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门之变

蛤御门上弹痕的相片

“禁门之变”、“蛤御门之变”的名称缘于激战地在京都御所（从镰仓时代中期到明治时代初期日本天皇所居住的宫殿被称为京都御所）的宫殿门口附近。禁门指皇宫之门。蛤御门是京都御苑的西侧禁门之一。蛤御门在禁门之变时是会津潘、桑名藩、萨摩藩联军的防卫据点，其门梁上至今仍有着长州藩军队进攻时的留下来的弹痕。

长州藩持激进的尊皇攘夷论，曾一度主导京都政局。1863年（文久3年），会津藩、萨摩藩等势力主导了八月十八日政变，长州藩在京都的驻防权力被解除，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被逐出京都，丧失了政治上的主导权。同时，在京都和大阪潜伏的数名长州藩尊皇攘夷派，以恢复长州藩势力为目指继续行动。

虽然因为八月十八日政变，不惜对外战争的激进攘夷路线被否定，但日本朝廷仍然继续攘夷的政策。1864年（元治元年），朝廷、幕府双方一致同意横浜港的锁港方针。但由于幕府内部的对立，锁港并没有被执行。3月，要求执行锁港的水户藩尊皇攘夷派发动天狗党之乱。在这种情势下，日本各地的尊皇攘夷派中期望长州藩复返京都政局的呼声高涨。

在长州藩内部，随着事态的发展，也开始讨论率军开进京都的激进策略的可行性。主张积激进策略的有来岛又兵卫、真木保臣等，木户孝允、高杉晋作、久坂玄瑞等人主张以更慎重的方式开展斗争。6月5日，池田屋事件爆发，多名长州藩士被新选组杀害。慎重派的周布政之助、久坂玄瑞、高杉晋作、宍户真澄等虽然力图使因愤怒而沸腾的藩内舆论降温，但以福原元僴、益田亲施、国司亲相三家老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向天皇陈诉藩主的冤罪”为名，决定起兵。久坂玄瑞在无法控制过热的藩内舆论下，不得已参与举兵。益田亲施、久坂玄瑞等人在山崎天王山、宝山，国司亲相、来岛又兵卫等人在嵯峨天龙寺，福原元僴在伏见长州屋敷集兵、布阵、扎营。

得知长州藩不穏的动向后，朝廷内部根据对长州藩势力的驱逐态度的不同，形成强硬派和绥靖派。7月18日夜间，属于绥靖派的栖川宫帜仁亲王、有栖川宫炽仁亲王、中山忠能等紧急参谒天皇，请求准许长州藩势力入京，并驱逐会津藩主、京都守护职松平容保。属于强硬派的禁里御守卫总督德川庆喜则坚持主张击退长州藩军队。向来支持会津藩的孝明天皇最终决定对长州藩持强硬态度，下令征讨长州藩。

7月19日，在京都蛤御门（今京都市上京区）附近，长州藩军队与会津藩、桑名藩军队发生冲突，由此点燃战火。长州藩军队一度突破由筑前藩军队把守的中立卖门，攻入京都御所内，但当把守乾门的萨摩藩军队作为援军赶至后，形势发生逆转，长州藩军队败走。在御所内，来岛又兵卫、久坂玄瑞、入江九一、寺岛忠三郎等人自尽。

决定撤退后，逃脱的长州藩军队在长州藩屋敷纵火，会津藩军队也攻击有隐藏长州藩士的中立卖御门附近的民宅。战斗虽然在一日之内结束，但战火从以上两处，蔓延至京都的大街小巷，燃烧至7月21日早晨方被扑灭。北起一条通，南至七条的东本愿寺的广大范围内的街区、神社、佛寺等被焚成灰烬。

8月24日，幕府策动天皇下诏，发动第一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英、美、法、荷四国联合舰队也于9月5日再次进攻下关，长州藩在内外夹攻下失败，对幕府屈服。这成为幕府第一次征伐长州的导火线。

禁门之变的战斗中，大炮被投入使用，京都市区的战火烧毁了约3万户民宅。长州藩军队战败，尊皇攘夷派的真木保臣等激进领袖牺牲大半，长州藩的势力大大受损。另一面，担任长州讨伐主力的德川庆喜、会津藩、桑名藩成为后来京都政局的主导者。

禁门之变后，长州藩主毛利敬亲及其养子毛利元德授予国司亲相的军令状被发现，长州藩被指为“朝敌”。长州藩士兵的鞋底则加上了“萨贼会奸（指萨摩藩和会津藩为奸贼）”的字样，行走时则好像把仇敌踏在脚下。长州藩与萨摩藩、会津藩的仇恨甚至遗留到了后世。

不久，幕府组织了第一次长州征伐。1866年（庆应2年），经过土佐藩海援队领袖坂本龙马牵线搭桥，长州藩与萨摩藩结成萨长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