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国诸臣，绝大多数起自布衣。“布衣”，原指穿麻布衣服的人，后来成为一般平民的代称，其中包括农民、手工业者及没有官爵的地主。清代史学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总结汉初政治结构，称之为“布衣将相之局”。“汉初诸臣，惟张良出身最贵，韩相之子也。其次则张苍，秦御史。叔孙通，秦待诏博士。次则萧何，沛主吏掾。曹参，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史。傅宽，魏骑将。申屠嘉，材官。其余陈平、王陵、陆贾、郦商、郦食其、夏侯婴等皆白徒。樊哙则屠狗者。周勃则织薄曲吹箫给丧事者。灌婴则贩缯者。娄敬则鞔车者，一时人才皆出其中。致身将相，前此所未有也。盖秦、汉间为天地一大变局。”(《廿二史札记》卷二)
“汉初布衣将相之局”――天地一大变局，用现代辩证眼光来看，不乏偶然中有必然、偶然与必然相互作用的结果，赵翼对此有过精辟的论断。他认为，“自古皆封建诸侯，各君其国，卿大夫亦世其官，成例相沿，视为固然。其后积弊日甚，暴君荒主，既虐用其民，无有底止，强臣大族又篡弑相仍，祸乱不已。再并而为七国，务益战争，肝脑涂地，其势不得不变，而数千年世侯世卿之局，一时亦难遽变。于是先从在下者起。游说则范睢、蔡泽、苏秦、张仪等，徒步而为相。征战则孙膑、白起、乐毅、廉颇、王翦等，自身而为将。此已开后世布衣将相之例。”(《廿二史札记》卷二)战国晚期，贵族政治体系实际上已经动摇，秦开一统之局后，虽然在任用大臣上已经打破完全世禄的传统，但是高级统治者依然是王侯世袭。直到汉初，新的政治体制得以开创，新兴贵族权位不再一劳永逸，只要皇帝一句话，随时可以取消，“天之变局，至是始定……三代世侯世卿之遗法，始荡然净尽，而成后世征辟、选举、科目、杂流之天下矣，岂非天哉!”(《廿二史札记》卷二)由此可见，“布衣将相之局”的出现，是自春秋战国以来社会变化的必然趋势。
汉高祖以平民为天子，萧曹以布衣为卿相，古代贵族世袭的局面被破坏无遗，这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首先，由于刘邦及其左右将领绝大多数出身草莽，识字不多，在制度建设方面毫无认识，因而机构设置一承秦制，中央政府沿袭三公九卿制，地方政权亦实行郡县制，高度集中的中央集权制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从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统一局面得以延续下来，“西汉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得以持续发展的统一王朝，它以王朝重建的形式保存了秦朝首次统一的历史成果，从而使大一统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结构。”(晓红《试论西汉前期治国方略的两次转变》，《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4期)汉承秦制还表现在方方面面。汉初，萧何为相，“攥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汉书》卷二十三);叔孙通定汉诸仪法，“颇有所增益减损，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变改”(《史记》卷二十三)。又张苍定章程，“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时本以十月为岁首，弗革。推五德之运，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史记》卷九十六)。钱穆先生认为：“要之汉初政局，大体因袭秦旧，未能多所改革。此由汉廷君臣，多起草野，于贵族生活，初无染习，遂亦不识朝廷政治体制。又未经文学诗书之陶冶，设施无所主张，而遽握政权，急切间惟有一仍秦旧，粗定规模。”(《秦汉史》)其分析可谓至纤至诚。这样，秦代各项典章制度得以保存下来，对以后历代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次，由于汉廷君臣都生长于民间，具有朴实的本色和平民化的精神，再加上他们都亲眼目睹了秦的暴政并经历秦末战火的洗礼，因此政权建立之初，他们较能接近社会下层，对农民的压榨、剥削有一定程度的减轻，对劳动人民实行有限度的妥协和让步。汉高祖刘邦在这方面做得较好。刘邦出身相对贫寒，当政前的时光是在民间度过的，因此，他能体察民情，了解民间疾苦。同时，他又是秦末农民起义的直接参与者与领导者，亲眼看到了农民起义军摧枯拉朽的伟大力量，这使他对农民起义心有余悸，对秦王朝的灭亡铭记于心，力图从各个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以资借鉴。他当政后，悉去秦的各种苛法，采取安抚的办法，稳定整个社会，“无为而治”被确立为新的治国方略，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下令士兵复员回乡，免除若干年徭役，释放奴婢，调整秦王朝的高税政策，减轻赋税等。有其君即有其将相。汉初官僚阶层多崛起草野，粗朴之风未脱，谨厚之气尚在，因此作风较宽仁，崇尚恭俭无为。萧何以丞相之尊，置办田宅时，仅挑选穷僻之处，经营宅第，也不大兴土木，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史记》卷五十三)“斯则汉祖之大度，萧相之恭谨，所由以创开国弘远之模也。”(《秦汉史》)汉承秦而不类秦，“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是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其一动一静，一宽一密之间，秦政乃战国紧张局面之掉尾，而汉治则为以后元气恢复之开端。此中分界，并不在法规制度之相袭，而惟在心情意态之有异也。”(《秦汉史》)布衣将相的出身和经历，对他们的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为“文景之治”奠定了基础。
再次，布衣将相之局还影响统治集团的内部关系，使其保持某种布衣的朴素作风，表现在汉初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还不那么森严。由于布衣将相文化程度有限，不熟悉朝廷各项繁琐的政治体制，因此汉初礼仪俭省，秦的各种仪法悉被去除，一切务在简易。史书记载，“汉王已并天下，诸侯共尊为皇帝于定陶，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仪法，为简易。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上患之。”(《汉书》卷四十三)后来叔孙通定汉诸仪法，“竟朝置酒，无敢蕹哗失礼者。于是高帝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汉书》卷四十三)钱穆先生评曰：“叔孙朝仪无足论，然此等处，正可映见汉廷君臣之朴真。以平民为政府，而尤能保留其平民朴真之面目者，此在中国史上历朝君臣，惟汉初有之耳。”(《秦汉史》)
最后，汉初政治格局中，统治者注意纳谏和选用人才，任贤举能，惟善是用。“昔高祖纳善若不及，从谏如转圜，听言不求其能，举功不考其素”(《资治通鉴》卷三十一)。“高祖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当食吐哺，纳子房之策;拔足挥洗，揖郦生之说;举韩信于行陈，收陈平于亡命;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资治通鉴》卷四十一)。其求才之心时有流露，当他回到故乡时，自为歌诗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史记》卷八)究其原因，除高祖自身因素外，还主要得力于君臣之间尚未形成森严的等级关系，门第观念淡薄，内部关系相对融洽。这种作风，是汉初布衣政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保证了汉初各项政策、措施的贯彻实施，是汉初治天下的一条成功经验。由于有功即可授封，这又极大地激发了当时人们的积极进取精神，这种精神一直影响到后世，直到汉武帝时还出现许多“自街鬻者”，即“毛遂自荐”式 的人物，其中不少人由平民百姓而登迁。
此外，汉初朝廷财计较俭简，虽然受当时经济状况的制约，但同时也应看成是布衣将相之局的一个积极方面。
汉初实行“无为而治”，政治宽简，是汉初布衣将相之局的一种治国特色，其积极效果反映在后来的“文景之治”中，在当时的环境下，是一种较理想的治国方略。但是，若一任社会世态自为流变，就不免带来一些弊患。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汉初虽也采取一些抑制商人的措施，如“重税租以困辱之”(《汉书》卷二十四)，但并没阻止新商人阶级崛起，因而导致资产集中不均，社会奢侈风气盛行，贾谊及晁错诸人的奏议可作证明。文帝时，贾谊说上日：“古之治天下，至纤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晁错亦言之：“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汉书》卷二十四)其次，布衣将相之局对士人阶层产生极大的影响，禁锢了这一阶层的发展。“汉初统治阶层的主流均出身于社会下层，少文而多质，缺乏广阔的精神视野和文化关怀”(夏增民《汉初士人的精神历程》，《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这就决定他们对士人及知识不甚尊重。这种风俗的流行，影响了汉初以至文景诸帝时的政坛风气，形成了汉初质朴务实、轻贱士人的政治风格，在这种风气下，士人阶层自然难有进身之梯，备受冷落。如“商山四皓”等人选择隐居生活，以逃避政治，形成新的逸民阶层，其数量并不在少数，使国家丧失了一大批可以致力于新政权建设的有用人才，对汉初文化的发展也造成一定的损失。另外，汉初诸将相，虽出身低下，但都是国家功臣，在外则为王侯，在内则为卿宰。由于他们多是武夫，以军功嗣侯跻高位，这又形成了他们桀骜不驯、不服约束的性格。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斗争的结果，使一些大功臣走上了谋反这条不归路。刚刚结束楚汉战争的刘邦，又把极大的精力投入到铲除滋事叛变的功臣身上。韩信、彭越、韩王信、英布等人，谋反后要么逃亡，要么沦为阶下囚，最终难逃一死。这种下场既是他们自身的悲哀，也是布衣将相之局这一开创性政治格局的悲哀。平定这些叛乱，无疑又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同时也使人民承受了更多的生死离别和颠沛流离。
综上所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是在秦末汉初战争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他们均是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功臣。他们成分很杂，大部分出身低下，刘邦本人也包括在内。布衣将相之局的形成，颠覆了世侯世卿之局的传统格局，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对汉初政治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有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地方。但不可否认，布衣将相之局并不是完美无缺的执政模式，它也带来一系列弊端。而且，随着社会地位的变化，“布衣”皇帝将相逐渐变成新的封建贵族，不再代表人民的意愿，而是站到了人民的对立面上，其腐败倾向也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起来。汉武帝时统治政策和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这是“布衣”君臣贵族化的产物，它同时标志着汉初“布衣”政治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