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事变的事件过程
1936年12月12日，西安行动得手后，张学良总部急电兰州，告知扣蒋成功，命令五十一军立即解除兰州绥靖公署、中央军各部及省会政军首脑，切断兰州与国民党中央的联系。 1936年12月4时，在兰州水北门一带驻防的东北军首先向黄河北岸来城里的中央军某连开了火。在城内的东北军第一一三师及特务营先后包围了朱绍良的办公地---西北绥靖公署、公安局、军总督警察处、中央军第二十四师留守处等机关。 为防止意外情况发生，在统一行动开始前，先扣押军统特务分子、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而后，为团结和中立地方势力，周从政电话告知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假称兰州与外电讯联系中断，为防不测，五十一军将在当晚派部队通夜巡逻，请新一军各部岗哨退避，以免误会而冲突。晚上8时，五十一军军部，就是今天的省政府后院里，大开宴席，绥靖公署首脑及各处处长，因朱绍良到西安开会未归，绥靖官员由参谋长章亮琛率领赴会，正当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冲出一列全负武装的士兵将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参谋长张亮深等高级官员全部扣押。与此同时，城内枪声四起，以一一三师为主力的各部在师参谋长窦光殿的指挥下分头直扑预定目标。在激烈的交锋后，绥靖公署被东北占领，击毙了绥署监印官、副官、卫士队长等数十人；解方率队冲入朱绍良的办公室，缴获电台及许多重要文件。对甘肃军警督察处、省会公安局及各分局、中央军第八师留守处、二十四师留守处、交通兵二团、监察使公署等到处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未遇激烈抵抗。但东教场和飞机场战斗较为激烈，冲突中中央军徐、蔡二团长被除数打死，东北军也有数十人伤亡。 在军事行动的同时，五十一军派出部队分头占领了电报局、邮政局、中央银行、农民银行、无线电台、民国日报社等要害部门，予以监视和戒备。至13日凌晨，城内枪声逐渐停止，军事行动顺利完成。在行动中扣留了绥靖公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燕翼、总参议张春浦、交通处长李蕴华、军官处长何晓宣、副官长拜伟、军警督察处长兼新一军参谋长张性白、甘肃国民军训会主任、特务头子胡维藩及省会主任公安局长史铭等一干人员。事变中，西北绥靖公署卫士队长高凤梧、军需处长王式辉、参谋杨陟岗、监印官柳长庚、副官蒋青、特务长周元等人被打死，俘虏一千二百多人，中央军系统在兰州部队及特务武装全部缴械，仅在绥靖公署就缴获手枪七百余支，步枪数百支。兰州国民党报刊被勒令停刊，绥靖主任朱绍良则在西安被张学良扣留。军事行动结束后，五十一军立即通电全国，响应张、杨“八项主张”，并以省政府主席于学忠的名义在市内张贴布告，解释原委，安定民心。13日上午，枪声刚刚停止，省政府即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周从政宣读了张、杨通电，介绍了西安情况；刘忠干介绍了兰州行动经过。与会者虽感震惊，但对张、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举动表示了一定程度的理解。13日15时，周从政以省政府名义召集中央在兰单位负责人开会，中央银行、农民银行、邮政局、电报局、无线电台、盐务局等机关负责人到会。会议要求安定秩序，各单位收入暂时封存，不准向中央报解。与会者表示愿按照省政府要求去办。14日上午，省政府又邀请地方绅士、社会名流水梓、裴建准、杨思、邓春膏、王延翰等到二十余人及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办事处处长进行座谈，多数人表示赞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事变发生和第4天，于学忠乘张学良座机返回兰州，进一步稳定了兰州形势。此后，于学忠频繁往返于西安、兰州之间，一面参与西安事宜，一面处理兰州工作。1936年12月25日，五十一军忽接西安总部电报，称蒋介石已全部答应张、杨条件，已由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第二天，飞机从西安送来张学良亲笔信的影印件，要求东北军各部队服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团结一致、共济艰危”。张学良将军不顾个人安危，亲送蒋介石返南京的行动，引起五十一军和兰州各界人士的震动和担忧，以为这是一件“奇事”，一致盼望能够出现“内战中止，一致抗日”的新局面。1936年12月26日，由周从政出面召集省府会议，报告蒋介石已答应张、杨条件，“兵谏”目的已达。鉴于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会议决定释放被扣人员（惟史铭暂不恢复职务），发还收集的武器装备，中央驻兰各单位恢复常态。至此“兰州事变”结束。1937年2月，蒋介石以处理东北军善后为名，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到南京开会，逼迫东北军主力分置各地。于学忠被免去甘肃省主席的职务，调任江苏淮阴绥靖公署主任，五十一军即于3月间陆续东调离开甘肃。
兰州事变的相关人物
刘忠干（1896~1989），字孝同，清光绪丙申二十二年(1896)1月1日，出生于潍县城里郭宅街，被称为“大中丞”的名门望族，是清道光年间闽浙总督刘鸿翱的后裔。刘忠干早年目睹清朝政治腐败，列强横行，侵略蹂躏欺凌国人的罪恶行径，怀着强烈的爱国忧民炽情，毅然投笔从戎。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在河北北苑边防军一师历任排、连、营、团、旅长。1926年任驻河北东北军十六军少将参谋长。1933年任东北军陆军第五十一军中将参谋长。1935年奉调西进，驻陕、甘一带，军长于学忠被蒋介石任命为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后，总部设在西安，时隔不久，于学忠又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刘忠干则常驻兰州边区总部，以厉行其职务。。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经反复商讨，与中共中央秘密接触，决定枪口对外，以“兵谏”方式，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于12月12日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在临潼县华清池扣留了蒋介石。当时，刘忠干雷厉风行地执行了张学良与军长于学忠的命令，率五十一军在兰州配合行动，组织、指挥了支持“西安事变”的“兰州兵变”。1936年12月上旬，蒋介石飞抵西安，暂住在临潼。当时他认为东北军（张学良系）、十七路军（杨虎城系）剿共不力，准备在西安召集一次军事会议，叫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甘肃省政府主席兼陕甘边区总司令、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等前往参加。于学忠奉召临行前，安排陕甘总部参谋长刘忠干代行一切职务，处理各项事务，主持军政工作。这时，兰州驻有兰州绥署、兰州中央军、东北军、新一军邓宝珊部队和鲁大昌部等多个不同派系的军队。1936年12月12日凌晨，刘忠干接到张学良、于学忠密电，内中透露了“西安事变”的经过，电令驻定西的一一四师牟中珩部、驻河口的一一八师周光烈部，即回兰州，在当天发动包围朱绍良绥署及其卫队，将在兰州的中央军所有武装俱行缴械，并控制兰州的飞机场、电台、报社、银行等处，以巩固兰州的防务。刘忠干读了电报后，不禁热血沸腾，兴奋万分，他毫不犹豫地决定立即执行命令，配合行动。于是首先召集军部、总部在兰州的主要军职人员传达了密电内容，作了周密的部署，因各师师长也被召赴西安参加蒋介石召集的军事会议，不在兰州，他一面召集各师参谋长、部分团长及边区总部各处处长开会，一面找到甘肃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周达夫，笑着对周说：“西安发生事变了！”，并拿出张学良、于学忠的电报给周看过，告诉说：“那边都到齐了，等你去和大家共同研究做出决定。”刘忠干在会上宣读了张学良、于学忠的来电，又说：“现在时间紧迫，大家发表意见，越快越好。”一阵议论之后，都表示遵照电令执行，当场就制定了行动方案：一、切断朱绍良绥署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及所属各部队的联系；二、一一八师以部分兵力解决绥署特务营，另一部分解决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三、一一三师以足够兵力解除蒋介石嫡系部队、驻东校场的胡宗南部蔡、徐两个团的武装，要尽量减少伤亡；四、一一八师以适当兵力，在城关内外巡逻，维持秩序，保卫全城治安；五、对兰州军统头目、警察局长史铭加以看管，对电台、电报局等机要要害部门，密切监视；六、将绥署高级职员暂集一处，限制自由，保证安全，并与邓宝珊取得联系，将其军部守卫撤到大门内，避免误会。会议决定当日晚七时一致行动并随时向边区总部报告情况。晚上，刘忠干等人在总部坐镇指挥，七时，各部队开始行动，两小时后，已解决胡宗南部蔡、徐两团大部分兵力，只有少数仍在负隅顽抗，绥署特务营与军统有关的部分武装警察已全部缴械，绥署参谋长章亮琛、秘书长翁蒸翼、副官处长杨伟、军法处长何晓宣等被集中到下水巷食宿，到晚十二时，胡部蔡、徐两团长被击毙，其部队武装全部被缴械，各要害部门已派专人看守，城关内外秩序安定，所缴枪械、弹药及其他军用品均妥为保存。翌日，总部得知围剿中央军过程中，双方都有伤亡。共有20多人受伤，10多人死亡。绥署军需处处长王式辉也被打死。于是，五十一军官兵向全国发出拥护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通电，通电及时刊登在了天津《大公报》上。13日上午，举行省府委员紧急会议，由周达夫主持，邓宝珊、张维、喇世俊、陈端、田烱锦、许显时等人出席，特邀边区总部参谋长刘忠干、省教育会长、省商务会长、甘肃日报社长及省直属机关负责人参加。会上，刘忠干介绍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张、杨通电，五十一军奉命对胡宗南部及其他部队执行缴械的情况。当时，在兰州的中央军及其他军队，态度暧昧，有的还在剑拔弩张，跃跃欲试。若稍有疏忽，处理失当，就会爆发“阋墙”（窝里斗）之祸。危急时刻，于学忠也乘飞机赶回兰州，部署兵力。他委任周光烈为兰州警备司令，负责城防、治安并妥善保护绥署与中央军眷属，昼夜巡查，以防奸徒造谣生事。命令一一三师在五灵山一带构筑工事，又调一一八师开赴定西，据险布兵，防备中央军袭击，以加强兰州防务。当日下午，还邀请了在兰州的中央机关、中央银行分行、农民银行分行、邮政、盐务、烟酒、印花等管理局负责人及无线电台台长，向他们通报了情况。要求在兰州的一切机关，在大局未定之前，所有收入不向中央报解，一律暂存中央银行甘肃省分行。。14日上午九时，于学忠、刘忠干、周达夫等再次邀请了地方各界知名人士杨思、水梓、裴建准、范禹勤、王廷翰等20多人，另有马步芳、马步青、鲁大昌、杨子恒等部驻兰州的办事处处长等，再向他们通报了西安事变的经过和目的，以及蒋介石与随从的中央各军政要人陈诚、朱绍良、蒋百里、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等17人被留在西安的情况。下午，教育厅厅长田烱锦召集各大中学教职员代表100多人，报告了有关情况，得到了代表们的热烈支持，随后成立了抗日救亡联合会“西安事变”引发了南京政府和国内时局的瞬息变化，也直接影响着兰州局势时紧时缓。1936年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驻金家巷张学良公馆，随即分别与张、杨会谈。对西安事变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因为它符合全国人民的意愿，表示坚决支持。对事变发展前途，周恩来作出了精辟分析，提出了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天津大公报特派记者范长江飞至兰州，作了跟踪专题报道，将西安事变的缘由、经过、结局，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全国人民。随后，张学良在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前夕，曾留给于学忠一手谕说：“我走后，所有东北军一切由你于学忠全权代理”。在这段日子里，刘忠干在甘肃兰州，为贯彻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释放在长征途中被俘后关押在兰州集中营的红军战士和在押的政治犯，保存被派到东北军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力量，作了不少工作。1936年春，五十一军被蒋介石东调江苏淮阴一带驻扎，刘忠干被任命为该军中将副军长，从此离开了兰州。七七事变后的1937年12月，刘忠干在苏北直接参与决策和指挥了淮河对日阻击战，1938年3月，随于学忠率五十一军参加了台儿庄会战，在外围与日寇交锋，血战五日，消灭日寇三、四千人。在4月6日的台儿庄战役大捷后的徐州会战中，刘忠干在作战中因摔伤腿部，经许昌转赴重庆治疗，离开五十一军。再后，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1945年8月15日后，时任十一战区长官公署中将参议的刘忠干陪同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到北平接受日军投降，接管日军枪械弹药。1947年，刘忠干在退役后任河北省第三粮库主任时，曾接受我党地下工作支派，坚守岗位，暗中保护了他所经管的巨额粮食不受损失。北平和平解放后，曾任华北区行政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工作员，北京市第二届政协委员、市文史馆馆员、北京市政府参事。1989年12月在京病逝，享年93岁。
兰州事变的事件影响
兰州事变为双十二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和影响。兰州事变的的发动，增强了张、杨将军的军事实力和政治谈判地位，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它不仅壮大了双十二事变的声势，使甘肃各阶层爱国民众受到了救亡图存的强烈震撼，也在一定程度上使甘肃人民了解了党的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从而对后来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在甘肃的蓬勃兴起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兰州事变的介绍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就在西安爆发事变的同一天，距西安千里之外的兰州，东北军将领奉张学良之命在兰州发动了“兰州事变”。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在陕西临潼扣押蒋介石，当晚七时张学良派飞机送手令来兰州，在省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务的周从政，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孝同等主持下，向驻兰州胡宗南部队及驻甘绥靖公署朱绍良部队发动进攻。朱部除拱星墩炮兵营外，其余仅有小抵抗，短时间内即解除其武装，打死打伤七十余人，俘虏一千二百余人，并扣押甘肃省会警察局长史铭及绥署参谋长章亮琛、总参议张春蒲等人，并公布张、杨八项主张，响应“西安事变”。
兰州事变的事件背景
兰州事变是“西安事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生存危机日重，全国抗日救亡浪潮日益高涨，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由于蒋介石仍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随着红军三大主力北上抗日会师陕甘，国民党调集各路重兵‘围剿’，遂使西北地区骤然成为当时抗战与内战的斗争焦点。 1936年，国民党中央军的第一军、第三军、第三十七军、二十五师、九十八师及东北军五十一军、五十七军等部相继进入甘肃，国民党各系统、各种势力的斗争也随之加剧。为了推动和引诱东北军积极“剿共”，蒋介石委任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甘肃省政府主席，同时又任朱绍良为国民党兰州绥靖公署主任，予以节制和监视。 东北军兰州驻军五十一军是1935年秋进入甘肃的，（该军下辖三个师：一一三师驻防兰州，其中师部及六三九团驻兰州东教场，六三八团驻兰州南关，六三七团驻拱星墩，师长李振唐；一一四师驻靖远至永登一线，师长牟中珩；一一八师驻定西以东地带，师长周光烈。）军长于学忠在东北军中屡建战功，深得张学良信任，成为东北军中地位仅次于张学良的重要人物。 五十一军“九·一八”事变后撤驻天津一带，东北沦陷的苦难及在天津遭受日军欺凌的亲身经历，使这个军的广大官兵抗日情绪十分高昂，对蒋介石一味对日妥协和将该军推到西北“剿共”极为愤慨。当时五十一军中已建立了由张学良亲任会长的东北军内秘密抗日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兰州分会，负责人是张学良派驻五十一军秘密联络员、中共党员解方。不少中下级爱国军官参加了这个组织，在后来的事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后来的史料中看，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于学忠是知道的。早在1936年11月，张学良就亲自驾飞机从西安经平凉、固原飞抵兰州，了解甘肃和五十一军状况，并与于学忠进行了密谈。12月初，蒋介石主持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于学忠及部下三个师长奉命赴西安开会，五十一军军务由军参谋长刘忠干负责，甘肃省政府工作由秘书长周从政代行。在西安期间，于学忠参加了东北军高级将领秘密会议，赞同了张学良、杨虎城的‘兵谏’决定。
西安事变发生在哪一年？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事件背景主要是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当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临潼对蒋介石实实行的兵谏，扣留了蒋介石，后来就发生了轰动一时的西安事变。后来就宣扬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的发生，也是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国内战争到对外抗日的转折点。发生西安事变的原因。当西安事变的爆发，主要原因还是要蒋介石为能够和共产党一起去抗日，而张学良等人主张的攘外的政策，才导致西安事变的爆发。西安事变的发生，停止了发生内战，为中国人民共同抗日的热情更加的努力。西安事变的过程。在1936年8月份，国民政府特务逮捕秘书，东北学生代表和地下党员，当时发生的事件叫做艳晚事件，后来张学良也是和蒋委员长通电话亲自镇压这种事件的发生，后来在同年12月份，就召见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将领宣布进行兵谏，在到事件解决之后，主张共同抗日，一致对外。西安事变的结果。不过西安事变也迫使了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不紧促进了国共合作的目的，而且还能够共同的去对付日本人，对于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不能忘记，我们要铭记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教训。现在社会发展迅速，生活非常快乐，我们不紧要感谢那些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将士还要感谢共产党的领导，感谢他们为现在的生活付出艰苦的努力和奋斗。所以我们现在要珍惜目前的生活给我们带来的快乐，更要铭记历史给我们的惊醒，要珍惜时间和身边的人，要努力为国家做贡献。
西安事变发生在哪一年？
西安事变发生在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所以又称“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的意义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西安事变的爆发时间很短，但是几乎改变了当时中国的历史，对当时以及后来的中国历史进程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西安事变已经过去80年了，这80年里，我们国家和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历史的教训值得汲取：任何时候，民族和国家的利益，都应该高于党派的利益，尤其是在民族和国家遭受危难之时。
迁政信的人物简介
战争期间，迁政信以凶狠残忍著称。据说，他最恶劣的事迹是在缅甸和其他几名日本军官吃了一名英国俘虏的肝。1945年日本战败后，由于与亚洲战场上几乎所有集体屠杀事件都有牵连，尤其是作为“巴丹死亡行军”的主谋，迁政信成为被美、苏、英、法、中五国悬赏捉拿的甲乙丙“全级战犯”。迁政信为了逃脱审判，先后潜逃到泰国、印度甚至中国昆明、重庆等地。在泰国曼谷期间，迁政信甚至剃光了头发，乔装成僧人，龟缩在曼谷一处日本人骨灰堂。1948年，迁政信返回日本。1949年，迁政信摆脱了战犯嫌疑，被从战犯名单中拿掉，开始为驻日美军陆军参谋二部工作。之后又于1952年和1959年先后当选日本众议院议员和参议院议员。就是这样一个罪行滔天的日本战犯，因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情报人员，居然被美国情报部门召为幕僚。1961年，作为参议院议员的迁政信在老挝神秘失踪。7年后，东京家庭法庭宣布迁政信死亡。但也有日本研究者称，迁政信是在1971年在关岛被暗杀。也有人说他是在老挝被老虎生吞了。
王森的人物介绍
王森（1906—2008），原名郭生秀，汉族，1907年12月16日出生于山西省临县碛口镇。1924年考入山西汾阳铭义中学；期内改名为郭维秀；1926年 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工1925年“五卅”运动中参加革命，开展学生运动。作；1927年 7月，大革命失败后，担任中共汾阳县委书记。同年12月被捕。1930年出狱后，历任中共山西省特委汾阳、祁县、文水、孝义等县特派员，组建绥远省临河县委任书记，组建宁夏省特别支部任书记。1936年，调任平津地区地下抗日小组组长。1945年回延安汇报工作后再次派往北平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直至解放。1950年冬公开身份，改名为王森。建国后历任中央贸易部国外贸易司亚洲处处长，国家贸易部对外贸易司亚洲处处长、中国进出口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首任经理，轻工业进出口总公司总裁、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常务副检察长，1961年6月—1963年10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丹麦王国特命全权大使，1965年1月任中国科学院六五一设计院任临时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等职。“文革”期间遭受迫害；1979年11月国务院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87年10月离休。王森同志（部长级医疗待遇）于2008年3月31日14时36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101岁。
王森的个人经历
2011年7月8日下午3点半，诸暨市客运中心附近的一个宾馆里，从四川广元赶到诸暨的王银洲、刘兴惠夫妇面色哀伤凝重。面对诸暨市公安局领导和媒体记者，王银洲翻出了儿子的照片说：“看，这就是我儿子王森，他真的很优秀，人很好，长得还很帅气，他是我们全家人的骄傲。”当他们接过《见义勇为认定书》时，夫妻俩忍不住痛哭流涕。面对小偷，他挺身而出王森是今年4月来到诸暨打工的，租住在暨阳街道郭家居委会。7月3日凌晨两点，王森的邻居王辉发现自己丢了一部手机，就和房东一起寻找。“有小偷！”房东一眼看到了鬼鬼祟祟的吴某，此时他正打开一楼的一个窗户，准备行窃。由于附近的地理环境复杂，他们商量着，由房东从后面追赶，而王辉和王森则绕到前面，把小偷堵在弄堂里。很快，吴某就被前后夹击了。穷凶极恶的他掏出手里的折叠刀，往拦在最前面的王辉身上捅去。王辉胸口挨刀，停了下来，王森眼看朋友中刀，依然锲而不舍紧追了上去。等到房东赶上来，只见王辉倒在地上，王森和吴某都不见了踪影。很快，城东派出所的民警就赶到了，王辉已经被送往医院。民警立刻兵分两路，一路寻找王森和吴某踪迹，另一路向房东了解案情始末。谁也没有想到，此时，在城市的另一处，一场搏斗正在上演。在和吴某的肉搏中，王森的胸口也挨了一刀，他一头倒在路边的一辆车上。车主发现后，把他送到医院急救。可这时，一切都已经晚了，王森最终抢救无效身亡。亲人眼中的好小伙王森牺牲的消息很快传到他四川广元的老家，母亲刘兴惠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昏倒在地。由于家境贫穷，王森的家人东挪西借凑齐路费，16位亲人大老远赶到诸暨，见王森最后一面。当他们得知王森是为追小偷英勇牺牲后，感到既骄傲又悲伤。“我们要感谢你们，培养出了王森这样的好儿子。他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与歹徒搏斗的精神，值得大家学习。”诸暨市见义勇为基金协会副会长宣国祥说，考虑到王森的突出表现，市公安局和市见义勇为基金协会特事特办，王森见义勇为的事迹得以快速审批成功。刘兴惠连声道谢：“看见你们，真的就像看到亲人一样。谢谢你们第一时间抓获了凶手，告慰我儿的在天之灵。我们来诸暨很不方便，你们也帮了很多的忙。我们虽然难受，可也感到很骄傲。我儿子从小就很有正气，他是好样的！”王森身高一米八，外形英俊，是家中三代单传的独子。在亲人与爱人的眼里，他不仅人帅，心更好。原本决定年底就要结婚的未婚妻袁霜告诉记者，王森对人友好，好到她有时候要吃醋：“我有一次问他，干嘛对别人这么好？其实我是怕他吃亏。可他对我说‘我对别人好也有错吗’？”袁霜说，在一起两三年了，两人从来没红过脸。王森人勤快，又肯吃苦，走到哪里打工都受欢迎。在刘兴惠眼里，儿子也是好得没话说：“他奶奶老年痴呆了，他在家的时候给奶奶端水洗脚，连走开一会儿都记挂着床上的奶奶。他爸左腿有残疾，我又有胆结石，只能靠打临工赚点小钱，王森就把每个月打工赚的钱寄回家里，自己十分节约，买个方便面都只买一块多钱一包的……”在亲人们断断续续的诉说中，夕阳西下了。王森的英勇故事，强烈地撼动着记者的心灵。连夜排查，凶手落网警方分析后认为，他极有可能就住在附近。38℃的高温天，民警顶着烈日开始了地毯式排查。很快，民警掌握了吴某踪迹，据调查，吴某是贵州人，经常在附近偷东西。根据这一线索，警方又经过仔细地调查，最终锁定了此人。7月5日凌晨，民警在出租房内将吴某抓获。经审讯，吴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据了解，吴某在诸暨没有正当工作，妻子则在足浴店打工。他交代说，当晚妻子还没下班，有些无聊的他便在周围瞎转。吴某平时就有小偷小摸的习惯，这天，他又想到去偷点东西来。当晚，他刚推开这户人家的窗户，想用折叠刀钩出房间里的衣服。可东西没偷到，他就被人发现了。发现自己被前后夹击，吴某有些慌乱，在逃脱的过程中，用刀将两个拦截他的人给捅了。吴某说，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捅死了人，直到第二天起床，他听到邻居们在谈论昨晚有人被捅死了之后，才发现自己犯下了大错。
朱声达的人物简介
朱声达是湖北省江陵县人，1914年出生。家境贫寒，小时候即为地主放牛、干杂活。贺龙在洪湖闹革命，朱声达就参加了少先队。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3军9师25团当勤务兵 。由于朱声达精明能干，一年后被调到9师警卫排，给段德昌当警卫员。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深受贺龙喜爱，被提升为通信班班长、排长、红3师18团副连长、红4师10团连长。后历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宁夏军区司令员、甘肃省军区顾问、甘肃省第四届政协副主席。1985年1月21日在兰州病逝。
朱声达的相关故事
第一次相救，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湘鄂西苏区大指错误“肃反”之时。在1933年3月第三次大规模“肃反”中，夏曦不顾红三军军长贺龙多次坚决反对，以“改组旅”的莫须有罪名，悍然捕杀了湘鄂西省委委员、省军委主席团委员、红九师师长段德昌和红九师参谋长王炳南两位对创建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有杰出贡献的领导干部，还有一批团营干部。朱声达是段德昌的警卫员，受到株连，也被捆，准备杀头。一天早晨约十点多钟，姜琪集合被看押的警卫人员准备处决。正在这时，贺龙军长和时任湘鄂军委主席和红二军政委关向应同志来了。贺军长问：“集合他们做什么？”姜琪答：“处理。”这时，贺龙非常严肃地反问：“你说他们是‘改组派’，有什么根据？有什么材料？比方朱娃子（指朱声达），穷苦出身，给地主放牛，他是‘改组派’吗？你把他们放了！”在贺军长严令并有关向应政委在场的情况下，姜琪只好把朱声达和其他警卫战士一起释放了。第二次救他，是在红二、六军团长征过金沙江期间。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朱声达时任红二军团第四师连长。1936年3月下旬，红二、六军团抵达滇黔边的宣威、盘县，接到朱德、张国焘来电，要红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这次渡江奔袭作战中，朱声达所在的前卫四师，始终在二军团最前面冲锋陷阵。在一次攻城战斗中，朱声达不幸腹部中弹，因伤势严重，行走困难，在过江前掉了队，蜷伏在路边的草地上。幸好贺龙军团长率收容队经过，听到呻吟之声，过来查看，才发现是“朱娃子”负伤，就让红四师卫生队队长周长庚派担架将他抬了出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四人帮”及其在兰州军区和宁夏的追随者，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给他强加了“贺龙死党”、“贺龙在宁夏搞‘二月兵变’的黑干将”；“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静仁、马玉槐结成死党，狼狈为奸”、“保护杨静仁、马玉槐一小撮走资派”；“挑起武斗，镇压造反派”等许多莫须有的罪名，煽动不明真相的革命群众，冲击军区，进行揪斗，对他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迫害。1968年元月，中央文革让朱声达、江波、何其仁等同志到空军学院中央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宁夏班接受批判教育。7月间又到海运仓总参招待站继续检查“错误”。1969年10月，林彪发布“第一个号令”后，又以疏散为名，将他们三人下放到陕西省蒲城县独立师农场强迫劳动4年。直到1973年10月，才分配他到甘肃省军区任副司令员（降职使用）。面对林彪、“四人帮”的高压政策，朱声达同康生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四人帮”以后，他向中央提出了申诉。经复查，中央对朱声达等同志的问题作了平反决定。
旧中国中华儿女抗争史简介？
时间冲淡往事，但我们依然忘不了那些历史的坎坎坷坷。
当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上空冉冉升起的时候，当全国人民为深奥成功而欢歌跃舞的时候，我们不会忘记在中国近代史上，曾有过多少残酷的噩梦。那是一段中华民族受尽屈辱的历史，也是一段中华儿女奋力抗争的历史。
南京大屠杀、圆明园的毁灭、太行山上……一条条残酷的事例，一件件鲜活的例子，一个个美好的生命就那么的逝去。
南京大屠杀，从满头银发的老人，到牙牙学语的小孩，无一放过，还用焚烧、解剖等残忍的手段来折磨我们中国人！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我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建筑艺术的精华，就这样化成了一片灰烬。
太行山上，一个个英勇的战士，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但这更能明确出：我们中国人都是坚强的，我们都爱自己的祖国。
现在，经过改革的发展。中国越来越强，人民越来越富。大家都战胜了贫穷，跨向富有。
愿祖国更辉煌！
旧中国中华儿女抗争史简介？
反映中华儿女报效祖国为国争光的资料(要超短)文天祥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号文山，南宋庐陵（今吉安）人。 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国势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结束了内部争夺皇位的自相残杀局面，建立了元朝，接着把侵略矛头直指南宋。1273年，丞相伯颜统20万大军攻下襄、樊，以此为突破口，顺江而下，两年不到，便后临南宋首都临安的近郊。蒙古兵所过之处，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农田荒废，百业凋敝，这是一场空前残暴的野蛮的侵略战争，南宋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威胁，文天祥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的抗击侵略的伟大民族英雄。 邓世昌 邓世昌：“吾辈从军卫国，早置生死于度外，今日之事，有死而已！” 邓世昌（1849－1894） 原名永昌，字正卿。广东番禺人。1867入马尾船政后学堂驾驶班第一期学习，1874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并被船政大臣沈葆璋奖以五品军功任命为“琛航”运船帮带。次年任“海东云”炮舰管带，时值日本派兵侵犯台湾，他奉命巡守澎湖、基隆，获升千总。后调任“振威”炮舰管带，代理“扬武”快船管驾，获荐保守备，加都司衔。 关天培 关天培（1781～1841.2.26），鸦片战争中抗英名将。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今淮安)人。1803年(清嘉庆八年)中武秀才，授把总。后累升至参将。1826年(清道光六年)，清政府初办漕粮海运，关天培押粮船千余艘平安至天津，旋升副将。次年,擢总兵。1832年春,署理江南提督。1834年调任广东水师提督。赴任后,踏勘地理形势,将虎门口的沙角、大角炮台改为信炮台；在上横档岛一线，重建南山炮台(改名威远)，改建横档、镇远炮台，增建永安、巩固炮台,控制东西水道；在虎门底,改建大虎山炮台。 雷锋，原名雷正兴，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 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没同意，但把一支钢笔送给他。1950年，雷锋当了儿童团长，积极参加土改。同年夏，乡政府保送他免费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1956年夏天，他小学毕业后在乡政府当了通信员，不久调到望城县委当公务员，被评为机关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加入共青团。1958年春，雷锋到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同年9月，雷锋响应支援鞍钢的号召，到鞍山做了一名推土机手。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伙伴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当时的《辽阳日报》报道了这一事迹。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他曾3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5次被评为标兵，18次被评为红旗手，并荣获“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大都一样，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19世纪40年代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背景下，由于欧美、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入侵，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主义的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的成功虽然推翻了腐败的清王朝，但并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依然处在这三座大山极为反动、腐朽、残酷、落后的统治之下。让我们看一看孙中山先生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描写吧：“列强之帝国主义如怒潮骤至，武力的掠夺与经济的压迫，使中国丧失独立，陷于半殖民地之地位……”；“自辛亥革命以后，以迄于今，中国之情况，不但无进步可言，且有江河日下之势。军阀之专横，列强之侵蚀，日益加厉，令中国深入半殖民地之泥犁地狱……”；“国内军阀暴戾恣睢，自为刀俎，而以人民为鱼肉，一切政治上民权主义之建设，皆无可言……”；“所谓民国政府，已为军阀所控制，军阀即利用之，结欢于列强，以求自固。而列强亦即利用之，资以借款，充其军费，使中国内乱纠纷不已，以攫取利权，各占势力范围……”；“吾国人政治上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无余矣……”；“中产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致失业，沦为流氓，流为兵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益昂，租税日益重。如是惨状，触目皆是，犹得不谓已濒绝境乎？……”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了一生的孙中山先生，抱着事业未竟的遗憾于1925年撒手西归。两年后的1927年，蒋介石即背叛了革命，由此激起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开始了十年内战。接着八年抗日战争，三年解放战争。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和1280万（外西北54万+外东北110万+外蒙古156.4+共和国960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旧中国，始终处于腥风血雨、内忧外患、战乱频仍、支离破碎、天灾人祸、生灵涂炭、水深火热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