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1月23日，陈昌诞生在四川省仪陇县立山场一个破落世家。
1917年在其父陈子江先生遇害，不得已落草成寇，变为土匪张子侯部的“小老大”，由此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和好枪法。其间，被贾增儒先生收为义子，改姓为贾希一。
陈昌何妨骨灰盒双双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
1924年毕业于“川军第六师军官讲习所”学生队，任六师某连队司务长。1926年毕业于“吴佩孚军官团”军士队后，在湘鄂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处任中尉见习参谋，参加了第一次的“北伐战争”；在“丁泗桥战役”中被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号称“铁军”）所俘，从此改变了人生轨迹。在国民革命军11军“军官教导队”学习。受到俄国顾问鲍罗亭、政治部主任陈兴林等同志的马列主义教育。改造完毕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11军20师补充团任中尉排长、24师司令部任中尉副官、26师司令部任上尉副官，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从此走上中国革命的康庄大道。
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贺龙总指挥的上尉侍从副官、兼任“贺龙手枪队”的队长，肩负着保卫起义指挥部的安全重任，为创建人民军队作出了积极贡献。
“南昌起义”失败后，就在中国革命步入了最低潮的时候，在“宁可错杀三千，也绝不放走一个共产党员！”的严峻关头，陈昌于1927年12月3日，在武昌的中山大学，由尹人杰同志介绍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国共产主义事业。
因为纪律所致，没有结婚照，这是PS的照片
1928年，赴河南任近国军（邓宝珊部）任教导总队区队长；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被捕，以敌特身份，经被邵力子同志保释。而后，再在赴四川忠县，和汤昭武同志一起成功组织、策划了“石宝寨起义”，创建了川东第一支红军队伍。该部在中央红军长征路经四川时，并入贺龙同志任弼时同志率领的红二方面军。1929年任广东松口（今梅州市梅县区松口镇）苏维埃政府赤卫队队长，后调到梅州苏维埃政府，任赤卫总队的总队长，为建立苏维埃政府作出了贡献。
1930年任红十一军64团的连长、支部书记（兼政委），在一场战斗中负重伤回四川养伤，并与刘其珍同志结婚。伤愈后到上海找党组织。
1931年因“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叛党投敌，在上海党中央惨遭灭顶之灾时，毅然参加了中共中央军委政治保卫局（“中央特科”）的重建工作，在党旗下郑重宣誓做“无名英雄”。先后在王世英同志、李克农同志、董必武同志、徐特立同志、冯雪峰同志、李涛同志、钱俊瑞同志、张黎群同志······等等中央首长的单线领导下，开始了长达18年的、隐姓埋名的、出生入死的、孤军作战的、传奇般的特工生涯。
1932年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与汤昭武同志一起在上海从事谍报工作，参加李济深将军的“抗日军政大联盟”，成功策反蔡延楷将军的十九路军中下级军官抗战到底。
1933年在老张同志领导下在上海，在“中央特科”机关里为中央军委首长整编、分析全国的情报等工作。
1934年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赴福建做十九路军的情报工作，最大的功勋是：获取到蒋军的《围剿计划》和《密电码》，使中央红军粉碎了蒋介石的围剿，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为拯救中央红军做出了贡献。
1935年在王世英同志领导下赴江西德安，在第四专署兼保安司令部任侦缉大队长，专做专员兼保安司令莫雄将军的情报工作，最大的贡献是打通了苏区的通道，让红军长征时顺利通过了莫雄的辖区。完成任务后再赴重庆，打入“康泽别动总队”（此时康泽的地位比戴笠还要高）任情报员，借此公开举办《新四川通讯社》担任社长，“中央特科”立即派来陈养山同志和陈克寒同志前来协助，他们依靠记者的名分获取许多许多重要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系列情报······“三陈闹重庆”是中共谍报界的一段传奇。
1936年底，因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位将军成功策划“西安事变”，“中央特科”先后将陈养山同志、陈克寒同志调回“中央特科”，将陈昌的组织关系移交给中共中央长江局，遗憾没有接上关系，而导致失去组织关系。
1937年返回老家，与陈联诗同志、林向北等同志等取得联系后，发起、组织“万县文化界抗日救亡协会”。此后爆发“万县七君子事件”而遭遇被捕。后由林向北同志等人组织广大群众，给国民党当局施压而脱险。
1938年在老张同志领导下，任国民党湖北青年救国团的常委兼宣传组长，通过了李克农同志、董必武同志二位领导的严格审查，由于找不到直接领导人“老李同志”（即王世英同志）的证明，而无法恢复组织关系（党籍），但恢复了工作关系，并同意打入蒋介石侍从室的警卫处任警卫参谋。改由李克农同志直接领导，期间最大的成绩是：掌握的蒋介石的活动规律等相关机密，均及时呈报给党中央。后因蒋介石侍从室例行的政审时，担心四川人的陈昌是四川军阀刘湘打入到蒋介石侍从室的卧底，陈昌不得不离开了蒋介石侍从室，失去了重要的谍报位置。同年经中央同意批准与刘其珍同志离婚。
1939年，在李克农同志领导下赴武汉，在国民党中宣部战地文化服务处任干事。再赴浙江，任浙江省政训处政训员兼任第十专署保安司令部参谋长，在一次战斗中被日寇的飞机轰炸时受伤。
1940年，在李克农等同志领导下赴江西，任第三战区政治部中队长。在此期间，因多次被党内战友误解为“叛徒”、“托派”再加之失掉组织关系的痛苦折磨，和渴望到抗日一线与日寇战斗，分别请求时任的领导人李克农同志、董必武同志、徐特立等同志批准他离开白区到抗战的第一线战斗，但党中央考虑到他有多年的白区工作经验而不准其请求，这些领导人要求他坚持在隐蔽战线上为党工作，失掉关系可以到延安找关系。不久因“皖南事变”，再次失掉组织关系。
1941年赴广西桂林，自办“商户图书社”，并让妻子刘一平同志打入李济深将军府中任家庭教师，收集情报。然后，赴广西隆山中学任校长，兼任国民党隆山中学区党部书记。在此期间最大的成绩是组建“隆山艺术研究社”，为党培养出一批进步学生，有蓝鸿恩、何宝仪、蓝庆昌、韦秀英、刘准、朱钺、韦远明、吴国贤、覃永秀等等学生青年。解放后，这些青年都成为建设新中国的骨干人才。
1942年任广西平治县立国民中学代理校长，兼任平治县立中学国民党区党部书记。同时派刘一平同志返回重庆通过王亚平同志找到了“五叔”，终于接上了组织关系，获得董必武同志的同意后，带着何妨、蓝鸿恩、石体贵以及何妨原来“厦门儿童救亡剧团”（“厦儿团”刚从南洋为抗日将士募捐归来，因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就地解散，凡是大龄团员都要带几位小团员一起谋生）的小战友赖雪清、颜萌、洪绍堡、陈友志，还有侨中的学生陈立人、邝平等人开赴重庆。同年与刘一平同志离婚。
1943年，获董必武同志资助的三万元法币兴办“重庆磁器口协和农场”，开始了党的农村地下工作的生涯。
1944年，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开展农村地下工作，因经营不善，协和农场倒闭。退还董老1.5万元法币后到岳池新三中学任教。
1945年，在董必武同志领导下开展农村地下工作，任岳池县立中学教导主任，开展农村的学运工作。经中央批准与何妨同志结婚。
1946年，在张黎群同志领导下，任垫江县新民乡中心小学和垫江县立中学的教师，兴办了“垫江县新民乡农业生产合作社”，开垦了大通寺的荒地，培养了又一批进步的农村青年，有谭正品、肖文仲、龚晏清、董士元、曾宪川、李增霞、李增兰等。同时，派蓝鸿恩同志打入到当地农民武装“刀儿匠”中任“神童”，间接控制了这股农民武装。
1947年，国民党限时南京、上海、重庆三地的中共办事处撤离回延安，不得已，再次失去组织关系。只好自己在川东农村孤军作战。
1948年在四川大竹，被国民党特务胡俊生怀疑（这么有能力、有辉煌历史的人，怎能在农村教书，做生意？）高度怀疑是共党而被捕，饱尝各种酷刑又无证据只好假释，实为放长线钓大鱼。不久，又在四川垫江县城遭遇逮捕，这次被押送到重庆二处监狱，惨遭各种酷刑（“竹筷子”、“踩杠子”、“电刑”、“老虎凳”等）坚持说自己被奸人陷害，巧妙利用原在国民党党政军系统的身份（证件）再次化险为夷，由郭世明同志保释。在狱中不仅展现了共产党人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还利用机会宣讲“淮海战役”等等喜讯，鼓舞狱友的革命斗志，坚持与敌人抗争到底。
1949年在重庆二处监狱中获得中共川东工作委员会王敏同志的指示：“出狱后再想办法打入敌特机构，在重庆市解放时，你要去保卫渣滓洞的数百位革命战士呀！”出狱不后，成功打入重庆交通警备一旅（志农部队，负责渣滓洞白公馆的安全警卫）任中队长，遗憾的是他的二小队长徐恒同志被敌特认出是华蓥山游击队的人而紧急安排自己人撤离，他俩也成功逃出了中美合作所的居所，在綦江迎来了解放大军。
1950年起由周兴同志指派到重庆市公安局，率领“精字20号小组”，为新中国的建设继续从事特警工作。重庆市公安局拨款旧币200万（相当于人民币200元）先后开办了“人民书店”、“华川烟厂”、“关庙茶社”等单位作为掩护，最大的成绩是一举破获潜伏在重庆及周边区县的“中国平民党”，以及“中华反共地下救国军”总指挥邓锦环等全部将士，被人民政府判处枪决的敌特分子就有26人。
1952年就在他人享受“双中事件”胜利成果时，他却因这些“掩体”经营不善亏损而蒙冤，以“大贪污犯”被捕入狱，实为政治审查。同时，还株连其夫人何妨同志（已经临近分娩）被重庆市公安局开除，大着肚子给人洗衣为生，大女儿陈世英就上街乞讨，孩子出生不久就患病无钱医治夭折。即使冤屈在身，在狱中还没忘记自己是共和国的卫士，毅然决然地为公安狱警管教罪犯。重庆市公安局将全国所有破获的敌特案和被国民党破获的地下党案子进行对比联审，没有任何关联和疑问，一年半后只好无罪释放。
1953年出狱后，重庆市公安局不安排工作而失业，只好到重庆结核病院做清洁工。他一方面找老首长申诉求助，一方面要为党的“扫盲运动”补做贡献，将被捕入狱的时间补回来！自己只有10几元的工资，竟然不顾妻子何妨同志的反对，毅然拿出五元钱来，还带着大女儿陈世英一起，父女俩就在结核病院旁租农民的房间办起了“夜校”······
1954年，由于有董必武同志的关怀和帮助，重庆市委才约法三章（不准伸冤、不准提照顾家属、不准要待遇）地安排到中国西南水利发电工程局任招待所所长（在龙溪河狮子滩），每月28元的工资。因为这是中国自己设计建造的首个水电工程的样板，来自全国各地的领导同志络绎不绝，他们竟然成为陈昌寻找革命战友的最佳途径。因此，在没有现代通信的五十年代，陈昌竟然基本上找全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战争等各个阶段的重要证明人（除“老李同志”—即王世英同志、“老张同志”—至今没有找到、“陈仲英同志”—即陈养山同志）。因此，顺利完成了近6万字的《陈昌同志自传》。
1955年是陈昌最开心的一年，工作上得心应手，局党委为了照顾其生活，也将妻子何妨同志从重庆结核病院调入狮子滩水电站医院，一家人幸福地团聚。在此期间，还将自己掌握的中华文化遗产太极养生方法向人们传授，《陈氏太极气功》还在多个期刊上发表，健康了一大批中国人。
1956年让老战友娄甚四同志辞去新疆的公职，到重庆狮子滩水电站脱产创作《地下烈火》一书（遗憾，后因被补为右派而夭折，至今没有完成其红色作品，娄甚四同志也被冤，判劳教五年）。
1957年补为极右派，押送到重庆大洪河水电站强制劳改。对于一贯看中政治生命的他，认为成为右派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了结，遗憾开始放弃几十年如一日的气功锻炼，再加之高强度的体力劳动，又没有营养，身体慢慢开始衰退。期间没有能力照顾其亲人，又失去一位孩子陈世强。
1958年，终于找到代号为“老李同志”的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同志专程从北京赶来重庆，俩生死之交的老战友促膝长谈后，王世英同志决定回到北京就向党中央申诉。陈昌同志得知自己的政治生命很快就能“复活”了，无比幸福！因此恢复了坚强的革命意志，玩命的改造。遗憾呀，王世英同志回京后就因病中风、瘫痪、疗养，无法顾及陈昌同志的冤假错案。
1959年，因高强度的劳改和“粮食关”的出现，陈昌同志出现水肿、浮肿等病状。但监管人员将医生开具的病假条撕毁，规定其劳动量、强制劳改。陈昌只能连夜干，甚至连轴转。毕竟年过半百、体弱多病，又迟迟盼不来王世英同志的消息，身心交瘁，病入膏肓······
1960年1月25日凌晨3点，被路过的工友发现他晕倒在工地，送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享年53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谍报英才与世长辞！但他，确确实实地履行了步入“中央特科”的誓言做了一名真正的“无名英雄”！
1961年王世英同志康复后到重庆视察工作时得知陈昌同志被迫害致死，异常气愤！随即邀请汤昭武同志一起，联名向党中央申诉，经过4年多的调查、甄别，于1965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第一次平反：纠正了1952年的错捕错判、1957年的右派等冤假错案（国内第一起纠正右派的案子），家属享受革命干部待遇，但是党籍只承认到“西安事变”。
1978年党中央开始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昭雪。何妨同志及女儿陈世英不停地往返北京，特别是获得陈养山同志、陈克寒同志、张黎群同志的鼎力帮助，1981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为其彻底平反昭雪：承认1926年参加革命，1927年入党，党籍从1927年算起。骨灰盒迁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因为家属都在四川，不便扫墓而婉言谢绝，等候革命老伴何妨同志谢世时再合葬）。
1982年，中共中央组织部责成四川省委，由周明轩同志代表党中央为其骨灰盒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至此，陈昌同志的政治生命得以“复活”。当时覆盖党旗的条件是：土地革命时期入党的副省军级老干部，就是说：相当于追认陈昌同志为副省级（军级）老干部。
《自传》《陈昌同志自传》创作于1954年底，创作目的主要为了组织上了解其的历史。由此引火烧身被划为右派，但却为党和军队，尤其是共和国情报系统，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陈昌同志自传》已于2010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珍藏，也正是解放军档案馆的收藏，揭秘了“贺龙手枪队”尘封了83年的军史。等待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部和中央军委保密局“解密”后即可出版。
《地下烈火》于1954年到1957年，由陈昌同志口述，由他的学生战友娄甚四同志主笔撰写。遗憾一场“反右”运动而夭折。将由孙辈们完成。
土革时期（以接触先后为序，加粗的为主要领导人，其他的为短期领导人）：
智澄同志（陈昌的革命引路人）、叶挺同志、鲍罗亭同志（俄国顾问）、陈兴林同志、吴仲喜同志（将陈昌引荐给贺龙的人）、贺龙同志、朱德同志、周恩来同志、刘伯承同志、彭湃同志、谭平山同志、周逸群同志、林伯渠同志、吴玉章同志、恽代英同志、尹人杰同志（陈昌的入党介绍人）
红军时期（以接触先后为序，加粗的为主要领导人，其他的为短期领导人）：
葛霁山同志（陈昌的第一任党支部书记）、蔡盛分同志、聂荣臻同志、古大存同志、舒淇同志。
谍报战线（以接触先后为序，加粗的为主要领导人，其他的为短期领导人）：
王世英同志（代号“老李”同志）、老张同志（至今不知真名）、老苏同志（至今不知真名）、李克农同志、小陈同志（李克农与陈昌之间的唯一联络人，至今不知真名）、董必武同志、冯雪峰同志、李涛同志、徐特立同志、钱俊瑞同志、张黎群同志、刘光同志。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接触先后为序，加粗的为主要领导人，其他的为短期领导人）：
周兴同志、刘明辉同志、卢辉武同志、于炳然同志、张若千同志、熊良晨同志、牟光远同志、廖亚彬同志、肖泽宽同志、周裕光同志、雷雨同志、楚群同志、赵孝庭同志、林向北同志、陈平达同志。
陈昌同志在解放前接受了李克农、董必武、张黎群等同志的严格审查，解放后1952--1953年政审,1961--1965年政审，1978--1981年复审，参与其审查的同志无数，为他平反昭雪的主要领导同志非常值得怀恋，请大家记住他们：（以接触时间为序，加粗的为主要领导人）
王世英同志、汤昭武同志、陈养山同志、董必武同志、贺龙同志、李克农同志、安子文同志、闵学文同志、李凡同志；陈养山同志、陈克寒同志、罗青长同志、胡耀邦同志、宋任穷同志、潘中信同志、林向北同志、周明轩同志、郑朝芳同志、李佳同志、毕建芝同志等等
战友
何藩昌同志、蒋仁凤同志、汤昭武同志、康健同志、史白新同志、李明柯同志、刘博万同志、宋红同志、陶红同志、邵力子同志、张远大同志、秦伯卿同志、马烈光同志、孟槐同志。
汤昭武同志、刘其珍同志（第一任妻子）、邱人杰同志、老胡同志（至今不知真名）、老朱同志（至今不知真名）、何藩昌同志、吴会治同志、余极同志、老卢同志（至今不知真名）、项与年同志、陈雷同志、徐稀影同志、李友义同志、老王同志（至今不知真名）、陈养山同志、陈克寒同志、林佩尧同志、陈联诗同志（双枪老太婆原型，曾结为姐弟）、林向北同志、吴昌文同志、刘一平同志（第二任妻子）、王涛同志、王亚平同志、徐伯昕同志、徐雪寒同志、王白申同志、梁同志（至今不知真名）、娄甚四同志、萧美均同志、韦振之同志、何妨同志（原名何送金，第三任妻子）蓝鸿恩同志、何宝仪同志、蓝庆昌同志、韦秀英同志、刘准同志、朱钺同志、韦远明同志、吴国贤同志、覃永秀同志、蔡依渠同志、赵枫林同志、周开运同志、燕子飞同志、廖亚彬同志、廖宁君同志、沈永时同志、赖雪清同志、颜萌同志、洪绍堡同志、陈立人同志、邝平同志、王立寿同志、谭正品同志、肖文仲同志、龚晏清同志、董士元同志、曾宪川同志、李增霞同志、李增兰同志、李铁夫同志、周子明同志、傅伯雍同志、王敏同志、陈克楷同志、陈良桢同志、郭世明同志、徐恒同志、蔡雄同志、杨焕章同志、张涛同志。
因为从事特工，与本家亲属全部断绝了往来，至今了无音讯。这里只能介绍他结拜的姐姐和三位妻子：
结拜姐姐
陈联诗同志（1900.1—1960.5）妹夫林佩尧（1900.2—1946.6）育有一女一子：
侄女廖宁君（1925.4—1975.5）侄女婿林向北，侄孙儿林民涛、侄孙女林雪、林波、林芝、林鹤、林平；
侄儿廖亚彬（1928.8—2010.10）侄儿媳周玉碧，侄孙儿廖清华、廖青年，侄孙女廖嘉陵、廖小可。
第一任妻子
刘其珍同志（1911.3—2011.4），1930年结婚，1938年经组织批准离婚，育有一女二子：
大女儿贾闽生，女婿向德贵（1933.8—2008.9）外孙：向伟、向军；
大儿子贾争由，儿媳妇李荷清、孙子贾放、贾卫、孙女贾练、李航；
二儿子贾自解（1938.9—1977.10），儿媳妇吴光清、孙子贾征（1965.12—1988.1）孙女贾蕾。
第二任妻子
刘一平同志（1920.10—2008.3），1940年结婚，1942年离婚，与陈昌无孩子（但改嫁后育有一子三女：儿子贺钧、女儿贺虹、贺白、贺兰）。
第三任妻子
何妨同志（1923.5—2009.6）原名为何送金，1942年由刘一平同志介绍与陈昌同志相识，1945年经组织批准结婚，育有二女三子，有三个孩子因为遭错误路线迫害而谢世：
大女儿陈世英（女婿余兆春、外孙余磊）
珍贵的照片
二女儿陈世X （1952.8-1952.8）还未取 名就夭折了，因陈昌被捕，何妨被开除无任何经济来源而致大儿子陈世强（1955.2—1959.12）因陈昌劳改，患病身亡
二儿子陈伟光（1956.1—1967.8）因何妨被隔离审查，无人看管，在大渡河里淹死
三儿子陈龙狮（儿媳妇刘若琴、孙女陈彦宏）
珍贵图片
为了隐姓埋名，不仅与亲人断绝关系，也不能照相和留下之言片语。这就是中央特科的纪律。
这两张照片是解放后，陈昌在重庆市公安局（身后是他在公安局的二位战友，怀中的小孩是女儿陈世英）和狮子滩水电站时拍摄的。异常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