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皇权主导一切的集权帝制时代，如果“国立大学”和皇帝亲自主持的察举考试，只允许“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那么，其他的诸子百家怎么还可能有发展壮大的空间呢?两汉的察举制度在隋唐之时最终被发展为科举制度。这个影响了中国1300多年历史的制度，和两汉的察举制度打破世袭制一样，在打破豪门士族对仕途的垄断上曾起到过无比积极的作用。皇帝在政治上垄断一切的权力，儒家则在思想上实现了垄断。到宋代，科举考试的重点开始转向“四书”，而元、明两代开科取士都采用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基础文本，程朱“道学”在元、明、清三代的科举中取得了“正学”的地位……
两千多年前，“汉承秦敝，非力行有为不可”的汉武帝时代，原本对社会有益的大刀阔斧的变革最终走向了穷兵黩武、海内虚耗。两千多年后，于右任先生在《悼汉武帝陵》一诗中这样咏叹：绝大经纶绝大才，功过非在戍轮台。百家罢后无奇士，永为神州种祸胎。
于右任先生所感慨的，正是董仲舒主导的“罢黜百家”。在两千多年的漫长岁月中，所有的读书人，其“高考大纲”始终被限定在某一个范围之内，终于让一个民族陷入了思想一统，不断僵化没落的局面中。
《汉书》说，董仲舒在教授学生时，喜欢坐在厚厚的帷幕之后，不露真容。他让先入学的学生向后入学者传授知识，有的学生在求学过程中甚至从未与他谋面。
这让董仲舒显得很神秘，神秘且乏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