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白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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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书《班彪传》译文赏析

班彪传 【题解】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生于官宦世家,从小开始便好古敏求,与其兄班嗣游学不辍,才名渐渐显露。西汉末年,为避战乱至天水,依附于隗嚣,欲劝说隗嚣归依汉室,结果未能如愿。后至河西,为大将军窦融从事,劝窦融支持光武帝。东汉初,举茂才,任徐县令,因病免官。班彪非常博学,专力从事于史学着述。写成《后传》60余篇,斟酌前史,纠正得失,为后世所重。其子班固修成《汉书》,史料多依班彪,实际上是他修史工作的继续,其女班昭等又补充班固所未及完成者。 【原文】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1]。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纵)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 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纵)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2],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3]之后,天下莫不引颈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杰)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 【注释】 [1]沈重:沉着稳重。好古:喜好古文典籍。 [2]外家:外戚之家。 [3]即真:登上帝位。真:所谓真命天子。 【译文】 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祖父班况,在成帝之时做过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在哀帝之时做过广平太守。班彪性格沉稳,酷爱古代文学。年轻时,正值更始皇帝败逃,京城附近大乱。当时,隗嚣带领众人在天水起事,班彪便跟着他。隗嚣曾经问班彪:“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不知先生怎么看?” 班彪回答说:“周朝的兴与衰,与汉朝不一样。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权柄。到了成帝之时,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不少骚扰,远近都有,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号召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和。现在的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那样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隗嚣道:“先生对周朝与汉朝的形势分析得有理;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称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的人又有谁知道会有汉朝呢?” 【原文】 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艰,乃着《王命论》,以为汉德承尧,有灵命之符,王者兴祚,非诈力所致,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4]。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及融征还京师,光武帝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 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武帝时,司马迁着《史记》,自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因斟酌前史而讥正得失。其略论曰: “唐、虞三代,《诗》《书》所及,世有史官,以司典籍,暨于诸侯,国自有史,故《孟子》曰:“楚之《梼杌》[5],晋之《乘》,鲁之《春秋》,其事一也。”定、哀[6]之间,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撰异同,号曰《国语》,二十一篇,由是《乘》《梼杌》之事遂闇[7],而《左氏》《国语》独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号曰《世本》,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并诸侯,则有《战国策》三十三篇。 【注释】 [4]河西:泛指黄河以西之地,此处指今甘肃、青海黄河以西地区。 [5]《梼杌(táo wù)》:春秋时楚国的史书,今佚。 [6]定:鲁定公。哀:鲁哀公。 [7]闇(àn):同“暗”,遗失。 【译文】 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着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做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向来听说班彪才华出众,便召见。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 班彪才高八斗,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武帝时,司马迁着了《史记》,从太初年间以后,缺了没写,后来有些好事者把当时的事迹连缀起来,但是文笔鄙俗,不配为《史记》的后续之作。班彪于是继续采集前朝历史遗事,还从旁贯穿一些异闻,写下后传数十篇,参照前面的历史而评论得失。其略论写道: “唐虞三代,据《诗经》《书经》的记载,每代均有史官,管理经典着作,到了诸侯各国,每国均有历史,所以《孟子》上说‘楚国的历史叫《梼杌》,晋国的历史叫《乘》,鲁国的历史叫《春秋》,他们记载历史都是一回事’。鲁定公、哀公的年代,鲁国君子左丘明收集当时的历史,作《左氏传》三十篇,又根据各种不同的材料,写成《国语》二十一篇,从此《乘》和《梼杌》的事就不行于时,而《左氏》、《国语》就得到人们的重视传习。又有记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代帝王公侯卿大夫事迹的书,叫做《世本》,共一十五篇。春秋之后,七国纷争,秦国吞并诸侯,就有《战国策》三十三篇问世。 【原文】 “汉兴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令司马迁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下讫获麟,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百三十篇,而十篇缺焉。迁之所记,从汉元至武以绝,则其功也。至于采经摭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务欲以多闻广载为功,论议浅而不笃。其论术学,则崇黄老而薄《五经》;序货殖,则轻仁义而羞贫穷;道游侠,则贱守节而贵俗功:此其大敝伤道,所以遇极刑[8]之咎也。然善述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野,文质相称,盖良史之才也。诚令迁依《五经》之法言,同圣人之是非,意亦庶几矣。 “夫百家之书,犹可法也。若《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今之所以知古,后之所由观前,圣人之耳目也。司马迁序帝王则曰本纪,公侯传国则曰世家,卿士特起则曰列传。又进项羽、陈涉而黜淮南、衡山,细意委曲,条例不经[9]。若迁之着作,采获古今,贯穿经传,至广博也。一人之精,文重思烦,故其书刊落不尽,尚有盈辞,多不齐一。若序司马相如,举郡县,着其字,至萧、曹、陈平之属,及董仲舒并时之人,不记其字,或县而不郡者,盖不暇也。今此后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传曰:‘杀史见极[10],平易正直。《春秋》之义也。’” 【注释】 [8]遭极刑:指司马迁遭宫刑。 [9]条例不经:分门别类不符合正道。不经:谓离经叛道。 [10]杀史见极:杀,杀青,谓撰写。极:标准。意思是指人们写历史是为了确定正确的标准。 【译文】 汉朝兴起,平定天下,太中大夫陆贾记录当时情况,作《楚汉春秋》九篇。孝武皇帝的年代,太史令司马迁采集《左氏》《国语》,删削《世本》《战国策》,根据楚、汉列国时事,上自黄帝起,下至太始二年为止,作本纪、世家、列传、书、表共一百三十篇,而有十篇缺了,司马迁所记,从汉朝开国至武帝时绝笔,这是它的功绩。至于采取经传,搜罗分散于百家的材料,很多粗疏简略之处,不如原来的真实详细,它是以多闻广载见长,论议肤浅而不厚实。他论学术就推崇黄帝、老子而轻视《五经》;写货殖传,就轻仁义而以贫穷为耻;写游侠之士,就轻视那些节烈的人而推崇世俗建功之士。这就是大毛病,有伤正道,所以遭到腐刑的缘故。但是他善于叙述事理,文笔畅达而不华丽,质朴而不粗野,文质相称,不愧为良史之才。如果让他遵照《五经》的礼法之言,符合圣人的是非标准,那就差不多了。 “那些百家的历史书籍,都有可取之处。如《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太史公书》,读了之后,今天的人能够知道古代历史,后世的人可以知道前代的事,实在是圣人的耳目呀。司马迁替帝王作传就称为本纪,写公侯传国就称为世家,写卿士特起就称为列传。他把项羽、陈涉列入本纪和世家,而淮南王、衡山王降为列传,写得细致委婉,很有条理。司马迁的着作,采自古今的逸闻,贯穿经传的史料,实在广博得很。凭一个人的精力,内容复杂而繁重,所以他的收删削繁芜之处还不太够,有些多余的语言,不够整齐划一。例如写司马相如,举出郡县,写出他的表字,至于写到萧何、曹参、陈平等人,以及董仲舒同时的人,就不记载他们的表字,有些只写了县而不写郡,可能是没有顾及吧。今后写历史,必须严格核对事实,修饰文字,统一体例,写世家,只要纪、传就够了。古书上说:‘写历史是为了确立正确的标准,平易正直,是《春秋》的本义。’” 【原文】 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言曰:“孔子称:‘性相近,习相远也。’贾谊以为:‘习为善人居,不能无为善,犹生长于齐,不能无齐言也。习与恶人居,不能无为恶,犹生长于楚,不能无楚言也。’是以圣人审所与居,而戒慎所习。昔成王之为孺子,出则周公,邵(召)公、太史佚,入则大颠、闳夭、南宫括、散宜生,左右前后,礼无违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旷然太平。是以《春秋》‘爱子教以义方,不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诗》云:‘诒厥孙谋,以宴翼子[11]。’言武王之谋遗子孙也。 “汉兴,太宗使晁错导太子以法术,贾谊教梁王以《诗》《书》。及至中宗,亦令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学保训东宫以下,莫不崇简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诸王,虽结发学问,修习礼乐,而傅相未值贤才,官属多阙旧典。宜博选名儒有威重明通政事者,以为太子太傅,东宫及诸王国,备置官属。又旧制,太子食汤沐十县,设周卫交戟[12],五日一朝,因坐东箱,省视膳食,其非朝日,使仆、中允旦旦请问而已,明不媟黩[13],广其敬也。” 书奏,帝纳之。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着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二子:固、超。超别有传。 【注释】 [11]诒厥孙谋,以宴翼子:留下好的治国策略,足以庇荫子孙。诒:遗留,赠送。厥:助词。宴翼:庇护。宴:同“燕”。 [12]交戟:武装警卫。 [13]媟黩(xièdú):亦作“媟渎”,亵狎,轻慢。 【译文】 班彪又调升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父和保卫人员都不齐备。班彪又上言道:“孔子说:‘人们的天性是差不多的,而习俗的影响就差得很远。’贾谊认为:‘经常与善人打交道,不能不做好事,犹如生长在齐国,不能不说齐国话。经常与恶人接触,不能不做坏事,犹如生长在楚国,不能不说楚国话。’因此圣人严格选择邻居,特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从前周成王做孺子时出外就由周公、召公、太史佚等人辅佐他;在朝内就大颠、闳夭、南宫适、散宜生等人辅佐,他的左右前后,没有违背礼节的人,所以成王一登上王位,天下空前的太平。因此《春秋》提出:‘爱儿子应该教育他走正路,不走邪门歪道。骄傲奢侈,淫逸懒惰,是邪门歪道的根源。’《诗经》上说:“留下好的治国策略,足以庇荫子孙。”就是指周武王留给成王的宝贵遗产。 “汉朝兴起后,太宗派晁错用法术教育太子,贾谊用《诗经》《书经》教育梁王,到了中宗,也使刘向、王褒、萧望之、周堪等人用文章儒学教育东宫以下的人员,都郑重选择合适的人,养成他们的品德和才具。现在皇太子和诸王子,虽然年轻时就在学习,修习了礼乐,但是做太傅的尚未遇到贤才,官属很少熟悉旧典。应该广泛挑选有威望、懂政事的名儒,用他们做太子太傅,东宫和诸王国,官属应该配齐。按旧规定,太子有十县作汤沐邑,设保卫人员,五天一朝见,坐在车厢,检查膳食,不是朝见的日子,使仆、中允每天问安罢了,表明举动不随便,处处讲究恭敬。” 书奏上后,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建武三十年(55),班彪年五十二,死在官位上。他所着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有两个儿子:班固、班超。班超另有传记述他的事迹。


货殖列传原文及翻译

货殖列传原文及翻译如下:原文: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挽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夫山西饶材、竹、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梓、姜、桂、金、锡、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财匮少而山泽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则饶,原小则鲜。上则富国,下则富家。贫富之道,莫之夺予,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归,位在陪臣,富于列国之君。是以齐富强至于威、宣也。故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富者得势益彰,失势则客无所之,以而不乐。夷狄益甚。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夫千乘之王,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而况匹夫编户之民乎!译文:《老子》一书中说:“最清平的政治达到顶峰,(应该是)邻近国家的居民可以互相望见,鸡犬的声音也能互相听到,百姓们各自品尝着甘甜的食品,穿戴着美丽的服装,习惯于安宁的风俗,从事于快乐的职业,直至老死之时也不相互往来。”如果一定要按照这种方式去生活,那么,对于近世来说,无疑等于堵塞了人民的耳目,(实际上)则是行不通的。太史公认为:说到神农氏以前的情况,我不知道。至于象《诗经》与《书经》上所描述的虞舜以及夏朝以来的情况,则是人们总是要使自己的耳目尽情地得到音乐和女色的享受,使口中尽多地品尝牲畜肉类的美味,身躯尽量安处于舒适而快乐的环境。而精神上还要炫耀自己的权势与才能的荣耀,使这种风俗浸染百姓的思想已经很悠久了,即使用(老子那样)微妙的言辞逐家逐户地去劝说他们,终究也不能使他们的精神淳化。所以,(掌权者对于人民),最高明的办法是听其自然,其次是诱导他们,再其次是教育他们,又其次是(用典章制度来)束缚他们,最愚蠢的办法是与百姓争利。太行山以西饶有木材、竹子和玉石,太行山以东多出鱼、盐、漆、丝和音乐、女色,江南盛产楠木、梓木、生姜、木犀、金、锡、铅矿石、丹砂、犀牛角、玳瑁、珠玑、兽角、皮革,龙门山、碣石山以北广产马、牛、羊、毛毡、毛皮和兽筋、兽角,铜、铁则往往在千里山峦中布满,如同摆满棋子的棋盘一般。这还仅仅是物产分布的大概情况。这些物品都是中原人民所喜爱的,是百姓们衣着饮食与养生送死所必备的东西。所以,人们依赖农民耕种来供给他们食物,虞人开出木材来(供给他们使用),工匠做成器皿来(供他们的所需),商人输通这些财物(供他们选购)。这难道还需要政令教导、征发人民如期集会来完成吗?人们各自以自己的才能来行事,竭尽自己的力量,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因此,物价低廉,他们就寻求买货的门路,物价昂贵,他们就寻求销售的途径,各自勤勉而致力于他们的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工作,如同水向低处流,日日夜夜而永无休止,他们不待召唤自己就赶来,物产不须征求而百姓们自己就生产出来。这难道不是合乎规律的而自然就是如此的证明吗?《周书》上说:“农民不生产出来粮食,食物就要匮乏,工匠不生产出器物,劳动与生活就要陷于困厄,商人不进行流通,那么粮食、器物、财富就要断绝,虞人不开发山泽,资源就会缺少。”反过来,资源缺少,山泽也就不能重新得到开发。这四种行业,是人民衣着食物的源泉。源泉广阔,就会富饶起来;源泉窄小,就会贫穷下去。它们对上可以使国家富强,对下可以使家族富有。贫富的形成,没有入能给予他们,也没有人能剥夺他们,只是聪明的人能使财富有余,愚蠢的人只能使财物不足。所以姜太公吕望被封在营丘,那里的土地本来是盐碱地,人口稀少,于是姜太公就鼓励女子纺绩,极力提倡工艺技巧,把鱼、盐运到别处去销售。这样,其他地方的人民归附于他,货物也源源不断地运来了,象钱串一般,络绎不绝,又如车辐一般,向这里集中。所以,齐国生产的帽子、带子,衣服、鞋子畅销天下,从海滨到泰山之间的诸侯都整好衣袖来齐国朝拜。此后,齐国中经衰落,管仲又修治姜太公的事业,设立调整物价的九个官府,而齐桓公因此能够称霸天下,多次以霸主的雄姿盟会诸侯,匡正了整个天下的政治,而管仲自己也修筑了三归台,他的地位在陪臣之列,财富却胜于列国的君王。从此,齐国又富强起来,一直持续到齐威王、齐宣王时期。所以说:“仓库充实了,百姓才能懂得礼节,衣食丰富了,百姓才知道荣耀与耻辱。”礼仪产生于富有而废弃于贫穷。所以,君子富有了,喜欢行仁德之事,小人富有了,就把力量用在适当的地方。潭渊深了,里面就会有鱼,山林深了,野兽就会到那里去,人民富了,仁义也就归附于他们了。富有者得势,越加显赫;失势了,客人也就没有去处,因此也就心情不快。谚语说:“千金之家的子弟就不会因犯法而死于市井。”这并不是空话。所以说:“天下之人,熙熙壤壤;为利而来,为利而往。”即使有千乘兵车的天子,有万家封地的诸侯,有百室封邑的大夫,尚且担心贫穷,何况编在户口册子上的普通百姓呢!

后汉书班彪列传原文及翻译

后汉书班彪列传的原文和翻译如下: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也。祖况,成帝时为越骑校尉。父稚,哀帝时为广平太守。彪性沈重好古。年二十余,更始败,三辅大乱。时隗嚣拥众天水,彪乃避难从之。嚣问彪曰:“往者周亡,战国并争,天下分裂,数世然后定。意者从横之事复起于今乎?将承运迭兴,在于一人也?愿生试论之。”对曰:“周之废兴,与汉殊异。昔周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从横之事,势数然也。汉承秦制,改立郡县,主有专已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故王氏擅朝,因窃号位。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后,天下莫不引领而叹。十余年间,中外搔扰,远近俱发,假号云合,咸称刘氏,不谋同辞。方今雄桀带州域者,皆无七国世业之资,而百姓讴吟,思仰汉德,已可知矣。”嚣曰:“生言周、汉之势可也;至于但见愚人习识刘氏姓号之故,而谓汉家复兴,疏矣。昔秦失其鹿,刘季逐而羁之,时人复知汉乎?”彪既疾嚣言,又伤时方限,乃著《王命论》,欲以感之,而嚣终不寤,遂避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以为从事,深敬待之,接以师友之道。彪乃为融画策事汉,总西河以拒隗嚣。及融征还京师,光武问曰:“所上章奏,谁与参之?”融对曰:“皆从事班彪所为。”帝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彪复辟司徒玉况府。时,东宫初建,诸王国并开,而官属未备,师保多阙。彪上书奏,帝纳之。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年五十二,卒官。所著赋、论、书、记、奏事合九篇。论曰: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译文:班彪传,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人。祖父班况,成帝时做过越骑校尉。父亲班稚,哀帝时做过广平太守。班彪性格沉重,喜好古代文化。二十多岁时,正值更始败逃,京城附近大乱。当时,隗嚣带领众人在天水起事,班彪跟着他避难。有一次,隗嚣问班彪道:“从前周朝灭亡,战国纷争,天下四分五裂,经过好几代才得安定。是合纵连横的事又将出现在今天呢,还是承受天命,在某一个人身上呢?望先生谈谈看法。”班彪答道:“周朝的废兴,与汉朝不同。从前周朝分爵为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掌握自己的领地各自为政,正像一棵大树,本根很弱小,枝叶很茂盛,所以到了后来,出现合纵连横的事,是形势促使它那样。汉朝继承秦朝的制度,改封建为郡县制,国君有专制的权威,臣下无百年的大柄。到了成帝,假借外戚的势力,哀帝、平帝在位时间很短,三帝无子,所以王莽篡位,窃取国位年号。危险来自上边,伤害不及下面,因此,王莽真正篡位之后,天下人没有不伸着脖子在叹息。十多年间,中外发生搔扰,远近都在行动,各自打着刘氏的旗号,会合响应,众口一词,不谋而同。现在英雄豪杰统治各州县的,都没有像七国传统的资本,可百姓却异口同声,想念汉朝的恩德,发展趋势已经可想而知了。”隗嚣道“:先生分析周朝与汉朝的形势是对的;至于只看到愚蠢的百姓习惯刘氏姓号的缘故,而说汉家一定复兴,这就不见得了。从前秦朝失去天下,好比一只鹿逃走了,刘邦追鹿到了手,当时人又谁知有什么汉朝么?”班彪一方面痛恨隗嚣的狂言,一方面又感叹时局艰难,于是著一篇《王命论》,认为汉德是继承唐尧,有灵验的王符作证,王者登上宝座,不是凭欺诈能成功,想用这来感动隗嚣,可是隗嚣始终不觉悟,于是避走河西。河西大将军窦融用他作从事,十分恭敬地待他,用师友之道接待。班彪就替窦融出谋划策,敬事汉朝,总领西河一带来抗拒隗嚣。后来窦融奉诏回京师,光武帝问道:“你所上的奏章,是谁和你参谋?”窦融答道“:都是我的从事班彪做的。”皇帝一向听到班彪很有才干,于是召见班彪,举他作司隶茂才,叫他作徐州令,因病没有就位。后来几次应三公的命令,就去了。班彪既有高才又好写作,于是专心在史籍方面下功夫。彪又被征到司徒玉况府。当时太子的东宫刚建立,诸王国同时开辟,而官吏没有配齐,师保齐缺。班彪又上奏书,皇帝采纳了。后来选司徒廉作望都长,得到官吏百姓的爱戴。建武三十年(55),班彪年五十二,死在官位上。他所著的赋、论、书、记、奏事共九篇。评论说:班彪身为博古通今的儒者和杰出的人才,置身于危难动乱之中,行为不逾越道义,言语不背离正轨,当官不急功近利,守志不背弃他人,写文章来治理国家,守着清贫的生活而没有闷闷不乐的神色,他坚守道义,恬静淡薄的志向是多么的坚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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