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内容简介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审视了新兴国家可行的政治制度的发展，其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广度和分析洞见是惊人的，对现代政治分析作出了重大而持久的贡献，确立了亨廷顿作为他同时代人中最杰出政治学家之一的地位。本书从宏观上论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遇到的种种问题，提出了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强政府理论”。二战后亚非拉一大批国家纷纷摆脱原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而独立，并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但到 20世纪 60年代除少数国家以外，大多数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苦和落后，反而陷入了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本书分析了导致发展中国家政治动荡的原因，指出一个国家如何才能避免政治动荡实现政治稳定中的发展，获得现代化的成功。亨廷顿认为政治不稳定的根源就在于现代化，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亨廷顿在考察了许多国家的情况后指出，经济发达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政治上都比较稳定，而发生政治动荡的大都是经济上有一定程度发展的国家。主要原因是经济的发展、集团的分化、利益的冲突、价值观的转变以及民众参与期望的提高，都远远超过了政治体制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了社会紊乱。而要根除国内政治的动荡和衰朽，这些国家就必须建立起强大的政府，所谓强大的政府也就是有能力制衡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化的政府。亨廷顿把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大致分为传统君主制政体、军人左右局势的普力夺政体和革命政体，并对这几种政体在进行现代化改革过程中如何克服不同的困难、利用独具的有利条件的情形逐个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谁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认为
为塞缪尔·亨廷顿。塞缪尔·亨廷顿在上世纪60年代，凭《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而享有盛誉。此书挑战了当时最为流行的现代化理论中的教条：经济和社会进步会给刚刚脱离殖民主义统治的独立国家带来政治稳定。作为美国国务院的谋士，他在1968年撰写了一篇长达百页的关于越南战争的报告，提出了在南越推行合村并寨的“战略村计划”并抨击了当时美国政府的战略。1977年至1978年间，他参与了白宫有关国家安全战略的决策过程并协调各项相关政策。扩展资料：塞缪尔·亨廷顿的相关情况：1、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2、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文明的冲突观点而闻名。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而非意识形态的分歧将导致世界几大文明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塞缪尔·亨廷顿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有哪些主要内容？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内容精要：本书主要内容包括：发展中国家的事实描述、政治现代化的后果、类型，传统社会的变迁、实现转变的方式等部分。政治制度具有道德和结构两个范畴，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便缺乏去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创建政治制度的能力就是创建公共利益的能力。公共利益是政府组织制度化创造和带来的东西，在一个复杂的政治体系中，政府的各种组织和程序代表着公共利益的不同侧面。复杂社会的公共利益是件复杂的事情。美国的公共利益就是白宫、参议院、众议院和法院的利益，苏联的利益就是中央主席团、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的利益。前者要求有强有力的总统权力，后者要求有强有力的党。撇开民族理论和程序概念，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也可以从政府行为是否反映政府构成本身的利益来说明。美国总统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皆属能够赋予公共利益以实质性内容的政治制度，这种政治制度的存在，在政治上将发达社会与不发达社会区分开来。制度化程度低下的政府不仅是个弱政府，而且是个坏政府。现代化带来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后果便是城乡差距，这一差距正是经历着迅速的社会和经济变革的国家所具有的一个极为突出的政治特点，是这些国家不安全的主要根源，是阻碍民族融合的一个主要因素。现代化之中国家政治稳定的关键就是能否在现存政治体系中动员乡村群众参与政治，而不是反对现存体系。政治稳定依赖制度化和参与之间的比率，如果要想保持政治稳定；当政治参与提高时，社会政治制度的复杂性、自治性、适应性和内聚力也必须随之提高。在传统政治制度软弱或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稳定的先决条件至少有一个高度制度化的政党，政党是合法性和权威性的源泉，政体的稳定直接依靠政党的力量。就政府机构的现代化而言，可区分出三种类型：欧洲大陆型的、英国型的和美国型的。基本法至上以及权威的分散与现代化是不相容的，现代化要求具有变革能力的权威，权威必须属于人而不能属于不变的法，人们必须拥有权力以实施变革。基本法使权威分散于社会并维护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在17世纪的欧洲大陆，中世纪各等级的分权迅速让位于君主集权，传统的权力分散状况实际上在欧洲大陆告终；英国也产生了主权取代法以及权力集中的趋势，但英国取代基本法的是一个拥有主权的立法机构，而不是绝对君主；美国的发展道路与欧洲迥然不同，传统法的观念在美国流传下来，君权神授、绝对主权等在美国均无市场。美国与欧洲发展道路的差异，还表现于代表权的理论与实践。欧洲大陆，国王和国会都有合法性，代表或象征着国家；英国的国会成为国家的集体代表，代议制度适应了国会至上的新现实；美国有一套二元代议制，总统代表整个共同体的利益，立法机构的各个成员要效忠于自己的选区。在欧洲，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伴随着更为专门化的政府机构和部门的出现以及职能的区分。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机构发展成为半自主的但又是从属的部分，以不同形式对行使主权的政治实体负责。立法功能比行政和执法功能具有更大的权力；英国的政府功能的专门化发展并不充分，一个机构常常行使多种职能，而一种职能又常常由几个机构所负担。在17和18世纪，英国政府逐步趋于集权和功能的专门化，在美国，主权被分割，权力分立而各种功能则寓于众多不同的机构之中。在美国的实践上，不仅权力因立法职能的分割而被分立，而且其他的功能也由几个机构共同承担，这样便创立了一个均权的制衡制度。当欧洲进行政治机构职能分离和权力集中之时，美国却使职能的混合和权力的分离永久化了。美国最先实现了广泛的政治参与，但在实现传统政治结构的现代化方面却是最后一家。而欧洲的权威合理化和机构的分离却明显先于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这种差异源于欧洲大陆上的战争和社会冲突不断而美国则相对安定这样一个事实。在欧洲大陆，现代化的敌对力量主要来自宗教和贵族，以及地区和地方的传统势力。权威的合理化和权力的集中，对于统一和进步都是必要的。但在美国，封建的社会制度并不存在。因此也就无须集权。在欧洲，政治参与的扩大意味着将选举某一个机构的权力扩大到一切社会阶级，而在美国，它却意味着社会一个阶级的选举权的使用范围扩大到几乎所有政府机构。在欧洲社会内部对现代化的反抗迫使政治体制实现现代化，在美国，社会内部现代化过于容易，以致阻碍了制度的现代化。在政府和政治现代化方面的问题，与美国当年所面临的根本不同。在亚、非、拉丁美洲的大部分国家里，现代化面临着巨大的社会障碍，只有建立强大的集权的政府才能消除这一障碍。美国从来没有必要建立这样一个权威来实现社会的现代化。现代化造就了新的社会集团，并在旧的社会团体中创造了新的社会和政治意识，他们同情现代化，渴望参与政治，但推动改革的权力业已集中，以致无法为参与扩大提供制度化途径。改革破坏了那些未能促进政治参与扩大的传统机构，削弱了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君主不能适应扩大了的政治参与的需要，最终也就限制了君主社会改革创新的能力。一个传统的政治体制，其结构越是多元化，权力越是分散，则其政治现代化引起的动乱就越小，适应政治参与的扩大也就越容易。这些条件使每一个现代化的民主的参与体制的出现成为可能。一个社会欲摆脱普力夺制度，既需要城乡利益的结合，又需要创立新的政治制度。军人和农民的结合有可能将普力夺社会推进到公民秩序，建立稳定的政府。对于军队政权来说，农民的支持只是发展出政治制度的前提。现代化军人政权必须首先建立合法性，把军人干预政治转换成军人参与政治，并承担起创设新的政治制度的责任；其次，军人必须克服他们自己的主观偏爱及价值观与其社会制度的客观需要之间的矛盾。社会制度客观上需要有政治制度反映现在的权力分配，并同时足以吸引和同化各种新兴的社会势力，需要有政治制度的平衡作用。革命，是对一个社会居主导地位的价值观念和神话及其政治制度、社会机构、领导体系、政治活动和政策，进行一场急速的、根本性的、暴烈的国内变革。革命是现代化所特有的东西，它是一种使传统社会现代化的手段。革命最可能发生在曾经历过某些社会和经济发展，而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过程落后于社会与经济变化进程的社会里。改革指的是在领导、政策和政治制度方面发生范围有限而又速度和缓的变化。它意味着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进一步平等，意味着人民对社会和政治上生活的更为广泛的参与。改革者面临的问题比革命者更为困难，他们必须同时面对来自保守和革命两方面的反对，以高超的政治技巧努力分散和消弥分裂，他们要更善于操纵各种政治力量，更加老练地控制社会变革，改革者必须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之间取得平衡。现代化社会的最终政治体制是英美的两党制。现代社会往往是多元的社会，兼容并蓄众多的宗教、肤色、种族和语言群体。因此，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那种有能力吸引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的政治制度，既是现代的又是发达的。组织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是政党及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时就形成了适当的政党组织的国家如印度、智利、英、美等，很有可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相反，则政治参与扩大的前程就会不那么平坦。但政党的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现代化之中的国家为了减少政治意识和政治参与的扩大酿成政治动荡的可能性，必须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就建立现代的政治体制，即政党制。共产党国家在建立政治秩序方面的相对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它们自觉地把建立政治组织一事提到优先地位。政党组织着政治参与，政党体系影响到政治参与扩展的速率。政党及政党体系的稳定和强大，取决于其制度化水平和政治参与水平，能兼动员和组织二任于一身的政党和政党体系，可使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并行不悖。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政党和政党体制的一个关键作用，就是为农村的政治动员提供制度框架。一个政党如果想成为群众性组织，进而成为政府的稳固基础，那它必须把自己的组织扩展到农村地区。政党和政党体制是弥合城乡差距的制度化手段。政治现代化的源泉在城市，政治稳定的源泉在农村，政党的任务就是使二者相结合。实现农村动员，要么通过民族主义斗争，要么依靠两个政党对农民支持的竞争。前者是知识分子为反对殖民统治而争取农村民众的努力，是促进农村动员的动力；后者是两党制通过吸收农村群众进入政治体系，在城乡之间架起桥梁。当代和历史上的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的经验表明：两党制在完成农村动员时比其他大多数类型的政治制度更为成功。
在政治秩序变迁的过程中存在哪两种政治变迁的可能
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在政治秩序变迁的过程中，存在两种政治变迁的可能，政治革命和政治改革。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地区安全形势动荡不定，全球治理进程遭遇阻碍，民粹主义思潮泛滥，各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日益凸显。世界政治变局在更多领域、更广范围正在以更快速度加速演进。这些乱象叠加的主要原因在于：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逻辑使然；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固有缺陷，大国强权政治色彩明显，中小国家话语权严重缺失；全球化本身作为一把“双刃剑”所带来的全球性问题日益凸显等。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作品目录
译者序言序言年英文版前言第一章 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朽政治差距政治制度：共同体和政治秩序政治参与：现代化与政治衰朽城乡差距：城市突破和绿色起义政治稳定：公民政体与普力夺政体第二章 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现代化的三种类型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都铎制度与大众参与都铎政体和现代化中的社会第三章 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权力、制度和政治现代化传统政治体制政策创制：改革对自由团体同化：多元制对平等国王的困境：成功对生存第四章 普力夺社会和政治衰朽普力夺社会的根源从寡头普力夺制度到激进普力夺制度：突破性军事政变和作为改革者的军人激进普力夺制度：社会势力和政治技巧从激进普力夺制度到群众普力夺制度：否决政变和军人的护卫作用从普力夺体制到公民秩序：军人作为制度建设者第五章 革命和政治秩序通过革命实现现代化革命发生的制度背景和社会状况城市与革命农民与革命革命联盟与民族主义通过革命实现政治发展列宁主义与政治发展第六章 改革与政治变迁改革的战略战术：费边主义、闪电战和暴力改革：替代物还是催化剂？土地改革的政治第七章 政党与政治稳定现代化与政党绿色起义：政党体制与乡村动员组织的必要性新版译后记
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作者简介
塞缪尔·菲利普斯·亨廷顿，（英文名Samuel P. Huntington，1927年4月18日－2008年12月24日），美国当代著名的国际政治理论家，同时也是一名持保守观点的现实主义政治理论家。早年就读于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1951年23岁时即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长达58年，并先后在美国政府许多部门担任过公职或充当顾问。《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是其理论的奠基之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使其闻名于世。
塞缪尔·亨廷顿的学术著作
1957年，年仅30岁的亨廷顿出版了第一部学术著作《士兵与国家》。《士兵与国家》一书的灵感来自于当时美国社会发生的一件大事：1951年杜鲁门总统因为麦克阿瑟将军不服从指挥而解除了他的职务，亨廷顿敏锐地感觉到这件事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大问题：在一个信奉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里，国家究竟应该与代表着保守主义的军队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书一出版就遭到各界猛烈攻击，有评论家认为这部著作令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法西斯口号，二战的记忆在那时还很清晰。这本书在学术界引起的非议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亨廷顿于1958年没能与哈佛大学签订续聘书，他只好转投哥伦比亚大学，和他一起出走到纽约的还有他的好友布热津斯基。但4年后，哈佛大学才意识到亨廷顿与布热津斯基都是政治学界的明日之星，邀请两人重回哈佛。最后布热津斯基扎根哥伦比亚大学，而亨廷顿则返回哈佛。从某种程度上说，争议、愤怒甚至蔑视，这些代表了亨廷顿思想理论的宿命：甫一问世便饱受争议，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才会被广泛但又勉强地接受。
萨缪尔亨廷顿的著作是哪一本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1996)《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2004)亨廷顿运用比较历史的研究方法，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代化与政治发展的过程，从而奠定了他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础。他认为：国与国之间最重要的政治差异，不在于政府统治形式的不同，而在于政府统治程度的高低。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政治性后果”，这种后果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它既可能有助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也可能导致政治的衰败。政治现代化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的制度化。强有力的政党制度的形成是提高制度化水平的核心。只有大力提高政治制度化的程度，才可能缓解现代化中国家在社会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大众政治参与压力，从而确保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最终实现社会的现代化。一个政治体系的组织与程序的适应性、复杂性、自立性和凝聚性，是界定其制度化程度的4 个主要变量。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秩序。他认为，“人类可以无自由而有秩序，但不能无秩序而有自由”，“权威的确立先于对权威的限制”。这实际上赋予政治稳定同政治民主同等的价值地位。亨廷顿的理论对政治发展演进路线的阐述，对政治参与影响政治发展的分析，对政党发展与政治制度化之间关系的探究，有助于人们认识现代化中国家的政治现象，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但他忽视了官僚制度在政治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也忽视了这些国家过去的殖民地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著作有《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现代社会中的专制政治》、《民主的危机》等。亨廷顿因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