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路

时间:2024-10-13 22:13:47编辑:奇闻君

陇海线的起止点是哪里?

陇海线的起点是江苏的省连云港市,终止点是甘肃省兰州市。它途经徐州、商丘、开封、郑州、洛阳、三门峡、渭南、西安、咸阳、宝鸡、天水、定西等城市,横贯江苏、安徽、河南、陕西和甘肃五省,串联中国西北、华中和华东三大地理区域,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最主要的干线铁路,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民国19年(1930年),陇海铁路大浦至徐州间、徐州至郑州间、开封至洛阳间、洛阳至陕州间、陕州至灵宝间每日分别开行客货混合列车一次。扩展资料陇海铁路是中国境内从江苏连云港通往甘肃兰州的铁路干线,是贯穿中国东、中、西部最主要的铁路干线,也是从太平洋边的中国连云港至大西洋边的荷兰鹿特丹的新亚欧大陆桥的重要组成部分。陇海铁路始称陇秦豫海铁路,从20世纪初开始修建,历经了半个多世纪,从清末到20世纪五十年代,经历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向外国借款、官督商办、列强瓜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各历史阶段,至新中国建立初期完成了最后的工程。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陇海铁路

中东路事件的爆发

1929年,张学良下令回收中东电话权,苏联予以默认,但苏联驻奉天领事库兹涅佐夫就东三省交通委员会收回中东路电话权问题,向张学良提出抗议,要求偿还百万元安装费。4月,张学良召集张作相、张景惠、吕荣寰等讨论中东铁路的问题。苏联在谈判中做出让步,允许华人担任商务、机务、车务、总务、会计、进款等6处处长,但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东路苏联工会。张学良故此认为苏联态度软弱,不久即收回中东铁路哈尔滨气象观测站,苏联亦予为默认。张学良更认为苏联没有什么了不得的。1929年5月27日,张学良得蒋介石密电。电文大意是:冯玉祥组织“护党救国军”叛乱,与苏联驻哈尔滨领事有关,让张派人搜查苏驻哈领事馆。张学良立即密电哈尔滨特区长官张景惠(土匪出身,后投靠倭贼,任伪满国务大臣达十年之久,其人长于书法而无气节,曾有书法言“日本之兴即满洲之兴”,印于伪满邮票),张景惠即派军警搜查了苏联驻哈使馆,搜走两箱秘密资料,并称苏共定于本日正午12时至下午3时在哈尔滨苏联领事馆地窖内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宣传大会”,以“俄人宣传赤化,显违奉俄协定”为由,在搜查中将前来领事馆的中东路沿线各站、三十六棚地区各工厂职工联合会、苏联商船局,远东煤油局、远东国家贸易局等负责人39人逮捕,甚至抓走苏联驻哈总领事,同时封闭了苏联职工会,并强迫中东路苏方正、副局长停职。晚10时,张景惠电令“沿线军警严加防范”。29日,张景惠下令封闭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等地苏联领事馆。31日,苏联政府向南京政府提出抗议。此即为“中东路五二七事件”,成为中东路事变的开端。 苏联对此事反应速迅,做好了战与和的两手准备,6月5日,海参崴当局要求释放其在哈尔滨领事馆被捕人员,表示愿意以缩小中东铁路局长权限作为交换条件。13日苏联增兵海兰泡,吉林省当局亦调兵赴瑷珲增防。17日苏联增兵满洲里附近,万福麟派第三旅增防呼伦贝尔。6月22日—25日,张学良在沈阳召开对苏会议,决定改编陆军屯兵吉蒙边界,接收中东路方法等问题。7月7日,张学良抵达北平与蒋介石会晤,商谈有关中东路的对策,会谈内容如何,外人不得而知,但蒋肯定对收回中东路表示支持。7月10日,东三省当局在中东铁路沿线各地配置军队,没收铁路电报、电话,查封苏联商船公司、贸易公司、火油公司等,将中东铁路管理局叶木沙诺夫、副局长艾斯孟特等苏联高级官员全部免职,令范其光代理局长,解散苏联职工联合会、共产青年团、妇女部、童子军等团体,逮捕苏联人200余名,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13日,苏联就中东路事件向南京政府发出为期3日的最后通牒。同时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自7月1日至13日经由轮船发往萝北、瑷珲、乌云、奇克、逊河等县公文邮件,均被苏军扣留。15日中东路货车停驶,乌苏里铁桥被苏方破坏,吉林、黑龙江军队开往五站、满洲里。

民国十八年是哪一年?

【主回答】1912年为民国元年,所以1929年是民国18年。【扩展资料】民国即中华民国(1912——1949),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是辛亥革命以后建立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简称民国。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在南京建立临时政府,各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月民国正式建立。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主政中国,北洋政府分崩离析后政局动荡不安,孙中山南下广州,召开国民党一大,建立黄埔军校随而建立国民政府,促成国共合作后的孙中山不久病逝。1926年蒋介石继承孙中山遗志领导国民北伐,意欲统一中国,到1928年东北易帜,国民政府从形式上统一中国,蒋介石成为继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领袖。 统一之后,民国进进入所谓的“黄金十年”建设时期,此间社会稳定,教育稳步发展、趋于定型。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国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国际地位大大提高,一举成为美英中苏四大国。1949年后因国共内战失利而迁台。按照《中华民国宪法》规定,中华民国领土依其固有之疆域,但其中并未列明何为固有之疆域。若包括蒙古地方,其面积为1141万8174平方公里,是世界领土面积第二大国(仅次于俄罗斯)。民国坚持共和制政体,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初期颁布临时约法,后以三民主义和《建国方略》为背景,国民政府实施军政期,训政期,宪政期,抗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确定了总统制。民国时期外交呈现了一个国际化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遵循国际规则与维护国家利益、法理上的独立与事实上的自主等。参考资料:中华民国-百度百科

法律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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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法律社会学和法律人类学之间的区别

 法社会学是研究法律与社会的关系的学科,是法学与社会学相互结合的产物。西方许多国家又把这门学科称为“法律与社会”(Law and Society),或“法学与社会科学”(Law and Social Science)。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 在费孝通学习人类学的年代里,“法律人类学”(legal anthropology)尚未成为研究与教学的专门类别(据说这个概括是20世纪40年代初才出现的),且费孝通本人一向不愿轻易将自己的研究视作是某一学科...法律人类学连接"法律条文"与"社会" 法律人类学从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的角度,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解释法律问题。一般认为,1926年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的发表,是法律人类学在学界取得独立地位的标志。“从马林诺夫斯基的著作开始,法律人类学家开始运用人类学方法对法律领域拓荒。”贵州省社会科学院院长吴大华表示。  法律人类学强调法律多元,强调对法律进行动态性的研究,主张通过综合运用国家法律与非国家法律来解决纠纷,维护社会秩序。法律人类学家注重田野调查,通过个案研究,将法律条文与社会相连接。  “活的法”:立足于经验和感受  传统法学重视规范的意义,将“法”限定为国家意志,而人类学方法的引入拓展了传统法学的视域。法律人类学多立足于经验和感受。吴大华认为,这种对传统法学从概念、体系到方法的全方位的批判引发了法学理论的革命。  法学不再仅仅表现为法律条文与规范的狭窄框架,法律多元为人们理解人类社会的法律运作行为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人类学展现了非西方社会的法律及其文化背景的多样性,法律不仅仅是国家意志的表现,初民社会同样存在规则与秩序。在不同的地域,法具有不同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东方社会的法具有礼的内容,有时会“礼法不分”;西方社会的法含有宗教的元素,教会法与世俗法并行。学者表示,如果把所有争端都诉诸法律,定会产生诉讼成灾、效率低下的后果。在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谢晖看来,作为交叉学科的法律人类学,更关注人们实际的法律(规范)生活是怎样的,以期“开发”出人类法律(规范)生活的多种面目、多个面向。  学者表示,法律人类学习惯于进行比较研究,对存在于不同时间、地点和社会形态中的各种法律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整体化地看世界,在动态的过程中把握法的实质及其发展,关注法律行为及其相互之间的变化过程,关注“活的法”。  吴大华认为,注重以参与观察为特征的田野调查方法是法律人类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只有对法律制定之前的准备工作和实施之后的后续调查工作进行细致的研究,才能避免出现法律与社会脱节的情况,这正是注重田野调查的法律人类学的优势。不过,田野调查不能走过场,不能拿着结论寻找有利的数据与案例,应当拟定调查提纲,选择采访方式与技巧,最大限度地克服先入为主的主观因素,获取第一手资料并通过科学分析获得结论。吴大华认为,20世纪60年代后期,法律人类学从研究原始法、部族法的模式转换成研究纠纷及其解决的方式,人们将研究国家法律定式化的规则演变为研究纠纷及其解决与处理的“过程”,关于处理纠纷的典型案例分析正是开拓新的法律人类学研究疆域的重要工具。  超越“问题个案”研究  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史就是个案的研究史。所谓个案研究,就是以一个整体的单位作为观察和描写对象,其目标在于了解被研究的单位,重复发生的生活事项或重要部分,进行深入探究与分析,以解释现状或描述探索足以影响其变迁及成长诸因素的互动情形。  法律人类学家将传统“案例教学法”通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进一步发展成为“问题个案”分析法,这是早期法律人类学研究法律问题的一种重要方法。但也由此限制了法律人类学的发展,使它变成了对冲突和纠纷处理过程的专门研究。  以格拉克曼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是新功能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倡导的延伸个案研究法的分析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问题个案的困境。延伸个案研究法是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开创的研究路径,这种方法注重对个案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分析,要求对个案涉及的原则与价值进行持续性分析,把纠纷视为一种社会过程,把主要的研究点从社会组织转移到了社会过程。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赵旭东表示,将案例放在一个相互影响的社会关系网络里面,放到它所涉及的社会经济地位、历史发展脉络、文化背景中去分析才有意义,才能更好地推动法律人类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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