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矿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地处华东腹地，接近沪、宁，交通便利，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强占淮南煤矿以后，就疯狂掠夺煤炭资源，采用“以人换煤”的罪恶手段，残酷榨取工人血汗。在日本法西斯的统治期间，广大矿工横遭蹂躏，受尽欺凌，数以万计的矿工和人民死于非命，淮南煤矿成了一座人间地狱。这是日本军国主义欠中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淮南煤矿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推行“以战养战”的阴谋，在侵占淮南以后，就立即开始掠夺淮南的煤炭。1938年6月29日，日军特务部淮南炭田调查队来淮南煤矿进行第一次调查。8月25日，日本铁道省调查团、三井及三菱调查班等，以一个月的时间对淮南煤矿又作了详细调查。9月21日，大通煤矿交给日本垄断集团三菱饭冢炭矿经营，淮南煤矿局（九龙岗矿）交给三井矿业公司经营，是年11月27日，日寇开始掠夺开采。1939年4月21日，日本兴亚院在华联络部将两矿合并改为“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直接在日本侵华军军部控制之下。总公司设在上海，并在淮南设立“淮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大通矿长进上诚，九尤岗矿长藤义魂。
本帝国主义对我国工矿企业的掠夺几乎全部是以我国原有企业为基础的。他们入侵后，对我国工矿企业派进日本兵把守，由日本人控制，挂一块“台办”的牌子。就算是“合办”的“股份有限公司”了。“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也是如此。他们将我国大通煤矿和淮南煤矿局合并，加进日本的中支那振兴株式会社、三井矿业株式会社、三菱矿业株式会社、华中矿业株式会社四家企业的名字。这就是“日华合办淮南煤炭股份有限公司”。
日本帝国主义对准南矿区的掠夺开发，其罪恶目的就是为了供给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需要。日本《淮南炭》一书“公司之使命”一节中赤裸裸地说：“华中经济建设，蒙皇军圣战之余绩，已迈出雄健步伐”，“我社在皇军的庇护下，一面警备，一面采煤，同时准备应付国际局势的突变，尽一切努力完成年产200万吨煤炭的五年计划，为东亚新秩序的建立作贡献。”这段自白，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是靠日军的枪炮支撑的，是“圣战的余绩”，是服务于战争、服务于日本独霸亚洲的。他们的“公司”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日本准南矿业所所长川口忠制定的《增产五年计划》规定，淮南煤矿的煤炭生产，要从1939年的21.5万吨，达到1946年的35.2万吨。短短的七年，要增加11倍。因此，他们就实行疯狂的掠夺式采煤，开采时既没有计划，也不管生产秩序，是取易撇难，拣肥丢瘦，乱挖乱掘，到处打井，任意破坏，结果把一个蕴藏丰富的准南煤矿糟踏成“矿场险象丛生，并筒走动，下风道时断，水仓淤塞，巷道坍塌”的百孔千疮的局面。
八年期间，日寇没有增添过设备。后来，为了加速掠夺更多的煤炭，在提绞方面改用了蒸汽绞车，加强了运输系统的能力。但是，直接生产的采煤工具，仍沿用笨重手镐，并下运输用人力推，掌子面出煤用大筐抬，冲电矿灯只供给日本人或职员、监工用，工人还是几个人合用一盏小油灯。由于设备简陋，生产工具落后，加上工人遭受奴役，劳动情绪和生产效率非常低。最高年产量只有80余万吨，始终未达到战前100万吨的水平。从1938年6月至1945年9月，日寇共经营七年，掠夺和断毁丢弃的煤炭资源达1230万吨之多，回采率不及40%。1938年22，632吨1939年143，798吨1940年435，057吨1941年771，485吨1942年895，554吨1943年878，350吨1944年882，046吨1945年25，901吨合计4，294，823吨日寇掠夺的煤炭，除少数在矿山就地出售外，主要用于侵华战的铁路、船舶运输上。服务年限，给以后的开采造成极大的困难。
日寇为加强对淮南煤矿的控制和掠夺，在煤矿推行血腥的法西斯统治。
日本统治淮南的最重要机关是领事署。领事署下设有警备司令部、宪兵队、警备队、矿警队等军事组织。据《淮南煤矿志》记载，当时仅一个矿警队就有自卫队员154名，配备迫击炮两门、重机枪两挺、步枪152支。许多老工人回忆说，当时的大通矿是岗哨密布，日本鬼子兵整天荷枪实弹，端着刺刀，牵着狼狗，肆意横行。
整个矿区戒备森严。大通矿场四周布满了电网，仅“南公司”，“大兵营”不足一平方公里地区内，就修了13座碉堡，加上附近的日寇据点，共有碉堡30多座。矿场内外还设置了监狱、刑场。地下水牢有两座，一座碉堡水牢在矿南日伪警备司令部的西南角，地面上是碉堡，下部是水牢，水牢的直径7米，深2·2米。另一座秘密水牢在大通南门内东侧，日寇将水牢的地面刑房伪装成“办公室”，这座水牢长3.5米，宽2.5米，深3.2米。
整个煤矿笼罩着恐怖气氛。日寇使用屠杀、监禁、拷打等野蛮手段来统治和迫害工人，他们常用的刑罚有：电刑、刀刺、火烧、活埋、狼狗咬、站立笼、灌辣椒水，坐老虎凳，装入麻袋抛到河里等等。1941年冬，日寇一次就把矿工阎希洞、谢兴才等260个同胞装入麻袋，用刺刀捅死后投入淮河。
特务爪牙经常以企图逃跑，破坏矿山、闹罢工、不是良民等罪名，将工人逮捕治罪，严刑拷打、逼供。
日寇还使用了一条毒辣的手段，就是“以华制华”。他们收买、利用中国人中的民族败类，充当他们的走狗和爪牙，依靠他们作帮凶。日本劳务课长在给各矿劳务系长的秘密指示中说：“对于工人及附近居民有不现行为者，（日本人）不要任意鞭打、体罚，可处以罚金或扭送中华民国（指汪伪政权）警察机关处置。”这就是要日本人在背后，由汉奸、走狗出面镇压工人，以达到他们用中国人统治中国人的目的。
日寇收买利用的监工、把头，大多是地痞流氓，有些还是封建会道门头子。大通矿的总监工王长明就是青红帮的头子。他的徒弟不仅布满整个矿区，而且在安徽、江苏、山东、河南的一些地方也有。他身边有五大弟子。他们倚仗日寇，骑在矿工头上作威作福，横行霸道，无恶不作。日本帝国主义和这些封建把头同是压在矿工头上的两座大山。
日寇在淮南煤矿的统治体制十分严密。其特点，一是大权全部掌握在日本人手中，课长以上头子和大小单位的正职都是日本人。重要部门，哪怕只有几个人也要一个日本人负责。如九龙岗变电所只有4人，也派一个日本人负责。二是实行多形式、多层次的统治管理。各矿都有武装矿警队、稽查队、监工、包工柜等多种统治机构，直管理工人的是包工柜。三是使用极其野蛮、残酷的统治手段。这些统治者都有生杀大权，他们打伤人、打死人的事经常发生。
日寇对工人控制得极为严密。工人们形容说：“煤矿就是阎王殿，进矿处处鬼门关。”工人一进矿先在劳务系登记，每个矿工都要填写登记卡，登记卡上项目繁多，连身体特征和皮肤颜色都要写上。他们还采用指纹管理法，硬逼着工人在指纹纸上按上十个手指和左、右手掌印，最后发给每个工人“号条”和劳工证。日寇在矿场、工房监管工人，押工人上下班。工人每天上班要过五道“关”，即进矿门、领灯、下井、上井、文工牌子。关关要过，关关提心吊胆，尤其是进矿门和上井这两道关更难过。工人进矿门时一面掏工牌，一面要向站岗的日本兵鞠躬行礼。除了这种污辱人格的礼节外，还要经过搜身后才能进矿，动作稍为慢一点，便遭毒汀。工人王贵山在井下干了两天两夜，没有得到休息，也没有吃饭。他实在撑不住了，想上井吃点东西，休息一下，监工、工头说他企图罢工闹事，逐将他逮捕起来。他们用烧红的铁丝，穿透王贵山的腿肚子，后来又把他送进水牢里泡了十几天。出狱时，王贵山全身的肉都被水泡烂了。工人就象奴隶，象牛马一样被套上了枷锁，完全失去了自由。
那时，矿里矿外经常传出受害者的惨叫声和鬼子野兽一样的吼叫声。淮南煤矿变成了一座法西斯的集中营。
万人坑
日寇由于侵略战争的需要，最大限度地掠夺淮南煤炭，决心“尽一切努力完成增产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个野心，他们既不增加设备，也不改革开采技术，单凭增加工人数量和劳动强度来采煤。日寇强行募集劳工的文件中记载：“随着军用煤炭需要量的激增，强行募集劳工，采取使劳工补充顺利化为目标的方法，实为我社存在和发展的急务。”这里清楚地供出日寇“以人换煤”的罪恶行径。就这样，数以万计的矿工遭到惨死，尸抛“万人坑”。
日寇强化募集劳工，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毒辣手段，主要是骗、派、抓。骗：用欺骗的方式招收劳工。1938蒋介石炸毁河南花园口黄河大堤，鲁、豫、皖广大地区遭受大水灾，劳动人民离乡背井，逃荒要饭。1939年日寇乘机派出大批招工队，编出一套套谎言，到处进行欺骗说：“矿上吃的是白米洋面，烧的是煤炭，坐的是电梯，穿的是6个鼻子大皮鞋，推的是4轱辘的斗车………”“干不干一天两斤半，要米有米，要面有面，月头还发给工资。”招工队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文契，让农民按上手印之后，就集中在一起。为了防止有人中途逃跑，招工队便以“人生路不熟，路上易失散”为借口，用绳索系在每个人的臂膀上。就这样，他们扶老携幼，一批一批地、成串成串地被塞进了闷罐车。把头赵凤祥一次就从山东枣庄骗来300多人，中途不准下车，大小便都在车上。由于车小人多，途中就被踩死3人。成千上万破产农民、逃荒灾民和失业工人就这样被骗到了淮南煤矿。
派：就是派壮丁。日寇通过汪伪政权定淮特别区署，在淮南附近强制按保、甲抽派农民，编成“农民爱矿队”到矿上当矿工。这是矿业所长川口忠给日军联络部长中山贯一的报告中提出的花招。据日本档案记载：“周边地区劳力依存，定淮特别区署长发案，农民爱矿队编成，定淮特别区全域农民中，适合炭矿劳动者，行政予以供出，各普通区长、乡长当组织编成，送进步矿劳力强化，本年约2000名劳力供出……”“农民爱矿队”每期规定在矿队服役6个月，实际上被派出的农民，很多一去就回不来。日寇经常对“农民爱矿队”进行欺骗性的宣传，说征农民去当矿工是为了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实际上，对“农民爱矿队”，从一开始就是实行法西斯式的管理。日寇除派兵看守外，还有“逃亡监视哨”日夜巡逻，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如有逃跑的，被抓回后，以逃兵治罪，并向工人示众。抓：单靠招、骗的方法，还不能满足日寇的需要，他们就采取“抓”的手段，以“八路军”、“新四军”、“政治嫌疑犯”等罪名，横加逮捕，抓来充当劳工。
据当时不完全资料统计，仅从1941年3月至1944年6月的三年零三个月中，日寇骗、派、抓来的劳工人数达70671人。日寇只顾着要煤，根本不管工人死活。他们肆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劳动强度。矿工的劳动时间名义上是一班12小时，实际上有的竟达16小时以上。井下采煤工作条件极为恶劣，用的是落后的原始工具，打眼用的是旱锤，采煤用手镐挖，采下来的煤在掌子面高一点的地方还可以直起身来两人用筐抬，低的地方只能用筐往外背。当时工人在井下干活都是赤身裸体，一个班下来，有的两个肩膀都被磨破。在上行出煤时用小铁托往外运，但巷道又矮又窄，直不起身来，只好把车上的绳子套在肩上，跪在地上，爬着向前拉。由于通风不好，井下常年高温，污水又多，空气污浊，臭气难闻。繁重的劳动，把工人折磨得弯腰驼背，骨瘦如柴。井下安全设备极差，工人的生命毫无保障。当时工人们说：“下井七分灾，不知上来上不来。”许多矿工葬身于井下。仅1941年一年中，淮南煤矿井下被闷死和被鬼子、把头打死的就有109人。
旧历六月初三大通矿发生透水事故，朱广汉等9位工人被淹死，老工人余月和、李富先两人就是虎口余生者。那天，余月和工友们在一号井西部北四槽的掌子面刨煤。掌子面上部顶板的水沿着岩层的裂缝直往下淌。当时，工人们看情况十分危险，便撤出了掌子面，并把情况告诉了监工尹耀山。尹耀山把日本鬼子监工蒲田找来了。蒲田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挥着手枪，硬把他们逼回到掌子面。刚干一会活，“轰隆”一声，支柱就成排倒了下来，随后，大水象山洪暴发一样从放炮眼里猛冲出来。余月和、李富先攀着一根柱子，才幸免于难，其他9位工友全部被淹死。巷道口被堵住了，余月和他俩靠啃木头，喝污水维持生命。后来，由于日寇舍不得丢掉那里的煤炭，又叫工人重新开采，他俩才被工人兄弟救出来。他俩被活埋井下整整19天。1943年春天，大道矿井下西四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寇、把头根本不予抢救，以至伤亡100多名矿工。
同年，西六石门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日寇明知里边还有许多工人，不仅不予抢救，而且在石门口打了一道火墙，40多名矿工全部被堵在里面，活活的闷死了。解放后，工人们在开采这里的煤炭时，发现许多矿工的尸骨。同年，鬼子逼着矿工在大通矿西六石门北四槽被堵死的瓦斯区挖炭。两个日本监工在里面吸烟，引起瓦斯爆炸，当场炸死40多名矿工。日本监工滕永德太郎也被炸死在里面。另一个鬼子监工却又逼着矿工进瓦斯区背这个鬼子的尸体。结果进去一个熏倒一个，又连续倒了30多名矿工。当时还有些炸伤未死的矿工也被日寇埋掉了。
日寇把中国人当奴隶驱使，所给的报酬低得可怜。据史志记载，当时工人平均一天挖出的煤按市价可卖45元，而工人平均工资一天只给0.5元，仅占他所创造的价值的1.6%，其余98.4%，都进了鬼子的血门和把头的腰包。工人干一个班只发半斤半霉烂的豆饼和麸面。工人们吃的是野菜和霉麸面做成的粑粑。吃了这种食物以后，嘴里发苦，肚中发胀，头脑发烧。下井后又没有水，只好喝井下的污水，时间一久，就拉肚子。特别是1942年秋天，矿工中传染病流行，得了这种传染病，便高烧不止，四肢抽筋，全身起斑，上吐下泻，大批大批的矿工含恨死去。老工人袁孝云回忆说：“我亲眼看到从河南来的11个工人，住在阴暗狭小的工棚里，由于吃了麸子面馒头，肚子膨胀，加上疾病，第二天全部死去了。”
胡继云回忆说：“1942年的冬天，我亲眼看到一间房子里睡着7个工人，只盖两床破被，第二天全死了。”日寇、把头及其走狗，看到死的人太多了，怕影响工人下井挖煤，就采取了一条凶残的“防疫措施”——设立“大病房”。日寇在大通矿南设立了两处“大病房”，把患病的工人强行拖出去，集中在一起关起来。所谓“大病房”，就是临时搭成的大芦席棚，四周围上电网，门口设有岗哨，不准病人出门，不准亲人探望。里面既没有医疗护理，伙食又跟喂猪的差不多。工人说：“名曰大病房，就是停尸房，进了大病房，十人九人亡。”里面到处屎尿横流，恶臭难闻，病人横七竖八地躺在潮湿的土炕上。自“大病房”设立的那天起，每天都有大批的病人被拖进来，每天又有大批的尸体从这里拖出去。
老工人回忆说：“大病房”天天死人，一天要死七八个，最多一天死了21个。日寇指使总监工王长明，强迫工人组织拉尸队，老工人胡继虎就是当年拉尸队的成员。他回忆说，当时的“劳务系福利课”门口，每天都准备两人多高的芦席，后来芦席也不给了，用筐抬，用绳索系住脚脖拖，把尸体抛在南山一带。因为死难者大多是北方人，俗称北方人为“侉子”，所以当地群众把南山一带叫做“侉子林”。更为惨无人道的是，有的病重的矿工还没有死时就被抬出去扔掉了。老工人董德保，就是当年从“大病房”芦席卷里被工友们救出来的。那天，董德保上完中班半夜回到家，觉得口渴身上发烧。他爹爹第二天上班刚走，把头来查工棚，发现他还没有起床，就把他拖进了大病房。他爹爹下班后，连急加气，当天就病倒了，接着也被拖了进去。就在董德保被拖进“大病房”的第八天，几个汉奸狗腿子，七手八脚把他拖到一张芦席上卷起来，他急得四肢乱动。董德保的父亲挣扎着爬起来，扑到他身上，护着不让拖。狗腿子一边骂，一边朝他爹胸前猛踢了一脚，他爹顿时口吐鲜血而死。野兽的凶残，激起了“大病房”难友的愤怒，大家围了上来，几个狗腿子见势不妙，拔腿跑了。这时，围在电网外面的许多工友和病人家属，闻声冲了进来，在工友和家属们的帮助下，董德保才出了“大病民”。可是他爹爹却被拖上了南山侉子林，后来连尸体也没找到。
1942年冬，大雪覆盖青整个矿山，也覆盖了“侉子林”数以万计的尸骨。第二年春天，大雪融化，尸骨被暴露出来。日本侵略者为了掩盖他们屠杀中国人民的滔天罪行，指使总监工王长明纠集日伪军警、汉奸、把头用刺刀、皮鞭，逼着工人在南山挖了三条长20米，宽、深各3米多的大坑，把满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内，丢一层尸骨，撒一层石灰，就这样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日本法西斯疯狂推行“以人换煤”强盗政策，一批批的中国煤矿工人成了他们的牺牲品。把头李小楼有一次从河南招骗来的220人，两三年内，饿死的、累死的、病死的、被打死的，就有219人。后来，大通矿工人给活着的这个工人起个绰号叫“二百二”。这个“二百二”的故事，在淮南矿区流传甚广。据日伪档案统计的资料，仅1943年的半年多的时间内死亡矿工就达1.3万人之多。“万人坑”中的累累白骨就是日本强盗在淮南矿区犯下的滔天罪行的铁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