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127年，岳飞二十四岁，时任东京留守司七品统制，用现代语言描述，大约相当于帝国首都留守军事管制委员会下属部队的团职军官。十五年后，公元1142年初，岳飞被杀死在帝国临时首都临安，就是今天的杭州，时年三十九岁。死前，他刚刚被解除帝国最大一只部队的统帅职务不久，时任枢密副使。
说岳飞必须死，并不意味着赵构与秦桧合谋冤杀岳飞是可以原谅的;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寒心的一桩罪行。事实上，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上，只要曾经发生过一次这样的罪恶，就值得这个民族永远反省自己所拥有过的那份政治遗产。
岳飞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统帅。他的故事，成为后代中国人许多民间传奇中经久不衰的主题。唯一能够与他相提并论的武士，大概只有一位三国时代的关羽。如果说在武艺高强、忠肝义胆上二人不相上下的话，在文化素养上，岳飞可能就要高出一筹了。今天杭州西湖边上的岳王庙里，那一幅“还我河山”，据说就是出自岳飞的手笔。那四个字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功底和代表的意思，让人觉得只有岳飞才配得上写它。而那首壮怀激烈的《满江红》词，人们也普遍愿意相信是岳飞所填。八百年后，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岁月里，许多中国青年就是吟唱着这首词，走上抗击倭寇的战场的。直到今天，它仍然会在许多场合，让那些具有正直信念的人们热泪盈眶热血沸腾。
据说，有一本以岳飞的名义撰写的军事著作，名叫《武穆遗书》;是一本可以让人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事圣经。在中国的传奇文学中，为了得到这本书，江湖上的各种人物展开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争斗，掀起一阵阵血雨腥风。最后，终于由代表正义的一方得到了它，并通过学习它，将邪恶势力一网打尽。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思维。这种美好的想像，常常会在现实面前被击打得粉碎。
我们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特别容易看到一个景象：年长的人们，时常用他们阅尽沧桑所悟出的人生智慧与政治智慧，满怀忧虑地告诫那些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年轻一代人。代表这些智慧的古老格言在中国特别多，雅致一些的比如：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于众，众必毁之等等之类。市井气息浓厚一些的比如：人怕出名猪怕壮，比如出头的椽子先烂等等。假如不怕武断的话，大约没有哪个中国人在自己成长的过程中没有接受过这样的劝告。
可以肯定，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人所独有的。许多来自其他民族与文化背景的人们，完全无法理解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的这种智慧。在他们看来，这种所谓人生智慧恰恰刚好是反人生的;在这种智慧指导下的生活，不太可能是明朗的健康的有活力的;结出的果实，必定压抑而郁闷，阴冷柔滑，带有浓厚的阴谋气息。事实上，即便是在现代，中国人许多阴郁的挫折感和烦闷不安，都与此干系甚深。奇怪的是，这个优秀的民族很少有人去探究，事情何以竟会如此?
与此相关，中国人以很高的频率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而，在长达四千年的漫长岁月里，始终没有能够建立起一套实现它的机制。于是，这个民族中那些最优秀的人物，便常常面临极端悲惨的命运。
岳飞和秦桧的命运，典型地表现了上述文化与社会机制，是如何实现善有恶报、恶有善报的。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出身农家的名将
在南宋初年的“中兴四将”里，岳飞出身农家，年纪最轻，资历最浅。他比张俊小十七岁，比刘光世和韩世忠小十四岁。1129年，就是建炎三年，平定护卫亲军叛乱时，韩世忠与张俊已经官拜节度使，成为相当于今天大军区司令一级的人物;岳飞则是正七品的东京留守司统制。如果硬要比喻的话，那么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正团级军官。而且，张俊还曾经是岳飞的老领导，多次重用、提拔、奖励过岳飞。刘光世则是将门之后，其家世背景、资历和经历都是岳飞所不能比拟的。
到绍兴六年，即公元1137年时，八年左右时间，岳飞已经官拜太尉，担任宣抚使兼营田大使。太尉是宋代武将的最高头衔，宣抚使则是仅次于宰相的执政级实职差事，一般情况下，要由现任执政官充当。至此，岳飞成为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并驾齐驱的高官。
而且，由于在一系列军事行动中，岳飞艺高胆大敢打会拼，且治军严谨身先士卒，富有军事洞察力，从而数次创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例。因此，他的声望后来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几位。
这一切，大约使上述几位的心头相当不舒服。
为此，岳飞曾经给他们写了数十封信，殷勤致意，联络感情，均没有得到响应。平定杨幺之后，岳飞特别将缴获的大型战船配备好全套人员和装备，赠送给韩世忠和张俊。韩世忠毕竟是一个坦荡磊落的人，他相当高兴，与岳飞尽释前嫌;而张俊则认为岳飞是在向自己炫耀，反而更加嫌恶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