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慕松，原名黄承恩，梅县松源宝坑人，是民国早期高级将领。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毕业于武备学堂，后由军咨府选派留学日本，人日本士官学校，以优等生毕业。返国后，任广东陆军小学堂监督。嗣后再赴日本，入炮工专门学校学习。他倾向民主革命，1905年在东京加人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黄慕松由R返国，谒见孙中山，随孙中山入南京，任参谋部第四局局长、兵站副部长。1913年，黄慕松任外蒙考察团考察委员，参与规划国防军事。回归时，得知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遂往日本，进日本陆军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以中国军事研究专员身份赴欧，在英、德、法等国考察，历时3年，研究各国军事战略器械。他通晓日、俄、英、德、法语，见多识广。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后又兼任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
1925年，广州军政府成立，黄慕松回广东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黄埔军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任陆军第三师师长。1928年至1930年先后任军官团副团长、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国民政府军委参谋部测量总局局长。1930年秋，奉派为英伦万国航空会议代表、第四届万国测地联合会及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代表。之后，又由南京国民政府特任为国际军缩筹备委员会专门委员，并代表国民政府出席日内瓦召开的万国军缩会议。次年11月，黄慕松出席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后任国民政府军委参谋部次长。1933年，奉命主持边政，派往西北，先后到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随后被任命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
1936年7月，黄慕松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到任后，重视整饬民风，首申严禁烟赌之令，深得民心。其时，全省各地纷设“禁烟局”、“戒烟（指鸦片）医院”，收到一定效果。任职仅半年多，因肝病复发，1937年3月20日病逝于广州，终年54岁。南京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在广州隆重举行追悼仪式，林森、蒋中正、于右任、孙科、居正等均亲书吊唁词。墓在广州番禺黄家村。生前著述有《环球游记》、《新疆西藏游记》等。
黄慕松
中国军事测量之父黄慕松，早年肄业于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后入广东武备学堂，毕业后选派去日本留学。先后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炮工学院。此间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教官、校长。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任民军参谋长。民国成立后，被孙中山任命为大总统府军咨府(后改参谋本部)第五局局长。1913年任国防考察委员，曾赴蒙古、新疆实地考察。回京历任陆地测量总局局长。1916年1月再度日本。以陆军工兵中尉身份入日本陆军大学31期深造。（同学覃师范、陈仪、王孝缜、朱绶光、张华辅、王树常6人）1919年11月26日毕业。教师评价：具有独自创造性，性格诚实。热心钻研军事学术。成绩优秀、战术技能卓越、日语表达流畅，精通俄语。该学生将来具有很大的前途。身高约172厘米，体重约59公斤。属于体形较大、健康良好的学员。赴英国留学，并在德法两国考察，历时两年。回国后，任中俄界务公署参议兼中俄会议专门委员，并兼交通部路线审查会主任。1925年5月任军务善后委员会委员。同年南下广州任粤军总司令部编审委员会委员长兼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高级班副主任。1927年6月7日至7月29日代理陆军大学校长。同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师师长，率部参加北伐战争。1929年8月任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首次完成全国军事测量任务，被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1930年再度代理陆军大学校长。不久奉派去英国出席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量家联合会会议、第三届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并作为中国代表团专门委员出席国际军缩会议。1931年12月26日任参谋本部参谋次长。中国国民党第四届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并被推选中央海外党务委员。1932年9月26日任参谋本部第一厅厅长。1933年4月，28日特任新疆宣慰使，处理新疆事变，9月任陆军大学校长，同年底任新疆省党部指导委员长，1934年1月奉派赴藏任致祭达赖专使并主持册封大典。1935年3月15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4月4日任中将，同年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陈济棠反蒋的时候，7月29日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东省保安司令。1937年3月20日在广东去世，同年4月12日追赠为上将。有《黄慕松先生遗著
》。[1]在民国时期，他是第一位在中央政府出任部长级职务的梅州客家人，同时以擅长军事地理和军事教育驰名于世，被称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他游历东西各国，学习军事理论，踏遍内蒙古、新疆、西藏山水，致力于维护国家统一的事业，最后因劳瘁而倒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上。[1]
好学不倦：被誉“中国军事测量之父”
初夏的一天，在广州市荔湾区周门路的一座普通公寓里，82岁的黄维藏老人激动地向记者讲述伯父黄慕松的生平。在黄维藏眼里，伯父是一位学问渊博的军人兼政治家，通晓日、英、德、法四门外语，曾经多次到日本以及欧洲留学考察。
在黄维藏居所以北不远处，有一间珠江染织厂，其前身彩虹染织厂就是由黄慕松的父亲黄璧池在清末创建。上世纪初，黄璧池从家乡松源镇来到广州以贩卖布匹谋生，随后经营染织生意。黄慕松曾随父亲在广州生活，不久，他考入著名爱国诗人丘逢甲创办的汕头岭东同文学堂，开始了多彩的一生。
1904年，从广东武备学堂毕业的黄慕松因成绩优异，被中央政府选派官费留学。他与同乡、梅城攀桂坊的杨少穆一起东渡日本，进入振武学校学习，随后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直到他快毕业的时候，与他人生有交会的另一位中国重要历史人物蒋介石才启程前往振武学校留学。
对于黄慕松来说，这仅是他的第一次留学生涯。1910年，从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监督任上卸任，他再次到日本炮工专科学校学习。1916年初，在北京陆军参谋本部陆地测量总局任职的黄慕松考入日本陆军大学系统学习军事理论，成为第一批进入日本陆大的中国留学生之一。
青年黄慕松并不是只顾埋头学习的军人，他时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三次留学日本前后时期，他曾参加孙中山、黄兴等人在日本成立的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期间南京革命政府的北伐行动，还加入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革命文学团体——南社。
1918年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展示了大量新式的武器，以及伴生的作战战术、战略，给壮年黄慕松极大的刺激。他决心到欧洲进行军事考察，于是申请辞去军事测量总局局长的职务，作为军事研究员远赴欧洲。对黄慕松生平颇有研究的汕头市政协文史委原主任黄羡章表示，黄慕松是一位热爱军事理论研究的军人，对权位不太留恋。何况他在北洋政府陆地测量总局局长任上，甚至一度需要家里寄钱解决开支。好在当时的家族企业由弟弟黄焯南等人打理得红红火火，免去他的后顾之忧。
从1920年到1923年，黄慕松先后到英、法、德考察学习欧洲先进的军事理论。回国后经过一番辗转，于1929年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测量总局局长。他认识到现代战争已经进入海陆空立体作战时代，因此对开展军事测量活动极为热心，先后出席英国万国航空会议、第四届万国测地联合会、万国航空摄影测量会议，撰写了《
出席国际测量会议报告
》。在他的主持推动下，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军事测量工作顺利完成。正是这一成果，黄慕松被军界赞誉为“中国军事测量之父”。忠勤任事：两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
黄慕松
黄慕松不但是军事地理学专家，在他不算漫长的人生中，他更是一位军事教育家。早在清末，他就出任广东黄埔陆军小学堂的负责人，后来成为粤系著名将领的陈济棠、余汉谋、蒋光鼐等人都是他的学生。1925年，黄慕松从北京回到广州，担任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副主任，深厚的军事理论功底和任劳任怨的作风，给校长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
1928年8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将在北京的中国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收归国民政府管理。总司令蒋介石遥兼校长，但实际管理工作由他任命的副校长黄慕松代理。当时位于北京西直门内崇元观的陆军大学在读的学员有第八期以及新招收的第九期。
黄慕松为纠正北洋政府时期学校存在的散漫学风，每星期要举行周会一二次，向学员作报告，要求学员自我介绍情况，同时住校舍的学员晚上要点名，外出要请假。不久，因严肃校纪，而触发由湖北籍学员蔡继伦策划的“驱黄风潮”。
学者黄羡章表示，事情起因是蔡继伦因私人请求被北平市长何其巩拒绝，竟然扇这位老部下的耳光，事情被冯玉祥告到蒋介石那里。获知蔡继伦犯纪消息，黄慕松决定从严处理，对蔡继伦作出开除处分。衔恨在心的蔡继伦挑唆同乡学员散布流言，借孙中山奉安大典的事件，诬告黄慕松在孙中山灵车经过大学门口时仅派代表参与，而严令学员在校，是对孙总理不敬。黄羡章认为，时任教育长的周斌虽然是黄慕松在日本陆军大学的同学，但作为蔡继伦的同乡态度暧昧，没有积极支持黄慕松，起了很坏的作用。
尽管处于流言蜚语之中，黄慕松还是坚持原则，开除掉蔡继伦，随后在1929年上半年底离任代理校长一职。从历史的结局看，黄慕松有洞悉蔡继伦恶劣品质的先见之明。被处分的蔡继伦后来通过各种手腕恢复在陆军大学的学籍，却在抗战期间，担任宜昌警备司令时大肆贪污，落得被军法处置枪毙的下场。
1933年，当时的陆军大学已经迁址南京，校长已由云南籍著名将领杨杰担任。这年，由于杨杰要到华北部署军事，防御占领东三省的侵华日军，时任陆军测量总局局长的黄慕松再次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职务。尽管这次时间不长，但黄慕松对陆大一直非常关注，以至1934年，他为致祭册封已故的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艰难跋涉到西藏的时候，依然与陆军大学教育长王泽民保持联系，通过电报收到他有关陆大办学情况的汇报。其忠勤任事的作风可见一斑。
艰苦跋涉：宣慰抚边不顾塞外风寒
黄慕松的一生好像永远奔波在路途。1934年1月，国民政府决定派黄慕松担任致祭、册封刚去世的十三世达赖喇嘛专使，前往西藏。
此前的1933年，黄慕松曾经奉命宣慰新疆，本意采取“削藩”策略实现国民政府直接管控新疆。但军阀盛世才发动“六·二二”二次政变，枪杀拥护中央的地方军政人员。黄慕松一行一度被软禁，计划功亏一篑。
黄慕松的这次赴藏行程更加艰难而意义重大，为的是恢复与西藏地方的联系，以致祭册封的方式宣示中央权威。而自辛亥革命后，因种种原因，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已“失联”22年。
黄慕松率队自5月7日由成都启程，经邛崃、泸定、康定、道孚、甘孜、德格进入西藏的昌都，然后循类乌齐、洛隆、边坝翻越平均海拔五六千米的念青唐古拉山，经工布江达和墨竹林卡，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艰难跋涉，于8月28日抵达拉萨。
在派出先遣人员取海道从印度进入西藏的情况下，黄慕松致祭代表团选择这条道路基于下列精心考虑：一是避开英国驻印殖民政府的干扰；二是走国内川藏之路宣示国家主权的尊严；三是艰苦跋涉也表达了中央政府的诚意，同时考察沿途的军事地理等情况，与当地人民加强交流融合。
古人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黄慕松的队伍不但经历了蜀道之难，更经受了雪域高原神秘莫测的风雪。他们迭次翻越万年雪山的折多山、雀儿山、易珠雄、丹达山、念青唐古拉山，横渡大渡河、金沙江，饱尝雪山之寒和高原反应症折磨，个别负责运输物资的人员甚至因高原疾病倒在路途上。
到达拉萨以后，黄慕松利用在此停留3个月的时间，展开一系列宣慰活动，与僧侣、民众交流，与噶厦官员交涉，顺利完成致祭、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仪式。曾在新疆生活多年的崔保新是研究黄慕松抚边疆藏的历史学者，他对记者表示：“黄慕松离开拉萨时，与西藏噶厦政府商定，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办事处、无线电台、医疗所、测候所，并建立一所国民小学。在失联22年之后，中央政府在拉萨设常驻机构，是宣誓国家主权、阻止西藏分离的一大成果。”
黄慕松赴藏归来不久，1935年3月，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他出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36年7月底，为稳定“南天王”陈济棠下台后的广东政局，黄慕松出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这是黄慕松人生事业中的一个高峰。然而劳瘁多年导致疾病突发，半年后，他终于停下奔波的脚步，长眠在岭南大地上。
病卒后，南京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在广州举行了追悼仪式，林森、蒋介石、于右任、孙科、居正等均亲书吊唁词。黄慕松生前著述有《环球游记》、《新疆西藏游记》等。
宣抚新疆
1933年4月12日新疆发生驱逐金树仁的“四·一二政变”，盛世才取代金树仁走上新疆政治舞台。新疆军事政变引起的人事更迭，给国民政府控制新疆提供了机会。蒋介石此时与行政院长汪精卫一道，共同策划了控制新疆的计划。
派使宣慰新疆
1933年4月24日金树仁在新疆塔城通电下野，翌日汪精卫发表关于新疆问题的谈话，称中央决定派大员入新宣慰及调查政变真象，人选不日即予发表。南京政府初定马良去新疆宣慰，蒋介石也电马征询意见，马以年高推辞不从。4月28日，汪清卫又与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通过电报商定，派军事委员会参谋部次长黄慕松入新宣慰。
33年5月2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第99次会议，除通过黄慕松为新疆宣慰使入新宣慰外，还照准金树仁辞去本兼各职，要新疆各委员厅长等会同维持省政府事务，并明示中央正慎选贤能，3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安抚新疆民众书，汪精卫也给新疆省府委员、厅长去电，均称中央正慎选贤良，以妥善治理新疆，让新疆方面维持秩序，静候中央办理。
刘文龙、盛世才要求中央真除的电报到达南京，中央政府反应冷漠，蒋介石对盛还有戒心（盛世才与蒋介石是旧识。蒋介石曾资助盛完成日本陆军大学的学业，盛世才毕业后也曾在蒋手下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上校参谋等职。但两人并不相互看重。蒋让盛久居闲职；盛则离蒋而去，说他“感情用事”、“度量狭小”，用人“分南北界限”，“决难作全国之首领”。不愿将新疆交给他。）6月初，蒋介石就回刘、盛电问题拟定三项方案以与汪相商：“(1)刘、盛此电迟到太久，新省电报亦久已不通，拟仍暂搁，俟慕松到新具报后，再为适当之处置；(2)先电刘、盛，不作复电，应加以奖励，责成两人合力维持新省治安，暂不说及名义，并告以黄宣慰使即行赴新，一切新省善后问题，黄抵新当面详商，并嘱诸事商承黄妥办；(3)暂委盛以代理边防督办名义，但刘主政，而盛主军，恐有不妥，且如此处置，能否适合实情亦均属疑问。”此后，南京政府基本按照蒋介石的第二套方案行事。
黄慕松紧张地作着宣慰前的准备：首先是听候中央确定宣慰方针，黄赴赣向蒋介石请示机宜，回京后又晋见汪精卫，据黄对记者称，宣慰方针蒋介石与中央意见完全一致。其次是物色各类宣慰人选，包括党务、民政、军事、教育、宗教、交通运输等方面的人员，计有参议团成员10名、军官团成员10名、秘书书记3名，副官4名、军医1名、随从侍卫20名、随带官佐30名、士兵20名。再次是申请宣慰经费。因宣慰使随员众多，所需经费达326200元，到6月初宣慰经费还在商讨中。
中央政府多次声言正慎选贤能者主新，刘文龙、盛世才不一定是中央所要选择的“贤能者”。第二，蒋介石认为盛主军不妥，显然不准备将新疆交给他。第三，黄慕松宣慰新疆的内容庞杂，如制止新疆内乱，改革金树仁留下的“一切不良政治”，逐步推广教育、复兴农村、发展交通建设、整顿金融、兴办实业等。若黄慕松“纯属宣慰性质”是无法实现上述目标的，只有在实际控制新疆后才有可能实现。第四，黄慕松上报的宣慰使署经费中，有编练入新东北军苏炳文和李杜旧部为卫队一团所需购买费约20万元，胡宗南部一旅自甘肃向新疆推进所需开拔费及无线电人员、器材经费等项；黄慕松在迪化宣慰时也曾致电蒋介石、汪精卫：“中央急宜接收肃州防地，以应事变。”这些均直接透露出黄慕松宣慰背后的军事控制企图。第五，宫碧澄回忆说：黄慕松宣慰新疆，是准备一俟中央明令发表他为省府主席兼边防督办即可走马上任。黄的多数随行人员也明白，此去新疆是由黄取代盛的地位，他们也可捞取一官半职成为新贵。
架空盛世才
“国家应该统一的原则得到全国从学者到农民的一致的赞同，成为一条毫无疑问的信念，这个观点指导和规定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黄慕松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宣慰新疆，新疆“各方”表现出对中央极具“信仰”。这说明长期处于半割据状态下的各族各界人士在热诚地盼望中国真正统一。
黄慕松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新疆加紧进行活动。迪化有刚从东北经苏联退来的抗日联军约5000人，他们不愿久居新疆，也不愿卷入新疆内战，黄慕松首先争取劝说他们，结果苏炳文部郑润成旅“愿直隶中央”，东北军其它各部也以参加内战牺牲无益，“愿得中央编制名义始正”，供中央驱使。[盛世才手中总共才有近万人军队，黄慕松一下争取到占到半数的东北军愿意归附，无异从根本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统治根基。张培元也是黄慕松争取的一支重要军事力量。张培元是金树仁旧部，有兵5800多人，金树仁下野时曾保荐他为省主席兼边防督办，结果盛世才先捞取临时督办名义，张培元心中不满。黄慕松在兰州时即判断张“必与盛不能相下”，到迪化后得知张培元驻绥定（今霍城）军队被盛军缴械，张甚“恐慌”。黄慕松利用张、盛矛盾拉拢张培元，张亦“表示受中央驱策”。
黄慕松注意扩大中央政府在全疆的影响。当时盛世才实际控制的不过是迪化周围数县和塔城一带，南疆及阿山全境则早已失去控制，黄慕松“用政治手腕派员分途宣慰，以期早就收抚”，各族民众有“感中央一视同仁之至意，已有心悦诚服之倾向”。哈密王白锡尔在维吾尔民众及南疆各实力派头目中有一定影响，黄慕松决定拉扰他，称金树仁未经中央核准废黜其王位，夺其财产、治权，是无效的，并聘请白锡尔为宣慰使署高等顾问。汪精卫肯定黄氏处理办法，指示对白锡尔财产，“如已没收”，“着即查明发还”。白锡尔领衔南疆一带的各实力派首领如和加尼孜等人，向南京政府表示愿在享有一定自治权力基础上归附。汪精卫立即应允，表示尊重各民族信仰的宗教及风俗习惯，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并许诺军事、外交由中央主持，教育、交通、实业等归地方办理。
新疆部分军政官员也为黄慕松拉拢利用。临时主席刘文龙因盛违背军民分治诺言处处独断专行，对盛不满向黄靠拢；督办行营参谋长陈中、省府秘书长陶明樾、航空队长李笑天是策动“四·一二政变”的功臣，但因没谋到满意职位，弃盛攀黄氏高枝，成为黄慕松的智囊人物。
最令盛世才不能容忍的是，黄慕松一到新疆就要削弱他的军权，提出改督办制为军事委员会制。黄的主张一开始即被盛世才婉言拒绝，但他不改初衷，致电行政院说：“督办创自金氏，为各省所无，伊犁方面对此亦存观望，不若变更现制，另设新疆军事委员会，网罗诸将共戴中央，而剿匪则另于战时编制，予以剿匪总指挥及纵队司令等名义。”他还干脆背着盛世才与陈中商量改制的具体办法，拟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等人委为军事委员会，以盛为委员长。但张培元、马仲英、和加尼牙孜是实力派首领，他们或拥兵自重，或与盛世才兵戎相向，盛世才怎能指挥动他们。一旦盛世才被架空变成光杆司令，新疆最高军事权力自然会从盛向黄的手中转移，因为只有黄可以中央大员的身份号令诸将。
控制新疆失败及其原因
盛世才对黄慕松在新疆的活动了如指掌（盛世才借助从马仲英部俘获的日本密码破译专家大西忠，破译了黄给中央的电报；利用特务严密监视黄在新疆的全部活动。）。黄的一切举措均在于控制新疆政权，已攫取新疆临时督办权位的盛世才，岂能甘心将权位拱手让人？1933年6月25日，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动政变，将陈中、陶明樾、李笑天冠以图谋推翻现政权罪名枪决，并软禁黄慕松，借此警告南京政府和亲南京政府势力，强龙不压地头蛇。
黄慕松对此猝不及防，他在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明码急电蒋、汪：“新疆逼处强邻，情形复杂，隐患四伏，非定重心，难期安靖。查临时督办盛世才、临时主席刘文龙，辛苦维持，业经数月，拟请中央即予真除，庶名位既正，责任更专，有裨时局，殊非浅鲜，伏乞鉴核，迅赐发表，以定人心。倘蒙谕允，则承宣化，既有中央之地方长官负责，而慕松宣慰亦易进化，伏乞签核示遵。”刘文龙、盛世才也于政变次日致电南京政府说：陶明樾等人乘前方军事形势紧张之际，煽动后方军士谋反，秘举黄慕松为新省主席，另组所谓军事委员会，“黄使亦不无妄受陶明樾等蛊惑之嫌”，请中央加派关心边局的大员陈立夫、刘光、彭昭贤、张凤九来新疆调查事变真相。新疆维持委员会、东北民众救国军及各社会团体也根据盛世才的授意，电请中央真除刘、盛。盛世才的用意很清楚，扣押黄慕松为人质，逼迫中央任命他为新疆边防督办。
南京政府为顾及中央颜面，积极营救黄慕松。34年7月5日，行政院急电黄慕松，“令即日回京报告真象”。6日，汪精卫召见新疆省府驻京办事处处长张凤九、新疆党务特派员宫碧澄，询问新疆情况，拟派宫去新疆调查事变真象。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致电刘文龙、盛世才说：“你们维持秩序，巩固后方，中央良深嘉慰，黄宣慰使也屡电称扬，不遗余力。黄慕松宣慰任务已完，中央日前去电促其回京报告，务望你们体谅此意，共济时艰，是所至盼。”10日，汪精卫在总理纪念周上讲：政府为什么不早些发表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新疆边防督办？因为新疆还有几件根本的善后工作要切实去做。对刘文龙、盛世才，政府不一定说不要他，也不一定说要他，关键要看这几件事是否肯做、是否能做。这几件事即外交统一于中央、军事统一于中央、民族要平等宗教要自由。这是中央政府对新疆善后工作的三大原则，刘文龙、盛世才能够奉行这些原则，我们便把新疆交给他们，否则即交给别人。13日，张凤九也向报界透露蒋介石对新疆问题的意见：“中央对于边疆官吏之任命，但求苟能捍卫国土，绝对服从中央，爱护人民，巩固地方治安者，自可付托。”蒋、汪明确地向盛世才传递去信息：中央可以接受真除他的条件，但要他明白宣示效忠中央。盛世才对南京的意图心领神会，7月19日，刘文龙、盛世才联名致电中央说：“外面流言，报端登载，遂对于黄使不免稍有误会，随经切实调查，皆系陶、陈、李煽动人心之一种阴谋，与黄使绝不相涉。黄使衔命来新，宣布中央德意，安慰新疆人民，到后人心大定，边局就安，……黄使宣慰功劳，固非浅鲜，而我中央威信所被，亦足证明新省孤悬塞外，地瘠民贫，平时尚非仰赖中央维持，不能自立。况值此地方糜烂，几及全疆，尤非得援助于中央，必致无所措手。文龙、世才性非至愚，当能晓比，我中央如何彻底筹划，巩固边局，职等誓当竭诚遵从，以尽天职，此物此志，敢质天日。”
至此南京政府与盛世才的交易敲定，17日黄慕松电中央宣慰使署驻京办事处，准备飞机接他东归。20日，黄慕松乘欧亚航空公司飞机离新。8月1日，行政院第118次会议通过刘文龙为新疆省主席、盛世才为边防督办、张培元为伊犁屯垦使兼陆军新编第八师师长的任命。真除盛世才，宣告南京政府借黄慕松宣慰以控制新疆的计划破产。
吊祭西藏
1933年冬，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后，国民政府于南京举行了两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出于加强西藏与中央关系的考虑，国民政府决定派遣一名官员前往拉萨致祭，黄慕松遂成为人选之一。
中央代表团首次进藏
黄慕松在西藏
1934年4月26日，黄慕松从南京出发，开始入藏之旅。这是中华民国成立以来，中央政府高级代表团第一次进藏。为避免英国阻挠，黄慕松一行兵分两路，一部经海路抵藏，一部则由黄慕松亲自率领，取道川康入藏。当时，康藏纠纷时起，康民所受痛苦实深，百姓希望中央大员此次路过康藏，能够解决问题，所以对黄的到来非常欢迎。在康定，当地给黄慕松预备了540匹马供调遣。5月26日，黄慕松一行到达德格，受到土司泽汪登登和代本(相当于营长)琼让的欢迎。7月1日，黄慕松一行到达江达，前来迎接他的有藏军步兵200人，以及音乐队兵40人。当时负责迎接的西藏官员是这样描述迎接黄慕松的景象的:“12时许，远方出现了一列整齐的轿队，前拥后簇，威武异常。渐近再看，共有轿子十多顶，最前面的一顶，身穿毛蓝布便衫，头戴斗笠，脚穿黑布鞋。”虽然黄慕松一路乘坐大轿，但对藏情却观察细致。黄慕松惊奇地发现，这些驻守在江达、冈托一带的藏军，军纪尚可，但教练的口令都是英语，可见当时英国对西藏的影响之深。8月22日，黄慕松抵达钦里，驻藏办事处的职员们前来迎接。为欢迎代表团，当月月底，拉萨郊外，噶厦地方政府已派官员在东郊的贡本塘搭起一顶十分华丽的大帐篷，铺上色彩绚丽的卡垫，陈设精美的茶具；黄慕松和摄政的席位设在正中；四品和小四品以及五品、七品官员等，也按常规安排了座位。在江水滚滚的雅鲁藏布江畔，噶厦派来僧俗噶伦各一人、藏军一个团立于此，准备迎接这位中央大员。28日11时许，黄慕松衣着整齐，仪容庄重地到达贡本塘，噶伦们将他迎进帐篷。他和噶伦互献哈达，互致问候。接着，苏德巴(噶厦大司膳)恭献人参果茶饭。食毕，黄慕松起立，全体官员也随之起立。这时，军乐齐鸣，迎接中央政府代表团的藏军列队向黄慕松行军礼。黄慕松满面笑容，点头回礼，然后上轿。
黄慕松一行到达拉萨后，下榻于八廓街南侧的吉堆巴大院，也就是后来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的所在地。让黄慕松感到意外的是，尼泊尔驻藏代表与不丹驻藏代表，以及驻藏汉民均在拉萨设帐欢迎，“是日拉萨不下万人之市民，均拥挤道中，窥目探视”。藏人回忆说，“藏民们依次向他们敬献哈达。黄先生大约50多岁，言谈平静深沉，颇有气魄，俨然一位要员”。黄慕松还带了一个杂技团来藏，对于西藏人来说，这是一件新奇的事情。
市民“环观如堵”
黄慕松到达拉萨后，深知藏俗，凡往来交际，需要先馈赠礼品。所以，从摄政以下到七品以上的官员，均给予了不同的礼品。为了表示对佛地的尊敬，他朝拜了大小昭寺和三大寺，每到一座寺院时，均叙中央维持佛教的情形和汉藏的密切关系。但是，在册封十三世达赖喇嘛为“护国弘化普慈圆觉大师”一事上，黄慕松与西藏噶厦有了罅隙。泽墨噶伦认为，达赖喇嘛圆寂，对西藏人来说是异常悲哀之事，而中央举办册封盛典则是喜事，所以册封不宜。黄慕松对噶伦等人反复劝说，指出册封、致祭是他此次入藏的首要任务，二者缺一，即违背中央意旨，而且外人也可借此挑拨汉藏关系。在黄慕松的积极劝导下，噶厦终于同意于9月23日在布达拉宫举行册封典礼。
当日上午，黄慕松一行身着长袍马褂，从拉萨行署出发，藏军前来迎送，市民“环观如堵”。西藏方面至司伦以下，四噶伦、扎萨克、代本等数百人均着礼服，恭候于布达拉宫正殿。西藏噶厦派四人于册封地址楼下大门外恭候，总堪布恭候于册封门外。作为专使的黄慕松，在庄严的音乐仪仗下，捧册玉印于香案。而后双方向香案鞠躬，汉左藏右分立于香案两侧，专使在中，宣读册文。全堂肃静无哗，礼节非常隆重。
致祭如同册封一样
册封之后，34年11月1日，布达拉宫举行致祭典礼。但是，在祭堂悬旗的问题上，噶厦又开始提出反对意见，说布达拉宫是达赖坐锡之地，向来无人悬挂旗帜。黄慕松当即加以驳斥:“举行册封时，党、国旗亦曾悬挂上宫门，且举行庆吊大典，在内地悬挂党、国旗，已成为当然之事，况本使此次代表中央，亦即代表四万万同胞来致祭达赖大师，若不能悬挂，究竟何方来人致祭，似欠妥当。”然而，某些噶伦仍然不同意，黄慕松无奈之下，只好决定将旗子悬挂于行署，并将国民政府旗帜抬至布达拉宫红山祭堂。
上午9时，布达拉宫正殿举行致祭典礼。礼节如同册封一样，非常隆重，只是黄慕松观察到“祭堂内西藏僧俗官员及行署人员增加凄惨之态耳”。11时，致祭仪式开始举行。黄慕松起立，全体也随之起立。仪式第一项是黄专使将一包捐助修建达赖灵塔的黄金敬献在达赖宝座的金茶几上，同时敬献金质茶架和茶碗盖等器皿。全场脱帽，司仪高呼三鞠躬。仪式完毕，全体人员依次走出大厅。致祭分别由东西典仪官导引，并献哈达、献花、献灯、献茶等。
在西藏政界，僧人享有特殊地位，黄慕松深知这一点。“抵藏之图，若不表示尊重佛教，断难邀藏方官民之相信。”而之前，英国人前往三大寺熬茶布施时，总发给每一喇嘛一元。黄慕松决定从优发给每一个喇嘛银元两元，并且建立基金，每年每一个喇嘛可以获得藏噶五枚。
黄慕松认为，在清代，驻藏大臣每年于正月十五举行传召大会一次，宣布清朝德政。此举颇能收藏人之心，于是规定设立藏银691秤为传召费用，每年所得利息，可以资每年所有被传召喇嘛熬茶之用。黄慕松此行还接触到部分居于拉萨的汉回群众，针对其幼儿受教育困难之状，捐献了一些经费给汉回文学校。
艰难的西藏之旅
1934年冬，黄慕松在西藏的使命已经成功完成，为了视察英国人在西藏南部和尼泊尔、不丹等地的情况，他决定由印度返回南京。
自1934年2月10日被任命为专使后，到1935年2月13日在香港乘亚细亚皇后号邮船回京，除进藏致祭、册封外，黄慕松先后到访印度、尼泊尔、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地。历时一年，行程数万里，总计花费于布施、致祭、册封等各项事务的银元达428900余元。黄慕松完成西藏使命后，曾公开发表过一本图片集《
藏游概述
》，收录了一些珍贵的西藏风貌照片。但该集流传稀少，数年前曾有拍卖行以3000元底价起拍。黄慕松的西藏之旅，应该是成功的，不仅增加了汉藏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考察了西藏当时的社会实情。黄慕松在给洪涤尘的《
西藏史地大纲
》一书作序时言:“余奉枢命，使藏致祭，舍空用陆，志在考察，凡所经历，接近政教领袖，士绅居民，冀于藏中民族、历史、地理、社会、政教、风俗、物产、经济，博访周谘，历时一载。”一年的时间去了解一个对于内地相当陌生的西藏，虽不长但也绰绰有余。黄慕松回京后向国民政府呈递的《黄慕松奉使入藏册封并致祭达赖大师报告书
》中，列专条陈述“西藏之近况”，不仅为中央政府制定治藏方针政策提供了根据，而且为内地民众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西藏。此外，随黄慕松入藏设立的驻藏办事机构，是其此次入藏解决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在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西藏地方的联系，多依靠此机构。但是，终究来说，在中国那个积贫积弱的时代，加上日本侵华开始，黄慕松所题“轨物共守车书大同”仅仅是个梦想而已!生命之光耗尽在雪域高原
1937年3月20日，年方54岁的黄慕松在中山大学附属医学院救治无效病逝。作为一位受到中枢信任而就任省政府主席、准备大展鸿猷的政治家，的确是人生一大遗憾。
对于黄慕松中年去世的原因，他的亲属以及历史学者们都认为，除了常年奔波劳瘁，黄慕松冒险奔赴西藏，虽然没有在路途上遭遇意外，但雪域高原的恶劣气候，特别是高原反应症最终仍然成为他生命中没有迈过去的一道坎。
过去有文献持一种说法，认为黄慕松是死于肝病复发。黄慕松的侄子黄维藏不认同这一病因。他向记者表示，据他亲耳听长辈尤其是二伯母王氏（即黄慕松夫人）讲述，二伯父去世的根本原因是“高山症”，即现代所说的高原病，去世的时候，黄慕松全身皮肤通红，不同于肝病症状的皮肤泛黄。
学者黄羡章也认为，黄慕松的早逝与他早年奔波欧洲考察、宣慰边疆，特别是到西藏有关，至少是高原反应症导致他的潜藏疾病一齐暴发。学者崔保新则认为，黄慕松以51岁之龄，千里迢迢使藏，翻越无数海拔4000米以上的大雪山，风餐露宿，风寒浸骨，使其身体遭受极大损害。他肝部剧痛，惟不知病原。
黄慕松在去西藏的路途上，曾逐日记下所见所闻，后以《
使藏纪程
》的书名出版。记者从中做了统计，路途上，还是在川西北的折多塘，黄慕松就开始出现高原反应的头痛症状，自此，这一症状在炉霍、德格、江达、九绒、易珠雄、洛隆宗、罗松多哲、瓦日格巴、司力江以及拉萨等地反复出现。1934年8月15日，黄慕松一行抵江达（今属林芝地区北部）。日记写道：“午夜肝气作痛，睡不能适，请王医官打止痛针，并进止痛丸，假寐至晨七时，始解衣覆寝，十一时起床。余于前三星期，即觉肝部微痛，王医官以少骑马为嘱，昨夜忽剧，牵及背部，未知是何病原，因思频年奔走，不遑宁处，倘过于劳顿，罔知调节，则体力日消，虽然满腔热血，何补邦家，不可不自慎也。”然而，艰难的路途迫使黄慕松不得不常借助骑马或骑驴前行，在拉萨又因此导致疝气病发作。
早在青年时代的1913年，黄慕松为边疆事业就将生死置之度外。北京中央政府为了应对当时外蒙局势，派他为考察委员，与留日士官学校的同学陈宏萼、彭琦一起到内蒙古阴山南麓一带考察规划军事，其中彭琦因坠马意外身亡。
这次病魔袭来，黄慕松仍然在抗争，打算强撑到南京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会议，被劝阻，后到从化温泉疗养地养病。1937年3月15日，黄慕松放心不下政务，乘车从疗养地返回广州城里。记者在中山图书馆特藏部保存的其中一张黄慕松照片中看到，身形已经严重消瘦的黄慕松在经过燕塘军营时，坚持下车检阅军队。这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身影。5天后，他撒手人寰。
两次抚边归来，为侄起名“疆藏”
黄慕松去世的时候，留下遗言作了自我评价：“律己则以廉洁励清操，处事则以和平求进步，因此生平无大成就，亦无大过失。”他的人生观可从他为子侄命名的事例找到佐证。
1933年7月，黄慕松从新疆回到内地，一度曾回到家乡松源宝坑探亲。次年初，他听到弟弟黄焯南生了一个儿子，决定为侄子起名黄维疆。同年底，黄慕松宣抚西藏从拉萨回到广州，听到小弟弟黄青松也生了一个儿子，又建议将小侄子起名黄维藏，以纪念他这次维护国家统一的艰难行程。
在此之前，黄慕松给自己的儿子起名，就有维敬、维恕、维廉的字样，从中折射出客家人践行传统儒家伦理的精神。
黄维疆、黄维藏的名字寄寓着黄慕松的家国情怀。记者了解到，他兄弟二人虽然没有取得伯父那样的赫赫业绩，一位在广州电台工作，另一位在广州国营企业工作，而2015年过八旬，过着低调而清介的退休生活，没有辜负先辈的期许。
黄维藏向记者表示，很多人看到松源宝坑沙堂坝那一排大屋，可能认为是黄慕松做了大官弄到钱建起来的。其实建房的资金主要来自于祖父黄璧池在广州创建的彩虹染织厂以及万昌隆、亿昌隆商号的利润，那是当时广州数一数二的大型染织企业。整排建筑基本上是在黄慕松去世后才兴建，并在抗战后期完工的，后来安排给他祖父以及祖父哥哥的后裔等居住。
将军长眠处
松涛已渺然
过去的文献提到黄慕松去世后葬在番禺黄家村。记者联系上黄维藏后，才知道黄慕松的墓地其实在白云山西麓的永泰庄，即今白云区永平街道永泰村，那里的原居民以黄姓居多，所称番禺是古代对广州的泛称，与的番禺行政区域无关。
记者为了解黄慕松长眠之地的现状，决定通过友人安排车辆，由耄耋老人黄维藏作向导，前往凭吊这位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重要足迹的客家先贤。
车辆驰行经过白云山下的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区，向北走了几公里，拐入永泰村，穿梭于仅容一车通行的狭窄巷道，终于在一条上坡路上停下，交椅坟式的黄慕松将军墓呈现眼前。
黄维藏介绍，黄慕松的墓地在特殊年代曾受到一些破坏，在改革开放年代，得益于国家的好政策，由广州市委统战部拨款修缮。2011年还被挂牌“白云区登记文物保护单位”。
由于城市的发展，永泰村黄慕松墓地周围三面建起高高的厂房住宅，墓后不远处也被砌起一道高墙。墓前一对华表和石狮子虽然还在，但正前方的墓道已因修建道路而消失。
当年遥遥望见白云山，松涛阵阵的景象已经不复存在，这位喜爱故乡松树，并以“张良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典故重为自己取名的墓主人，相伴的只有墓侧的几棵树木，以及树上的蝉鸣和工厂喇叭传来的嘈杂歌声。时光的变迁，情景令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