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馆，位于上海思南路73号，是一幢建于19世纪二十年代初的西班牙式花园楼房，共有一底三层。在思南路其它各色洋房中，其他建筑都是三层，只有周公馆是四层。
毗邻的思南路71号建筑是纪念馆的业务办公用房。73号、71号两幢楼房全部占地面积2345平方米，建筑面积1049平方米。
全景图
周公馆的外墙上镶嵌着光滑的鹅卵石，夏天整幢楼房掩映在浓绿的爬山虎的叶丛中。楼房的南面，有一个占地一亩多的花园，花园的中间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草坪的中央耸立着一棵与楼房一般高的百年大雪松，三面环绕着女桢、腊梅、黄杨、冬青、玉兰、海棠、茶花等树木花卉，还有一个小的喷水池，环境幽静，当年周恩来曾在花园里会见客人。一楼朝南的一间面积约四十平方米是会客室，墙上挂着召开记者招待会使用的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形势图，当年周恩来多次在这里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朝东的一间面积约14平方米，这是周恩来的工作室兼卧室。室内陈设非常简单，床上被子是办事处成立时发的，办公桌上是周恩来为上海各界人士于1946年10月4日为举行李公朴、闻一多公祭时，在追悼大会上亲笔写的悼词和他阅读的一些书刊。周恩来经常在这里工作到深夜。中间的一间是饭厅，面积约20平方米，这是办事处工作人员吃饭的地方，周恩来、董必武在这里与大家一起用餐。
二楼整层楼面，是办事处外事人员的工作室兼卧室。陈列着收音机、英文打字机、油印机和编辑出版的《新华周刊》等物品。
三楼正中一间面积约40平方米，是办事处集体宿舍。朝北的一间面积约12平方米，是董必武的工作室兼卧室。
另外，底层还有传达室、汽车间。汽车间里停放着周恩来使用过的“别克”轿车（今为复制件）。
1959年5月26日，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被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2月，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经中共中央批准筹建。
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筹建初，属上海博物馆领导。1985年3月，改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一个部门，对外仍相对独立。1988年5月，根据市文化局党委指示，纪念馆除党的关系仍属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领导外，行政、业务等工作完全独立，成为一个独立建制的单位。1988年10月，纪念馆改属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领导。
1994年，思南路73号旧址毗邻的71号内8户居民迁出后，成为纪念馆的业务办公用房。
1998年4月，根据上海市文管委的指示，纪念馆取消独立建制，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合并，划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领导，原纪念馆机构撤消，成为“一大”纪念馆的一个部门。纪念馆的文物藏品、资料和照片等归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保管部统一管理；有关人员也调入“一大”纪念馆统一安排使用。纪念馆对外仍相对独立，主要承担旧址保护和开放接待工作。
周公馆展厅面积约50平方米，共展出照片70余张，概括反映了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周恩来、董必武等在上海领导“办事处”积极宣传中共坚持和平、民主、坚持政协决议，广泛开展爱国主义统一战线的斗争史迹。内容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介绍办事处设立的历史背景。陈列有周恩来致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函；有宋子文给上海市市长吴国桢的密电；内容是阻挠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和监视办事处而设立的特务监视点外景照等。
第二部分主要是介绍周恩来在沪领导办事处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形式，揭露美蒋勾结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宣传中共和平、民主的主张，扩大中共在国统区的影响。陈列有周恩来出席中外记者招待会；周恩来在上海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演说等珍贵历史照片。
第三部分主要介绍周恩来在沪开展统战工作的情况。陈列有周恩来与宋庆龄在一起晤谈；有邓颖超等与外国朋友在一起合影；有周恩来等与著名民主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马叙伦、盛丕华、许广平、黄炎培等人的活动照片。
第四部分主要陈列周恩来、董必武和国民党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黄河堵口及救济物资方面的谈判斗争的有关历史照片。
第五部分主要介绍办事处的撤离。陈列有刊载国民党当局逼迫中共人员撤离南京、上海、重庆的报刊文照；有办事处最后一批成员，董必武、华岗、潘梓年、钱之光等撤离时的合影等。
上海周公馆图集
周公馆确切的建筑时间已不知，一般认为，建于1912至1936年之间，砖木结构，为法式（也有说是西班牙式）花园住宅，原为法国在华商人所有。1946年5月，根据“双十”协定，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南京，与国民党进行谈判。6月，代表团决定在沪设立办事处，为此租下该幢房屋，但国民党当局不允许挂“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牌子。6月18日，从南京来沪的董必武果断决定：“不让设办事处，就称‘周公馆’。”至今，门口挂的中英文门牌写着“周公馆，ResidenceofGeneral——ChouEnlai”。
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返回延安，董必武全权负责“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的全部工作。
1946年11月30日，中共代表团上海联络处和《新华日报》上海办事处联合在周公馆设宴庆祝朱德六旬寿辰。应邀赴宴的有：章伯钧、史良、柳亚子、王绍鏊等。[1]
1947年3月1日，国民党当局封锁周公馆，董必武冷静地主持了最后一次党支部大会，布置好各项任务后才撤离。1947年3月5日，中共驻沪人员被迫离开上海前往南京，3月7日，在董必武率领下同驻南京人员一起返回延安。[2]3月19日，沈钧儒代表民盟前往上海周公馆，与国民党当局办理代管中共代表团房产手续。10月25日，民盟代管的上海周公馆等处均由警官查视。10月30日，上海警察局派员接受民盟代管的中共在沪房产。[1]
1981年6月5日，邓颖超等中共中央领导来旧址参观踏勘，根据邓颖超的回忆，将原址原在三楼东间的周恩来办公室兼卧室，移置到一楼东间。
1982年3月5日，纪念馆实行内部开放。1986年9月1日起，正式对外开放。
2011年6月24日上午，民盟上海市委在上海周公馆举行“中国民主同盟（上海）传统教育基地”挂牌仪式。[3]
轶事典故名称由来
抗战胜利后，国共谈判随即展开。1946年，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托，率领代表团由重庆至南京进行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中共中央决定，代表团在南京设立办事处的同时，也在上海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致函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宋子文，要求“在南京拨予房屋两幢，在上海拨予房屋一幢”，以便“筹备办事处”。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大量敌伪房产，拨予房产一事其实并不难办，国民党表面假惺惺地说：“所需房屋，请先自物色，后觅定后，如系敌产，尚未指定用途，可由院饬上海苏浙皖敌伪产业处理局拨租。”然而，实际上却一拖再拖，直至周恩来到南京的前几天，才匆匆拨了梅园新村30号作为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而上海的房屋则始终没有下落。
其实，周恩来对此并未抱太大希望，在与国民党交涉前就已经派人到上海办理房屋租借。根据周恩来的指示，1946年3、4月间先期到上海的乔冠华、龚澎，通过关系用6根金条租下了马斯南路107号（今思南路73号）的房屋。然而，国民党当局却以谈判地点不在上海为借口，不让中共代表团在沪设立办事处。6月18日，董必武由南京到上海，在了解了这一情况后，说：“不让设立办事处，就称周公馆。”四天以后，即6月22日，马斯南路107号的门牌旁边就挂上了“周公馆”的户名牌，下有一行英文“GEN.CHOUEN—LAI’SRESIDENCE”。[2]
宾客盈门
周公馆外
在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往返奔波于京沪两地，与上海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文教、工商界爱国人士，及国民党上层进步人士广泛接触。每逢周恩来抵沪，周公馆便宾客盈门，高朋满座。宋庆龄曾亲临周公馆访问，张澜、沈钧儒、马叙伦、马寅初、谭平山、柳亚子、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章乃器、陶行知、周建人、梁漱溟、许广平、沙千里、史良、包达三等爱国民主人士，也经常或有时在周公馆里看到。周恩来也很重视文化界的工作。许多作家、艺术家和电影戏剧演员也经常应邀来座谈，其中有田汉、阳翰笙、胡风、夏衍、于伶、黄佐临、刘厚生等，还有电影明星白杨、秦怡、张瑞芳、丹尼等。
此外，加拿大和平人士文幼章是周公馆的老朋友。他在周公馆里，他像在家里一样，和周恩来谈论形势，和家康等人谈论事务，还帮助年轻同志润饰英文稿。美国女记者、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前往延安之前，周恩来也曾在上海周公馆里会见她。[4]
办招待会
周公馆一楼大客厅举办过中外记者招待会，但因到会的记者经常太多，大客厅里坐不下，还有许多人要坐到一楼平常用来吃饭的廊厅里。因此周恩来总是站在大客厅通廊厅的门中间，一半身子在客厅，一半身子在廊厅。大门敞着，以便让尽量多的记者来参加。[4]1946年7月17日召开的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的100多人把一间不大的客厅挤得水泄不通，许多晚到的记者不得不在门窗外、阳台上站着听讲。
开放时间
09:00~16:30。
交通公交17、24、36、41、42、96、104、128、146、575、780、781、786、835、864、869、933、911、920、932、945路等。
附近景点“周公馆”附近的名人故居：孙中山故居——香山路7号、张学良公馆——皋兰路1号、梅兰芳旧居——思南路87号、柳亚子旧居——复兴中路517号、刘海粟故居——复兴中路5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