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世多能臣，乱世有隐士，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规律。国家发展，社会安定，贤达之士愿意通过为国效力而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相反，乱世时社会动荡不安，在枭雄趁机并起、时势造英雄的同时，许多所谓的有识之士也会选择隐居山川湖泽，明哲保身。
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是中国历史上几个最混乱的乱世之一。当时的社会，除了有蝗灾、地震等天灾外，更有人祸。王莽篡汉及其不顾实际的复古变革，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刘秀与刘玄、王郎、张步、公孙述等军阀割据势力连年混战，兵祸不断。
身处如此乱世，有些人顺应时代，趁势而起，如上面提到的刘秀、王郎、公孙述等人，以及他们手下的一大批文臣武将。也有些人则采取避世的态度，隐居起来。如太原人周党、会稽人严光等。
建武五年，刘秀下诏征召天下隐居之士，希望这些“隐君子”们能够出山辅佐自己，成就中兴汉室的伟业。
在此之前，刘秀先后消灭了邯郸的王郎、河北的铜马军、尤来军、关中的赤眉军、齐地的张步等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军，势力逐步强盛，已有重新统一天下、中兴汉室的打好趋势。
但令人意料不到的是，周党、严光等隐居之士仍然不愿出山辅佐刘秀。
周党晋见刘秀时，只是稍微伏下了身子，却不叩头拜谒，也不通报姓名，态度极其傲慢无礼。他还对刘秀明言，自己只想恪守隐居山林、不愿入朝为官的志向。
严光原本是刘秀的同窗同学，他听说刘秀称帝后，马上就隐姓没名，隐居在桐庐富春江畔，当一个身披羊裘的垂钓翁。
刘秀念旧思贤，命人画出严光的形貌，去全国查访。好不容易找到严光，刘秀与其同车出行，夜宿一床，推心置腹，诚心实意邀请严光出山辅佐自己，并许以谏议大夫之职。
然而，严光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数次拒绝了。刘秀无奈，最后只好让严光仍然回富春山隐居，耕读垂钓。
当时还有一个叫王良的隐士，起先倒是应召了。刘秀让担任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他也谦恭节俭，只用布做的被子和瓦质的器具，从来不让妻子儿女进官署，堪称道德楷模。
后来，王良因病返回故乡，一年后又被征召。他走到荥阳，就顺便去拜访朋友。不料那位朋友不但不肯见他，还让人传话给王良，说：“不有忠言奇谋而取大位，何其往来屑屑不惮烦也!”言下之意就是，王良有德无才却占据高位，简直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
王良被朋友一顿无情的奚落，感到十分惭愧，从此以后就不再接受刘秀的征召，到死都隐居在家乡。
对于这些不肯应召的隐士，刘秀的博士范升颇为不满，认为太原周党、东海王良、山阳王成等承蒙刘秀厚恩，派使者多次聘请才肯应招。到宫廷晋见刘秀时，周党不顾礼仪，仅伏身不叩头，行动随便迟缓。既不知趣，又骄横无理。
范升还认为，周党等人“文不能演义，武不能死君”，却沽名钓誉，期望谋求三公高位。所以，他向刘秀表示，愿意与周党、王良等人进行一场关于治国理政的辩论。如果周党等不是沽名钓誉之辈，他甘愿担当“虚妄之罪”;而周党等若真是沽名钓誉以谋求高位之辈，则刘秀应该对他们处以“大不敬”之罪。
周党等是否有真才实学我们不得而知，范升这话也难免让人有“文人相轻”之感，但如果仅从王良的“有德无才”来看，却也多少道出了部分事实。
靠沽名钓誉以谋求高位的人，历来为人们所厌恶，但凡稍微贤明一点的帝王，更容不得他们，因为这种人一旦爬上高位，就会贻害无穷。西汉末年的王莽其实就是这类人，可惜汉成帝看不出来，后来的汉哀帝、汉平帝又都太年轻，无能为力，从而导致了王莽篡汉。
这是近在眼前的前车之鉴，如果刘秀是一个胸襟狭隘的家伙，结合周党等隐士胆敢不应招，或应招了又散漫无礼，此刻听了范升的那一番话，恐怕真就要动刀子了。
不过，我们也说了，这只是“如果”。因为刘秀在听了范升的话后，就特意下了一道诏书，曰：“自古明王、圣主，必有不宾之士，伯夷、叔齐不食周粟，太原周党不受朕禄，亦各有志焉。其赐帛四十匹，罢之。”
这道诏书的大概意思是：自古以来，再如何英明的君王，圣贤的天子，都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都会遇到某些不服从的士人。伯夷、叔齐不吃周王朝的粮食，太原人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也是人各有志。赐给周党帛四十匹，送他回故乡。
这样的胸襟，这样的气度，实在令人赞叹不已。可惜的是，历史上如刘秀这般胸襟宽广、气度恢弘的帝王，又实在是太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