。
1934年，莫耶和一个叫陈仓的年轻记者偶然邂逅。这个所谓“记者”便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沈醉，时任上海军统局驻法租界情报组长兼行动组长，化名陈沦以湖南湘光通讯社记者身份掩护活动，这一点和余则成的公开身份是一样的。陈爰中等身材，红润的圆脸，一对微凹而又黑又大的眼睛，显得与年龄不相称的成熟。而陈爰出众的文学素养，更令沈醉为之折服。沈醉因自小受曾是“南社”成员的母亲影响，在唐诗宋词方面也有些功底。加上具有“记者”身份，也令涉世不深的陈爰对这位年仅20岁记者颇有好感。由于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一有空，两人便相约一起打网球、听音乐、看话剧、畅淡文学和诗词……两人一见钟情，迅速坠入爱河，甚至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这份两情相悦的恋情受到重重阻挠。沈醉母亲在选择儿媳上尤为封建，仍以恪守妇道、三从四德等旧道德为准则，在见过几次新女性莫耶后，对其在外抛头露面、一心追求自由和革命行为大为不满。她严厉的警告沈醉：“你可不能找这样的女孩子做老婆！你看她那身打扮，洋里洋气的，大热天还戴双白手套，笑起来也没遮没拦的，哪像个姑娘家？你要是娶了她，我就永不进你的家门！
而戴笠也不同意。戴笠对沈醉有知遇之恩，他十分赏识沈醉的才干，一直着意培养并委以重任，因而对于这位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也分外注意。沈醉与莫耶相恋很快被其侦知，戴笠专门派人探查莫耶家世背景。在戴笠眼里，虽则莫耶出身地方望族，其父也是“蓝衣社”（“军统”外围组织）成员，但本人思想左倾激进，同事、朋友也多是文艺界进步人士或“左联”（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因而极不可靠。当沈醉向戴笠申请结婚时，被后者断然否决。
1935年春的一天，沈醉因抓捕一名中共地下党人，从三楼顶摔下，左眼球被竹竿挑出。沈醉被部下急送医院救治。陈爰获悉后，立即赶到医院悉心照顾沈醉。沈醉对陈爰撒谎说，自己是安装天线而不慎坠落。不明真相的莫耶无微不至的照料其生活起居。于是沈醉对母亲和戴笠的反对置之罔闻，干脆和莫耶同居起来，沈醉的母亲也默许了两人的关系。一年后，莫耶为他诞下一子。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莫耶投身抗战洪流，与戏剧家左明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第五队”，决定转至西北大后方进行抗日宣传，并寻机前往延安。莫耶自然想让沈醉随她一同离开，但这对沈醉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基于对两人感情的珍惜，沈醉不得已向她说出了自己的真正职业，阐明不能前往的苦衷，希冀得到莫耶的理解并打消去延安的念头。但莫耶看得更远，深知眼下去留并非为逃难计，而是信仰立场的根本分歧，“道不同不相为谋”，为了自己的崇高理想。她毅然选择了分手，独自跟随“第五队”前往延安。
1937年10月，莫耶顺利抵达延安，从此翻开了她人生新的一页。当时投奔延安的爱国青年多以改名来表“新”表革命，她也在延安这个革命的大熔炉里，将名字改为谐音鲁迅小说《铸剑》中那柄锋利的宝剑——莫耶。1938年在鲁艺学习期间创作出数十年传唱不衰的《延安颂》歌词，经郑律成谱曲后成为延安时代的标志性记忆。
而沈醉仍对莫耶念念不忘。1938年底他被派往远离前线的湖南临澧特训班当教官，一落脚立即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寻人启事，寻找莫耶下落。该报并不在延安发行，却恰好被时在四川的莫耶好友赵清阁无意看到，于是辗转告知莫耶。毕竟莫耶与沈醉有过一段真挚的感情，还有一个孩子，她很快和沈醉取得联系，两人开始通信。但此举对双方而言都是一个极其危险的举动，必然不会长久。名义上国共两党已开始第二次合作，实则貌合神离，延安需严加排查敌特，戴笠也反复告诫特训班师生不得与延安亲友通信。特训班副主任也即沈醉的姐夫余乐醒不久发现此事，立即严厉制止。加之沈醉在信中多次提及希望莫耶离开延安重续旧情均遭拒绝，两人不久便中断书信往来，从此人各天涯。
1944年春，在贺龙等领导的关怀和保护下，莫耶调到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报》当编辑、记者，1948年秋随《战斗报》调回延安，不久随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北军区《人民军队报》主编、总编辑，195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中共谍报王李克农的外甥、《人民军队报》社长方唯若结婚。虽然莫耶一到延安就向党组织汇报了与陈仓的关系，但是延安和她自己都不知道陈仓就是沈醉，如果知道的话，应该是不会通过审查的。
1955年莫耶转业到《甘肃日报》社任副总编辑，主持报社工作。1956年拍板刊发铁路职工张凌虚被官僚主义逼得精神失常的事件，并发表社论，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1957年在“反右”扩大化中因此定为右派，受到批判和降级处分。1962年临时主持《甘肃日报》社工作。
1965年“四清”运动中因“张凌虚报道事件”和小说《丽萍的烦恼》历史旧帐，再一次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文革”开始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反革命分子”受到严厉批斗并下放农场劳动改造。1970年暂时分配工作。1979年在中共中央组织部的关怀下，莫耶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随后调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重新开始文学创作。为夺回失去的时间，她夜以继日地伏案创作，相继写出了中篇小说《春归》和《青山夕照明》、短篇小说《走资派和牧羊娃》和电影剧本《战地火花》，并出版了自选集《生活的波澜》。1986年5月7日因病在兰州军区解放军总医院逝世。
而深醉在与莫耶分手后，又与第二任妻子栗燕萍结婚，又育有一子五女，在军统中步步高升，历任上海站少校行动组长、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上校处长、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等职，在军统局中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1947年出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站站长、国防部少将专员、云南专员公署主任、中将游击司令。
1949年沈醉将粟燕萍和一子四女送往台湾，女儿沈美娟则留在大陆，1949年12月9日被起义的云南省主席卢汉扣押，在此期间他不仅亲自签署命令，让自己的兄弟交出武器、通迅器材等，并积极配合卢汉，将与他并称为军统三剑客在重庆执行完大破坏任务后逃至昆明等候飞去台湾的徐远举，周养浩抓获。
但后来被卢汉当成被俘战犯，囚禁在昆明陆军模范监狱，云南解放后被转移至重庆歌乐山白公馆战犯管理所，后同宋希濂转去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后栗燕萍误以为沈醉已经被枪决而改嫁。
1960年11月28日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第二批特赦人员释放，为前两期特赦人员中唯一的军统要员，在周恩来的亲自安排下与中华民国军政要员杜聿明、宋希濂、王耀武、陈长捷和伪满洲国首脑爱新觉罗·溥仪、爱新觉罗·溥杰一起任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专员。1965年8月，沈醉又与第三任妻子杜雪洁结婚。
1980年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沈醉在卢汉的起义通电签字，并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缴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道，身份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享受副部级待遇，任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6年3月18日因肺癌病逝于北京。
期间她和沈醉还有过一次“交集”。对于和陈仓的关系，莫耶并没有向党组织隐瞒，这导致了文革期间受到迫害，但她并不知道当初的陈仓就是后来的国民党大特务沈醉，“文革”中有人找沈醉佐证莫耶在上海时是否加入特务组织，沈醉当即否定了，也就是这次，他才知道自己的初恋情人是改名后的莫耶。然而莫耶对此毫不知情，至死都不知道她当年深爱过的陈沦即是沈醉。
需要说的是他俩的孩子。莫耶走后，沈醉将孩子送给一位下属作为养子，孩子长大后，沈醉又将其送入国民党的航空学校。大陆解放前夕，沈醉因率部起义留在了大陆，孩子则随学校一同转至台湾，从此杳无音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