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狂，一生以诸葛亮自诩，大话连篇，连左夫人都听不下去而取笑他;左宗棠“二”，骂一手提携自己的曾国藩，和李鸿章对着干，连亲家郭嵩焘(晚清外交名家)都要和他断交;左宗棠直，严峭刻深，连曾国藩这样有气度的人都受不了。左宗棠脾气大得不得了，甚至盖过了他的名气和才气，人称“左骡子”。
李鸿章小左宗棠整整十一岁，自谓“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比左宗棠要成熟稳重得多。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时人称为“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死后梁启超为之立传，书名“晚清四十年史”，可见其一生功业命运与晚清相始终。李鸿章“权倾一时，谤满天下”，平生遭受弹劾达八百余次，但他恒能忍辱负重，从这个意义上讲，性格更类“徽骆驼”。
左李好骂人
左、李都喜欢骂人。
左宗棠才气过人，也盛气凌人，有霸术更有霸气。即使对于众人敬畏的湘军统帅曾国藩，也是称兄道弟(左小曾一岁)，丝毫不愿居于其下，遑论其余，只要看到不顺眼的人和事，必然要大声呵斥。但有个特点，终其一生，骂人的强度与烈度随着官职的提升而日渐趋弱。晚年时，也许是人人都知道左侯爵脾气，大家当面都陪着小心，左宗棠无人可骂，只是逢人便骂曾国藩而已。
左宗棠最出名的一骂是“王八蛋，滚出去”，为此几乎搭上性命。
这一骂是发生在咸丰八年(1858年)，引发了闹得沸沸扬扬的“樊燮案”。当年举人左宗棠以“师爷”身份(无正式官衔的幕僚)辅助湖南巡抚骆秉章，掌握军政实权，省内大小官员来见，都要行礼参拜，偏偏永州镇总兵樊燮不买账，认为自己是朝廷钦授的正二品武官，坚持不向左宗棠请安。结果，左上前一脚踢翻樊总兵，还大声呵斥“王八蛋，滚出去!”
事实是否如此戏剧化，有待考证，但左宗棠连“恩人”曾国藩都敢骂，可见此事绝非空穴来风。结果，骆秉璋及左的至交湖北巡抚胡林翼等人，与以湖广总督官文为靠山的樊家，在咸丰皇帝面前打起了官司，咸丰皇帝甚至密令官文“如左宗棠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
后来左宗棠因朝中有人力保，得以逃过一劫，樊燮则无奈丢官回家。樊燮受此奇耻大辱，就把两个儿子关在楼上，命其穿上女人衣服，直到考中进士、名列翰林，在功名上超过左宗棠(左一生未中进士)，才能换回男装下楼。据说从前樊家楼上还留有“左宗棠可杀”五字，可见怨恨之深。这个例子可说明，左宗棠火爆的性格，往往容易无端树敌。
李鸿章性子也好谩骂，越是亲近的人越骂得凶，到最后，左右的人会视骂的轻重次数，来预测被骂者受宠信的程度。据说，李鸿章晚年曾外放两广总督，当时有一个谙熟李鸿章脾气的人，故意和布政使(是巡抚即省长的主要副手)闹起了矛盾。别人劝他，想得到提拔还和上司过不去?那人是武官，性格憨直，说“没关系，前天李中堂已经骂我滚了”，一时传为笑谈。
李鸿章的骂，往往还有情分，左宗棠的骂，总是不留余地。
李鸿章手下有个管粮草的小官叫鲁白阳，是淮军名将聂士成的亲戚。鲁白阳在淮军中久不得志，知道李鸿章和左宗棠关系不佳，于是偷拿了淮军账本深夜投奔左营，大约是账本上有淮军的不法记录，想以此邀功请赏。但左宗棠见事极明，话也说得漂亮，“吾属皆军人，奚肯以此中伤同类?”便打发鲁白阳回去了。李鸿章得悉后，深恨鲁白阳。后来李鸿章当上直隶总督，鲁白阳选定李鸿章上班必经之地，死乞白赖站了一年多，天天让李鸿章看到。有一次李鸿章忍不住说“趣行勿溷”，意思是赶紧走吧，别烦我了!但最终还是给他安排了一个外省的职位。时人既佩服左宗棠之度，更钦佩李鸿章之量。
李鸿章性格诙谐，喜欢调侃人，至老不变。曾有位湖南秀才到天津直隶总督署见李鸿章，才谈了没几句，李鸿章突然问道：我听说湖南人大多都入了哥老会，你是不是其中成员?这位秀才性格并不文弱，很镇定地回答，如果我是哥老会，您就是安庆道友(意即江湖中人)的头目了。李鸿章哈哈大笑，并不生气。李鸿章喜欢性格刚强的人，下属有来拜见的，他一定会目不转睛地看，有些人被看得汗流浃背毛骨悚然，李鸿章便痛加斥责赶走，假如来人镇定自若，他最后就会笑出声来。
意气之争耶?
清同治三年(1864年)夏天，左宗棠举报曾国藩欺君罔上，曾国藩当然大为不爽，本来协力作战的曾、左自此形同陌路。
四年之后，左宗棠“故伎重演”，这次中招的是李鸿章。
镇压了东南地区的太平天国后，左、李奉旨各自率楚军、淮军追剿游走华北的捻军。1868年8月，捻军张宗禹部在重重包围下，全军覆没。战后论功以淮军居首，李鸿章荣升协办大学士。左宗棠怀疑李鸿章所言张宗禹投徒骇河自杀而死的说法，率军四处搜捕。李鸿章气愤难平，写信给曾国藩说“(左宗棠)阿瞒本色，于此毕露”。本来就不甚投契的左李，也正式交恶。
左宗棠睥睨一切世俗的成法，加上强硬不服输的性格，使得他无法与师友“和谐”相处，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不仅曾国藩，在“樊燮案”中四处为左宗棠奔走的亲家郭嵩焘、同壕战友沈葆桢(曾接手承办左宗棠创立的福建船政)等人，后来都一一与之关系破裂。相比之下，李鸿章虽也跟曾国藩闹过意见，一度负气出走，但终生奉曾国藩之教诲为圭臬，即使与左宗棠话不投机，但较少冲动行事。曾国藩曾特地写信赞扬李鸿章“阁下不与左帅争意气，远近钦企”。
李鸿章与左宗棠有着极为相似的经历，都是少负大才，中经困顿，晚年以衰龄还荣膺重任。其谋事之勤，体国之忠，均不愧为一代名臣。可是民间有关左、李不睦的传闻很多。
传说，有次左宗棠去见李鸿章，李鸿章出来迟了。联想起李鸿章宠爱小老婆的传闻，左宗棠讥讽道“与如夫人洗脚”，意为你为了小老婆不惜轻慢大臣。李鸿章毫不示弱，脱口而出“赐同进士出身”，一下讲出了左宗棠仅是举人出身，无进士功名的心病，结果两人从此见面都绕着走。
但严格来说，左、李意气之争的背后，其实源于深层次的政见之争。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清廷高层内部爆发的“海防与塞防之争”，就是左宗棠与李鸿章这对政敌一次结结实实的“火拼”。
自从1874年李鸿章上《筹议海防折》，提出朝廷应向海防倾斜以来，一百多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渐渐演变成主张派与投降派之间的“爱国与卖国之争”。其实，此次大论战的实质，是国力日益衰微的大清帝国，如何在东部沿海与西北边疆两个战略方向上，分配有限战略资源的政策大讨论。所有中枢名臣及地方大员都参与其中，自由发言，为慈禧太后等最高层决策者献计。
李鸿章力主加强海防，目的在于防范强势崛起的日本，左宗棠强调塞防与海防并重，反对削减西北战费，也是着眼于解决阿古柏入侵的燃眉之急，遏制觊觎新疆的沙俄及英国的气焰，以后的实际历史演进，固然证明左宗棠收回相当于六分之一中国领土面积的新疆，功在千秋，但李鸿章所担忧的东部沿海危机，最终也全面爆发。一定要以“爱国还是卖国”来褒贬二人，似亦有失公允。
此次有限范围内的“民主大讨论”的结果，是清廷采纳左宗棠一派的建议，作出“海防与塞防”并重的决策。当时清帝国一年的平均财政收入是8000万两白银，从1875年到1884年(即左宗棠西征中后期)的10年间，塞防经费花了8000万两，而1885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10年间，海防经费仅有3000万两。从这个角度看，塞防还是稍稍优先于海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