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仲荦(1913—1986年)，浙江余姚人。1937年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曾任上海太炎文学院、中央大学、山东大学教授。建国后，历任山东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中国唐史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山东省史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一届学科评议组成员。专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著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北周六典》等。
个人生活
爱好诗文
先生自幼爱好诗文，在上海正风文学院求学期间，因诗写得好，得到章太炎先生的赏识，收为晚年弟子，章先生对他的影响甚大。30年代初，开始走上学术研究道路时，曾向章先生请教治学方向，老师告诉他“民族危亡关头，欲保种姓，必须热爱祖国历史。”王先生从此明确意识到史学研究与祖国命运的密切关系，树立起为复兴民族而治史的崇高信念，而且为此奋斗了一生。
为人师表
王仲荦先生桃李遍天下，山大现有许多老师都是他的弟子。先生逝世后，他的弟子兼同事，山大历史系教授郑佩欣先生有挽联云：
“有遗著四百万字 育齐鲁三千英才”
先生非常爱护学生，早在中央大学任教时，就因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受到排斥。在山大任教期间，经常拿出自己的微薄工资接济学生。对于学生的困难，他总是热心地给以解决。他总是将学生的事看作自己的事情，对学生的关心甚于对自己的关心。他视学生如己出，倘若学生犯了错误，他首先做的是自责，然后才去教育学生。
在先生心目中，学生的前途是最重要的。齐涛先生(现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高校工委书记，省社科联副主席，曾主编高等院校文科教材《中国古代史》)是他的学生，学校本来安排他读完硕士之后接替王先生的夫人郑宜秀教授的工作，以便郑老师有时间更好地照顾王先生(先生当时有心脏病)，但先生看出齐涛是个人才，不愿因为自己影响他日后的锦绣前程，并未接受学校的安排，还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继续教导齐涛，直到先生病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启功先生闻王仲荦先生病逝，撰有挽联：
直谅多闻，是为益友。
精勤盖代，无愧宗师。
平凡生活
先生拼搏奋斗了一生，成就了他光辉的业绩。先生不仅有着伟大的一面，也有着自己平凡的生活。
先生生活简朴，当年与郑宜秀老师结婚时，其家当只有一件替换的破夹袄。家里的水泥地板坏了，自己找来工具，亲手修好。
先生秉性耿直，做人极有原则。一次开会，领导不公平处理一件事，先生马上就站起来：“给我找车子，我身体不好，要回家了。”先生并不怕因此而得罪领导。因为王先生德高望重，许多领导经常看望他，他也从来不回访，有人贴大字报说他架子大，称他为“祖师爷”，他也一笑置之。
仲荦先生又是个极为重感情的人。对于自己的恩师章太炎先生，他一生仰慕和尊敬，即使到了晚年，仍然对恩师有着深沉真挚的怀念之情。他认为“太炎先生是一个被台湾海峡两边政治家和历史家误会，冷淡了许久的历史人物”，“现在对太炎先生的评价，有许多不实之处，不公之论，是应当矫枉的。”为了澄清事实，他不辞辛劳的撰写了“太炎先生二三事”，后又参与编辑《章太炎全集》，在去世前十余天，还在病榻上与华中师范大学校长章开沅教授谈《章太炎全集》出版和章太炎先生的家事。
先生一生交友广泛，而且和朋友感情极好，大概是先生是重感情的缘故。如果朋友有困难，先生总是想尽办法，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朋友。在山大，先生和童书业先生过往甚密。童先生很喜欢吃蛋炒饭，仲荦先生就经常亲自做给童先生吃。文革时先生和童先生都遭到批判，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两个人相互扶持，共同经历了风风雨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1968年童先生因病逝世，先生悲痛不已。
先生对山大也很有感情。当年北大三次来邀请王先生去北大任教，先生都拒绝了，毕竟在山大已经呆了几十年，有了感情，用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山大已经成为我的第二故乡了”。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先生又怎么舍得山大呢!
先生不仅是个好学生，是位好老师，是可以相交的好朋友，他更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先生很爱家，也很会照顾家人。和郑宜秀老师结婚三十余载，相濡以沫，恩爱逾常。相互扶持，互敬互爱，共同走过艰难的岁月。因为郑宜秀老师的工作比较忙，先生就主动负责起照顾家和孩子的工作，用行动来支持郑宜秀老师。在孩子眼里，王仲荦先生是个慈父，他对待子女很民主，支持孩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并且恰当地给予正确的引导。因为先生总是很风趣，说话很幽默，所以家里总是洋溢着祥和欢乐的气息。
仲荦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一个虽然平凡却处处闪着耀眼光芒的人。
捍卫民族尊严
1936年，章太炎先生在苏州病逝，临死前立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孙孙毋食其官俸。”这几句话虽然是对他的儿女说的，但王先生身体力行，用实际行动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先生从浙江老家回到被日军占领的上海，和一批进步人士在租界创建了太炎文学院，王先生任院长秘书室主任兼中国通史教授，讲授中华三千年历史(民国通用教材)。课堂上，先生意气风发，慷慨陈词，极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日伪当局对此极为恐惧，起先以“号召抗日”等罪名加以责难，继而给先生寄去了装有子弹的信函。虽然受到如此恫吓，先生却泰然处之，继续走自己的路。直到1940年，汪伪政权粉墨登场，太炎文学院为避免成为汪伪政府的文化工具，宣布解散，先生就此离开上海。
1940年底，先生抵达昆明，任云贵监察使李印泉(章太炎先生的盟兄弟)的秘书。1942年，怒江前线告急，适逢先生身染虐疾，十分虚弱，但仍然坚持和李印泉先生赴保山龙城等地参与指挥抗击日军。当前线统帅部决定撤军回昆明时，先生极力反对，并正确分析了敌我形势，指出我方优势，在印泉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统帅部最终采纳了王先生的建议。固守怒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942年底，先生赴重庆中央大学任教，1945年，中央大学迁至南京。南京当时处在内战前线，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先生支持学生民主运动，中央大学当局对此甚为不满，于1947年解聘六大教授，先生当然不能幸免。1947年春，时年34岁的王仲荦先生北上青岛任教于山东大学，直到逝世，在山大教书近40年。
在山大教学的生涯中，先生虽然一心钻研学术，但是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他仍然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关注着共和国的成长。1976年，“四五”事件发生，先生曾诗云：“天安门前花如雪，烈士碑成堕泪碑，总理有灵应喜甚，中华个个好男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