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已经不足百人了？
83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佘子清，再也等不到他在第4个国家公祭日的讲解了。17日晨，将雨未雨，佘子清老人安静地躺在南京西天寺殡仪馆。两天前，他与86岁的杨明贞老人同日离逝，使得登记在册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人数定格在了“98”。今年重阳节，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宣布：幸存者仅剩百名！100，99，98。冰冷数字变化的背后，是那段灾难历史见证人的消逝。佘子清曾是馆里年龄最大的义务讲解员，服务时间超过3000小时。“他常常跟我们说，铜版路上有我的脚印，哭墙上有我妈妈的名字，我有发言权。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坚持把这段历史讲给世人。”佘子清的儿子佘琛说。馆内的“哭墙”上镌刻着一万多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姓名，是他的母亲，他邻居的大姐大伯……这些“符号”是留在他心底的音容笑貌。每一次的讲解，都是直面惨痛的过往。讲到义愤处，他会现场展示头上被日军枪柄砸出的伤疤。讲到母亲被日军残忍杀害时，又常常泪流满面。老人的话语就像一支烛光，虽然微弱，但经年累月，足以点燃人们珍爱和平的精神火炬。“作为他的后代，我们将继续传承。”追悼会上，佘琛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80年代的回忆，你还记得那时的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吗？
临近年底，陆续看到几篇关于女工或农民工的文章。社会学人在总结时候常提到社会与个体这对范畴，社会寓于个体、个体见于社会。这一年到头，想通过回溯妈妈的故事，结尾，迎新。妈妈二十几岁进了制药厂。那时人瘦小，为了通过体检，还在衣兜里装了铅球。通过考试后，妈妈的青春就融进了车间。小时候去过工厂，记忆中的包药车间特别大，有很多笑眯眯的阿姨，那样的热气腾腾和明媚灿烂、特有的“师傅”称呼、铝制饭盒和带饭上班的习惯、人人一跨而飞驰的自行车、为了今天和未来的满满干劲儿，大抵是那个时代的订制美好。地方的制药厂当年应是不俗，妈妈历来的开场白都是说“当时是制药企业的四大家族之一”，从这句话中，隐隐感到了它带给妈妈的骄傲、认同，以及后来的失落。妈妈入厂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的工资二百多，妈妈说“比你二舅还高”。“比”之一字，是工人角色带给妈妈的自信；“还”之一念，则是女性身份固化了的刻板。阶级与性别是两个独立又互渗的范畴，二者可能相互配合，共同制造出有效率又驯顺的身体习性，延续对“工人”和“女性”的既有期待；也能够彼此竞争，成为个体自我实现的策略或工具，如（特定情境中的）工人的高有助于矫正女性的卑。在这样的交叉矩阵或经纬网格中，妈妈迎来了改制、阵痛、代价、再就业之名下的变动。最初“好在”药厂的倒闭与收购同时展开，妈妈的下岗风波没开始就结束了。真正的变化或者说冲击推迟了近十年，更名的制药企业濒临破产。彼刻自己已经从小学到了高中，感受到妈妈说的“找工作”给“4050人员”带来的焦虑、挫败，与难过。那时候掀起的波浪，局限于药厂职工这一共同体中，加上改革在事实和观念中都成为常态，所以于公（这“公”，更该说“国”）于私的破坏力并不很大，但也仍然展示了人生的苍凉、喟叹、韧劲。比如妈妈要领取依照工龄发放的补偿。依据一个政策把85或86年前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分为两类，二者每年的补偿金相差几千，二十多年甚至更长时段算下来，也是（相对）不菲罢。记得一道去银行领了那几万后，爸爸说“那个人还开车去”，妈妈说“他的钱多啊”。去年看《八月》，电影里的大姨夫说“几十年工龄就分了一屋子毛线”时，瞬间被拉回彼时，心里一恸。再比如对那个以85或86年一刀切出两极的补偿规定，厂里的叔叔阿姨们有商量要“闹”的。流程精心却不精致：以在楼门口贴通知和给工友发短信的方式，告知抗议的时间地点，然后拉一道横幅，堵住那一段马路，静坐。彼刻正上高二，常常公交车走不了几站地，因为前面的封路，便要掉头返回。后来解决也不复杂，精神病院的车一停，国家机器一出动，抗议终是无疾而终。妈妈和要好的阿姨都没参加，一是那时候找到了新工作，大家没时间；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消极的搭便车：“闹不成的，不占理（因为有明文政策和实施先例）”，“要是闹成了更好”。这搭便车的“消极”，在于信念、理解和参与的方式。那几年家里大事小情，颇有些内忧外患的滋味。随着我们这批工二代开始陆续高考，妈妈们围绕这个的话题也越来越多。后来看关于教育公不公平、阶层固不固化、资本的可见与无形传递等等讨论，会偶尔不知道该庆幸还是叹息在一个还相信并鼓励公平和努力的年代成长，因为那两个词的背后有太多的非一己之力所能为。时光有些俗套地“荏苒”“飞驰”着，转眼间，妈妈也到了说“我这辈子”的时候了。妈妈和好朋友渐渐退休，人生也引来了新的主题。一是相继送走了姥姥和姥爷，常觉往生于我者，从未远离。二是小伙伴们开始步入婚姻，新来的小宝宝让周边人的生活都忙碌起来。现在与妈妈的通话中，养生知识告诉的科学与健康、谁家小两口因为什么吵架了、谁的外孙又病了、你的哪个阿姨今天说什么做什么了??家长里短和对我的关心与道理，齐飞共存。心知自己就是时刻陪伴在旁，也恐怕不能对妈妈做到尽善尽美、皆遂人意。妈妈的工友们、师傅们、好朋友们、姐妹们，彼此在养老、沟通、社会融入/参与/支持方面相帮相助（包括上一辈人的情义恩泽于下一代），于往来间构建起自己的生活经历、价值和意义，委实是太值得感激的一笔财富，或者说，粘接型社会资本。记得以前看《格言》上有篇文章，讲“我”与父亲从龃龉到和解，最后的结尾大意是：他喃喃说“我多害怕你成为像我一样的人”，“我”却默默地想，“我多害怕自己不能成为像你一样的人”。想说：妈，我也是。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罪证？
731”遗址：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731”，这本来是一串极其普通的数字，但是，当我们把它与侵华日军联系起来之后，“731”就成了魔鬼的代名词，甚至，它比魔鬼更凶残！
7月16日，我们就站在“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前。虽然此刻，四周一片静谧祥和，但作为60年前“731”部队的侵驻地，至今在高楼群中，绿树荫下，仍能寻找到二十几处杀人工厂的残垣断壁。焚尸房、冷冻房、培养细菌老鼠的地窖和放养黄鼠的小石池等等历历在目。
事件回放：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本军国主义者为实现其独霸亚洲、称雄世界的政治野心，公然违背国际公约，秘密策划了生物战、化学战的战争阴谋，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将这些疯狂研制出来的鼠疫、伤寒、霍乱、炭疽等各种细菌武器用于战争，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法西斯战争罪人。盘踞在哈尔滨市平房区达13年之久的满洲第731部队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实施这一阴谋的中枢机构。他们在这里不仅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细菌武器的研究、试验和生产，而且，惨无人道地用健康人做细菌试验。仅在1939年至1945年这段时间里，至少有三千人在试验中被残杀。在细菌战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人受到屠杀和残害。
现场踏访：
“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
“这张图片上显示的是日本侵略者所培养的细菌鼠和跳蚤”，“这就是日本人活剖中国人的残酷镜头”，“这个场面是按照当时的真实情况制作的实景模型，这就是当时千千万万被鼠疫夺去一家数口人命的其中一家”……在听完讲解员的讲解和看完了日军不择手段戕害无辜生命的真实图片和模型后，来自河北的吴先生实在忍不住了，他走出展览厅外，点燃一支烟，狠狠地吸了一口，激动地说：“日本帝国主义真是太坏了！太让人气愤了！”他告诉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到来的特别日子里，他带着朋友和10岁的侄子来这里参观，有着特别的意义。小侄子以前只在书刊、影视上了解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犯下的暴虐罪行，只是抽象的认识。这次特地让他到这个真实的地方，来真实地感受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对中国人是如何的残酷无情、毫无人性，激发他的爱国热情。一定要让他记住，不忘历史，不忘国耻！
“灭绝人性”、“惨无人道”……参观过“731”罪证陈列馆的人们纷纷愤怒地表示：“‘731’的滔天罪行在此袒露无余！”“‘731’遗址是不能被遗忘的罪证，它不仅是国人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更值得全人类去关注和反思！”
田村良雄：只要活着，就要为中国人民作证
近年来，在中日两国历史学家的努力下，“731”部队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当年的一批原队员，也以忏悔之心勇敢地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内情。据陈列馆的曹主任介绍，近几年来，有很多日本友好人士和“731”部队的成员多次来这里表示最沉痛的悼念和忏悔。在来过这里的原“731”部队队员中，又以田村良雄为代表人物，他已来过数次，为的是忏悔和把那段历史坦诚公布给公众，特别是要让日本人了解当年的侵华暴行。
田村良雄，又名筱冢良雄。1939年，他成为“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一开始，他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后来还亲自参与过对活人进行鼠疫试验，并对感染鼠疫的活人在无麻醉状态下进行解剖等血淋淋的经历。战后被俘，后转至抚顺战犯管理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使其获释回国。近年来，他几十次出现在日本、中国各地集会场所并公开了“731”部队的秘密。6年前还曾在东京地方裁判所出庭做证，以自己年轻时在哈尔滨等地的个人经历，首次在日本法庭上证明了“731”细菌部队的存在。因为迄今日本政府对于“731”部队、人体试验等一直未予正式承认。田村良雄称，他之所以出庭做证，一是出于对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历史事实感到愤怒，二是对于中国被害者及其家属有一种强烈的负罪感。
曹主任介绍说，田村良雄现已84岁高龄，不便外出，但是他仍然表示，只要他活着，就要为历史作证，为中国人民作证。
从地理规模来说，日本的面积是37万多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中国的云南省。但令人不解的是，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却连年不断地发动对外战争，给亚洲的许多国家尤其是中国带来了罄竹难书的浩劫和灾难。
黄仁宇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16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即明朝)东海沿岸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因为当时的日本不仅地狭人稀，而且几十年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权，内战频仍，法律和纲纪可谓荡然无存。本朝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被一个极有组织的文官集团所统治，中央指挥地方如身之使臂，极少发生抗命的事情。同时我们这个帝国在名义上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常备军，人数多达二百万。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这个问题倒是有一个答案：日本列岛是一个蚕，中国则是一片桑叶，蚕就是要吃桑叶。日本的老师就在课堂上给自己的学生们灌输这个观点：日本的形状像个蚕，支那则像个桑叶，蚕吃桑叶天经地义，否则蚕岂不要饿死吗?
这真是可笑的歪理邪说。
要回答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既要看日本的因素，也要看中国的情况。
从日本方面看，首先是它想侵略中国，其次是它有能力侵略中国。前者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后者则回答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
第一个问题：从日本方面来看。它为什么要侵略中国．为什么想侵略中国?也就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在哪里?
日本之所以走上侵略扩张道路，根子还在于它的民族文化中存在着浓厚的军国主义传统。
那么，日本为什么会形成军国主义的传统呢?
1．这首先和日本的武士道密切相关
日本的武士道是大家熟知的一个名词，但武士道究竟是个什么货色?它是怎样形成的?它对日本有什么作用和影响呢?
日本历史上曾经历了很长的战国时期，大名领国群雄割据，混战不已，并逐渐形成了专事征战杀伐的武士阶级。1192年，日本建立了第一个武士政权——镰仓幕府，从此开始了长达数百年的武士统治时代。“武家习气”、“弓矢之道”与中国的儒家伦理相融合，就形成了忠君、节义、廉耻、武勇、坚忍等一整套封建伦理规范，统称“武士道”。
武士道的形成使武士意识大大强化了，它不但从伦理关系上加固了武士阶级，而且使武士的思想和行为特征更加明确了。中国儒家伦理所倡导的儒雅之风，不但没有使日本武士变得像中国儒生那样弱不禁风，反而给嗜杀的武士罩上了儒雅的外衣，使其在血泊与文墨之间达到心理平衡。封建武士经常为试刀而无故砍杀路人，然后彬彬有礼地朝死者鞠上一躬，说声“对不起”。这典型地体现了日本武士所具有的文质彬彬和凶残嗜杀的双重性格。这也是日本武士与西方强盗的不同之处。在武士统治的数百年间，武士道一直被作为日本社会伦理的基本内容而加以宣扬，武士道潜移默化的熏陶，使日本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中具有强烈的强悍尚武的特点。
明治维新推翻了武士阶级的统治地位，废除了武士等级，但武士道却被日本统治者作为主导性的伦理传统继承下来，用以向国民进行灌输，甚至将武士道精神渗透到青少年的教育之中，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的残酷心态。比如，为了培养小孩子的胆量，深夜派他去死刑刑场取死人头，谁敢做就给谁奖励；给小孩喝红色的羹汤，让他体验喝血的感觉。
2．与军国主义密切相关的第二个因素是天皇制
天皇制政体是明治维新保留的除武士道之外的另一个封建残余。日本的天皇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万世一系，从未改姓，绝大多数日本国民对天皇有着绝对的精神信仰；二是天皇不掌握实权。天皇制的这一特性，也被日本利用于军事领域。日本军队实行所谓的统帅权独立制度，即军队的指挥权不归内阁而归天皇，日本军阀可以借助天皇的名义随意对外用兵，日本的政党体制对日本军方不起约束作用。
可以说，军国主义是日本侵略成性的根源所在，而武士道和天皇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得以形成的精神支柱和政治基础。
3．明治维新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日本踏上了军事立国的军国主义道路
从西方列强的情况看，资本主义的发展必然带来对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的迫切需求，而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性和资本主义列强在政治组织力、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尤其是武器装备方面的优势，使它们得以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开拓海外市场。
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要比欧美列强晚得多，国力也相对较弱，因而日本统治者普遍怀有急起直追的心理，加之其固有的嗜杀黩武的武士道传统和天皇制政体的影响，所以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比欧美列强更多地借助于暴力性的对外扩张。
要通过暴力强行夺取海外资源和开拓海外市场，就必须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为此，明治政府以军事立国为根本国策，竭力扩充军备，迅速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
4．西方法西斯主义传入日本，形成法西斯军国主义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源自欧洲的法西斯主义思潮也开始在日本萌芽。西方的法西斯主义和日本的军国主义可以说是一对异姓兄弟。经过日本民间法西斯鼻祖北一辉和另一名法西斯思想家大川周明的介绍和鼓吹，法西斯主义思潮在日本尤其是日本军界迅速蔓延。由北一辉、大川周明提出的法西斯思想经军内法西斯加以补充，构成了比较完整的法西斯思想体系，即：通过“天皇归一”的忠君思想树立以天皇为绝对权威的“国体意识”；依靠军队进行“国家改造”，废除政党政治，打击保守派统治人物，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通过实行国家总动员建立总体战体制，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夺取远东霸权，完成“昭和维新”。
1936年二二六政变后，军政大权完全落入军部之手，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体制正式确立。
我们可以梳理出一条思路：武士道使日本人强悍尚武，强悍尚武的民族性格和天皇制的特性，加之明治维新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需求，促使日本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的军国主义与从西方舶来的法西斯主义相交媾，又孕育出一个具有日本特色的怪胎——更加好战、更加残暴、更富于冒险性侵略性扩张性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这样一来，日本就犹如一辆被恶魔操纵的战车，不可能不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这便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必然性。
第二个问题：日本侵略中国的可能性，也就是日本为什么有能力侵略中国？
这首先与明治维新有关，可以说，明治维新是近代日本历史命运的根本转折点。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之前就开始了对外侵略扩张，但基本没有达到侵略企图，根本原因就在于当时日本的国力不足以支撑其对外扩张，可谓心有余力不足；而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的对外扩张几乎次次成功，主因就在于维新后的经济发展为其对外扩张提供了物质基础。
仅以武器装备为例，到全面侵华战争前夕，日本已能够批量生产当时所有的先进重型武器，如坦克、装甲车、大口径火炮、作战飞机、战列舰、巡洋舰、航空母舰和军用通信设备，其性能也与英美制武器相当，而当时的中国只能生产步兵轻武器和小口径火炮，重武器基本依赖进口。
所以，明治维新是日本之幸，而为中国之祸。邻国一次成功的改革，却给自己国家的命运带来莫大的影响，这是许多中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的。这个血的事实提醒我们，必须放眼看世界，必须密切关注国际事务。
其次，日本民族文化和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性强化了日本的国力，也强化了日本侵华的能力
在推动和有利于日本侵华的种种因素当中，除了武士道、天皇制、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经济发展之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一些体现日本民族性格和民族文化特性的东西，如团结、认真敬业、善于创造性摹仿和有危机意识等。日本因为强大起来才可能发动一场全面侵华战争，而日本的强大是与这些民族特性分不开的。
1．不搞内哄
日本人并非没有内部矛盾，但他们不大搞内哄，他们对自己的同胞很爱惜，谁动了日本人一根毫毛，哪怕是伪军的高级将领不小心伤了一个日军士兵，那也是不得了的事。
抗日战争期间，我们策反伪军十分容易，而策反日军部队从整体上无一成功。日本军队从未发生过内战，而中国军队内部磨擦不断。抗战时，我们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口号：“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但是，正义一方的中国人没有完全做到，非正义一方的日本人反而基本做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一部了不起的战略著作，经过抗日战争实践的检验，基本的预测都实现了，惟独有一样没有实现，即：“中国抗战的胜利除了自身的努力外，还将有待于国际的援助和日本国内的变化”。所谓“日本国内的变化”即指日本反战力量的增长。但是，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日本的反战力量仍极为有限，几乎没有构成一种力量。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比较团结?
原因有三个：一是对天皇的忠诚，二是民族优越论，三是矛头对外。先说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忠诚。在以等级制为基本结构的日本社会中，天皇站在最顶端，这与中国古代的帝制是一样的。但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皇位频繁更姓，总计三十六姓，而日本自神武天皇开创天皇制之后，天皇从未改姓，可谓万世一系。
在日本，天皇不是实际的统治者，而只是一个象征。天皇的隔绝尘世，一来不妨碍重臣掌握实权，控制朝政，二来无实权就不会犯什么大的错误，也不会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这样有利于维护天皇制的长久性和国民对天皇的精神信仰。于是，皇统绵延不绝，皇恩浩荡不息，久而久之天皇也就成了日本统一与永存的超凡脱俗的象征。对天皇的效忠就是对日本国的效忠，效忠天皇成了每一个日本国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这就使得日本有一个凝聚国
民的核心和集中统一的精神信仰。
二是民族优越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把自己视为“天照大神”的子孙，视为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优越感使日本人强化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自己同胞的尊重，同时也强化了日本人对其他民族的蔑视和鄙薄心理。
三是矛头对外。日本是一个岛国，面积很小，资源贫乏，很多需求从日本国内无法解决，而必须通过贸易或战争的手段从国外解决，所以它的矛头是对外的，贸易是对外贸易，战争是侵略战争。无论是解决资源、市场问题，还是扩张领土，日本都是把矛头指向他国，尤其是中国。矛头对外，可以缓和内部矛盾，所以日本人从整体上比较团结。
2．认真敬业
日本人的认真和较真，在世界上只有德国人可与之媲美。而这两个国家恰恰是世界一流的强国，其产品质量的信誉在世界上也是数一数二的。
日本学者研究郑和下西洋那条大船上究竟用了多少铆钉；一位专门研究李大钊的日本女学者能把李大钊在日本时住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饭馆吃饭，到哪里散步等等说得一清二楚，这让中国研究李大钊的专家们瞠目结舌；还有日本学者专门研究唐朝皇帝死后，太子守灵的礼仪，这个问题如果让中国的学者来解释不知是否有人说得清楚。日本学者的论文与中国学者的论文反差很大，我们讲究篇章布局，讲究观点的提炼和总的结论性评价；而日本人重视细节，重视资料，写得极为细致。中国人读了日本人的论文感觉过于繁琐，日本人看了中国人的论文则感觉大而空，不扎实。
日本人之所以认真，恐怕与它小有关，家小业小，土地少资源少，事事必须精打细算；也可能与日本的对外扩张有关，你一个小国去打人家大国，总得精心准备吧。也可能与日本的私有制有关，什么都是自己的，不认真自己吃亏。
认真作风与生活的所有内容都有关系。认真的民族肯定是一个敬业的民族，认真的好处不仅能够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办事的准确无误，更有助于在国民中树立科学精神，日本人能把西洋的科技学到手，进而后来居上，肯定与认真有关。因为科学是精细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
3．创造性摹仿
一个人或者一个民族，要进步就不可能不摹仿，但摹仿的水平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国一直是世界一流的先进国家，中国人也一直习惯于以老大自居。直到鸦片战争爆发，国门被英国的舰炮轰开，中国人才发现自己已经样样落后了。于是，清廷的有识之士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宗旨下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是，由于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禁锢了中国人的想象力、主动性和创造性，加上体制方面的大锅饭等原因养成的惰性，我们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往往只摹仿不创新，落后了再引进。
日本人的摹仿，与中国人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们跟着英国人学习造船的技术，最终达到甚至超过了老师，建起世界一流的“联合舰队”；他们向德国人学习照相机的制造技术，最终成为世界第一照相机强国；他们跟着西方学习汽车的制造技术，最终使日本汽车大举占领西方市场；他们向中国人学习陶瓷、造纸、染料、豆腐和景泰蓝等传统产品的制作技术，最终把我们甩在了后面。
可见，日本人的摹仿与我们不同，这可以叫作创造性摹仿或超越性摹仿。何以日本人能够实现摹仿的超越效果呢?首要的原因是日本人认真、较真，对引进的和学来的东西仔细揣摸，把它吃透，这样超越和创新就有了基础；第二个原因是日本人对于强者的态度，你的技术厉害，我佩服，我学习，我引进，但最终我要超过你。这表明了日本人对于强者的不服输的精神。
4．有危机意识
危机意识可以视为日本岛国心态的一部分。日本人因为自己的国家面积太小，资源贫乏，所以形成了特别强的危机意识，稍有风吹草动，就大呼小叫，如临大敌。在中国人看来，简直神经过敏，小题大作。但实际上危机意识并不是一件坏事。它使日本人总是处在一种如履薄冰、小心翼翼的状态，这样就容易把事情做得好，而不致犯大的错误。相形之下，中国人的盲目乐观和麻木不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
第三个问题：从中国方面来看，日本为什么侵略中国?
先从客观上看，日本为什么将对外扩张目标指向中国?
日本对外扩张的方向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和远东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中国、朝鲜与日本隔海相望，距离很近，同时因与欧美相距遥远，故尚未完全被欧美列强所控制。这几个因素都有利于日本。日本可以将军事力量全部集中于远东，全力展开对亚洲大陆尤其是中国的争夺。
这是中国遭受日本侵略的客观因素。如果一言以蔽之，就是我们距恶魔太近。
但是，这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我们遭受日本侵略的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自身。
从中国的主观因素上看，有以下原因：
首先，由于中国国力衰弱，使日本侵略者认为中国不堪一击
中国综合国力落后，表现在各个方面，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人民愚昧而不觉醒。从军事方面看，中国军队在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中所暴露的落后，实际上经历过明清两代长期的量的积累，最终形成了质的落差；并且，这种落后不是某一个方面的，而是全面的、综合性的，表现在武器装备，军事训练，战略战术，组织指挥能力，官兵的军事修养、文化视野与自信心等各个方面。
日本军阀是最看重实力的，甚至是迷信武力的，日本在中日实力对比上的显著优势极大地助长了他们的侵略野心，也使其全面侵华战争具备的切实的可行性。有的日本军阀甚至吹嘘：日本只要派出3艘巡洋舰、1个师团，用1个星期就可以灭掉中国。其气焰之嚣张可见一斑。
其次，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使日本军阀觉得中国软弱可欺
日本在实力上的优势使日本具备了侵华的物质条件，而中国人在民族性格上的弱点更使日本军阀感觉中国软弱可欺。
崇尚以德服人的中华民族待人以和为贵，遇事处中庸之道，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中国人平和善良，容忍克制，消极懦弱，重文轻武，性格内向。
那么这种民族性格因何而来呢?
首先来源于中国几千年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因为经济基础是所有社会生活和文化观念的决定因素。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安土重迁，崇尚和平。小农经济模式，需要土地的主人守护着自己的土地，而不是到处游移扩张。“男耕女织”，“牛郎织女”，“三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这便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典型的生活图景。
小农经济的守土性决定了中国军事的防御性。中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设施从体系上说完全是防御性的。万里长城是中国防御文化的军事产物，这个雄伟的军事设施所体现的不是进攻的野心，而是和平的意愿。虽然中国不乏闻名于世的军事家和勇武善战的将军，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自卫战争中涌现的。中国武术囊括十八般武艺，精彩绝伦，十分了得，但其主旨也不是进攻而是防身。欧美骑士、日本武士莫不以征战为荣，以征战为乐，就怕战争不大，惟恐征程不远。他们描写战争的文学作品，充满了对战争的讴歌和对勇武的赞颂。而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基本上说的都是征战之苦，而不是征战之乐。打开唐诗宋词，这类作品比比皆是。比如岑参的一首七律是这样写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难着。瀚海阑干千尺冰，愁云惨淡万里凝。这种作品所反映的是中国人一种普遍的心态：这个仗不得不打，但实在是太苦了!苦到什么程度呢?将军冻得拉不住弓，都护冻得睡不着觉，放眼望去一片冰天雪地，一片愁云惨淡，这个仗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啊!
中国人崇尚和平有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基础，中国人的和平意识几乎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之中的。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描写战争的诗词何以总是那样愁怅凄苦，而没有一点冲天豪气，由此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尤其是汉人王朝，从未产生过对弱小日本的侵略欲望。
安土重迁、崇尚和平本非坏事，但事情总有它的反面：安土重迁难免不思进取，崇尚和平难免重文轻武，久而久之，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少了血性和胆量，多了安逸和保守，文官谙于世故，武将怯于疆场。鲁迅说：“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这句话真是一针见血。
封建的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是铸造中国人民族性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众所周知，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制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和高压性的，懦弱顺从、缺乏血性就成了这种体制下的臣民们的必然性格。因为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体系是极为庞大的、专横的、高压性的，个人与之相比，太渺小，太卑微，太软弱了。这种极大与极小、极强与极弱的对比使中国人从民族性格上派生出一系列的特点：轻则缺乏主见，缺乏自信和独立人格，追随大流，胆小怯懦，畏惧强权，忍气吞声，逆来顺受；重则软弱可欺，甘于压迫，奴性十足。在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下，只允许皇帝和官员出头，不允许平民百姓出头，所以中国古往今来告诫人们不要出头的谚语多得很。当年伪军投敌，基层官兵多数是随大流，挺身反抗的人极少。南京大屠杀时，十几个日本兵看管上千俘虏。实际上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有人带个头，大家就是用脚踩也把日本人踩成肉酱了，但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带这个头。抗日战争期间，在广大的沦陷区，一个班或者一个排的日本兵统治一个县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卑微懦弱的民族性格使中国人和日本人在对待强者的态度上大相径庭。对于强者，日本人一是钦佩，二是学习，三是征服，怀着敬佩的心情把你打倒。如对待张自忠，虽然尊其为“现代关公”，但想方设法加以打击，直至将其打死。对待美国也是如此，你再强大也不怕，照样开战。中国人对待强者，一是敬佩，二是畏惧，三是躲避。敬畏，即敬而畏之，畏而避之，避不开就畏而服之，不是敬而学之。
当然，中国人当中并非没有顶天立地、叱咤风云的人物，但它并不标志中华民族的整体风格。大家可以想象，如果像谭嗣同、秋瑾、邹容、陈天华，像彭德怀、吉鸿昌、张自忠、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那样的人多了，日本再强大也不敢于发动一场旨在灭亡中国的全面战争。
第三，中国的内乱和内耗给日本侵略者以可乘之机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模式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的封闭性，也决定了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内向性，所有的需求和因需求而产生的矛盾摩擦，都是从内部解决而不是通过侵略扩张寻求解决途径。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封建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对外讲和平、对内讲斗争的国家，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相当激烈。
地域广袤但四周封闭的地理特点也从自然环境方面强化了这一状况。
中国的东面是大海，西面是阿尔泰山、天山，西南面是喜马拉雅山，南面是十万大山和大海，北面是荒漠和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这种地理环境的特点是大而封闭。地大而物博，予取予求，应有尽有，无需向他国索取和掠夺；封闭则是指中国的四周不是高山即是大海，严重阻隔着中国与邻国的交往。这种大而封闭的独特的地理因素，强化了因小农经济而造成的中国民族性格和矛盾斗争的内向性。
国民党内部的激烈的派系斗争，不仅给外敌以可乘之机，而且直接促使一部分民族败类投入日本侵略者怀抱，在日本人的卵翼下残害自己的同胞。汪精卫也好，大大小小的伪军头目也好，有许多人投敌叛国的直接起因正是内部矛盾。
日本教科书事件的在华日企
编撰会从倾向于右翼的大企业得到充足的资金，朝日啤酒、三菱重工、日野汽车、五十铃汽车、住友生命、味之素、东京三菱银行、清水建设、中外制药、大成建设等众多日本大企业支持编撰会。朝日啤酒名誉顾问中条高德在编撰会会报《史》上公开声称：“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家，没有当政的资格。”而与此同时，反对歪曲历史的阵营则弱化，以安倍晋三、中川昭一为首的教科书议联加强了对教科书、报道机关和出版物加强歪曲历史的压力，编撰会以外的历史教科书中关于侵略、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记述被删除；在英语教科书等历史教科书以外的教材中，因为歪曲历史团体的压力，侵略记述也被删除。日本最大的报纸《读卖新闻》和《产经新闻》也在教科书问题上煽风点火，经常向不了解历史的国民单纯灌输“不能屈服于外国压力的”口号，发动反华和反朝和日本才是受害者的宣传活动。1982年，出现了教科书事件后，日本政府曾在教科书审定标准中加入了“在处理于近邻的亚洲各国之间的近代史的历史事件时，基于国际理解与国际协调的见地，有必要加以照顾”。编撰会及其支持势力正在强烈要求废除这一条款。实际上，无论是否废除，日本政府并没有真正按照近邻条款来做，也没有关照受害国人民的感情。
日本教科书事件新闻
据新华网报道 日本政府审定通过新版教科书的消息成为中国各大媒体4月6日重要版面的新闻，中国民间掀起了一股激烈的声讨浪潮。
日本文部科学省4月5日下午公布了日本8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公民等教科书的审定结果，这批经过修改但仍然否认或者淡化日本侵略历史的新版教科书被确认合格。
在日本新版教科书中，日本发动“9·18”事变是由于“中国排日运动激烈”；卢沟桥事件是由于“中国方面对日持续射击，进入战争状态”，“发展为以后8年间的日中战争”；日本侵略者的屠杀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在战争中没有任何杀害和虐待非武装人员的事情，日本也不例外”，甚至南京大屠杀“在资料上也出现了疑点，有各种各样的见解，现在仍在争论”。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今年73岁的老人佘子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想掩盖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这是我们绝对不能容忍的，我当年亲眼所见的日本残酷杀害中国人的史实，不是谁想否认就能否认的。”
一位在著名日资企业工作、不愿透露姓名的中方雇员说，平时与日本同事交流历史问题的时候，对方表现得很淡漠，对日本侵略史不甚了解。“这就是由于他们上学的时候没有接受足够的历史教育。现在还要再改教科书，以后会是什么样呢？”
《新京报》6日发表社评说：“现在日本愿意选择右翼编造的教科书的学校还是少数，这也表明日本的多数人还没有认同这种精神堕落。但是，日本右翼的‘教科书’，却可能是编造日本民族精神枷锁的开始。”
与媒体、网络和民间抗议者的激烈言论相比，大学校园的情况尚属平静。“到目前为止学生还是比较理性，尽量保持了克制。但我们的确需要一种合理的途径来发泄受到伤害的情绪，”北京大学学生会主席廖望说。
在4月5日下午的记者招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表示希望民众能够“理性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他同时强调：“中国民众以某些方式表达不满情绪，并不是针对日本人民，而是针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没有采取正确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