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中国的价值意义
乡土中国》的社会价值与其现实意义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出版于1947年，收录的是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根据自己在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所讲授“乡村社会学”的内容，提炼而成的十四篇文章。《乡土中国》深刻地剖析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提出了差序格局，礼俗秩序等等概念，是中国国情、乡情、民情的学术性报告。60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农业国家向工业国家转变、计划性的领导管理向市场化的法制管理的转型期，已然与封建时代的乡土社会相去甚远，但是今天出现的很多问题，权利腐败、人情关系、固步自封的心态，都带有乡土社会的残留。同时，在急速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丢失了很多优秀的传统，如何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乡土中国》，仍以强烈的现实性再次引起人们的思索。《乡土中国》诞生的年代正值古老的中国逐渐卷入世界体系，无论是在高层的政权更迭还是在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源于西方的现代化的浪潮席卷了这个国家的每一个角落。世世代代的传统习俗被轻易打破，固守了千年之久的观念逐渐瓦解。各种新的思潮互相融合、碰撞，争论空前激烈，从五四到抗战前后，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社会文化论战主题层出不穷，诸如东西文化之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古史辩的论战，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文化的争论等等［1］。在这场学术论战中，一方强调普遍性，坚持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一方强调特殊性，从捍卫中国传统文丝毫没有可取之处，甚至他们自己都会为之自卑。这不单单是人和人之间的傲慢与偏见，而是两种不同社会交替过渡时产生的必然现象。二、 改造的方式文字下乡这部分看似是在探讨乡村的教育问题，实际上是关于如何改造乡土社会，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学术争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有实业家和知识分子在中国农村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改造实验。组织扫盲，新建剧场与广播电台，创办报刊等等。这是以“革心”为主轴，试图通过国民素质的整体提高以实现消灭贫困的目的，而费孝通在对江村、渌村考察后提出，发展乡村工业才是摆脱落后面貌的捷径。“平民教育派”和“乡村工业派”在改革的手段上有所不同，但都是温和渐进，反对暴力革命的改良手法。［2］文字下乡即是对“平民教育派”在乡村开展扫盲运动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乡土社会是一个面对面的社会，人与人之间彼此都很熟悉，有事情可以当面说明，不必借助于文字。文字是陌生人社会才需要的工具，是一种间接的，辅助记忆的工具。这样说的确有道理，联系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交往甚至可以不用见面，不用语言。一个短信，邮件，或者文件通知的形式就可以搞定。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爆炸的社会，不靠文字记录，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将信息加工编码进入长时记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笔记本、记事簿的原因。但在乡土社会，一切都是稳定的，长期不变的，经验积累就可以处理大多数事情，文字的记忆功能也就失去了效用。作者在文末写到，“我绝不是说我们不必推行文字下乡”“提倡文字下乡的人，必须先考虑到语言和文字的基础，否则开几个乡村学校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费孝通希望选择另外一个突破口——农村企业，这一点在他另外一部著作《江村经济》中有提出，只不过这个设想太超越时代，它的实施更是要在改革开放以后了。
乡土中国的价值
乡土中国的价值如下：费孝通以旁观者的角度，对中国乡村社会，中国社会进行了精准解剖，通俗的论述。费孝通先生的论述到今天仍然有意义，有极高的价值。因为从中华文明的开始，其实启于农业文明，以土地为核心的乡土文化已经根植到中华文明的根子里。因为每一个朝代的开创者，都以土地为财富的核心来源，且在国家制度设计层面，进行了极简设计，有的甚至把乡土那一套治理方法大部分套用。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正因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在中国，从女娲用泥土造人的传统神话故事开始与土分不开。“土”，是中国人的根，是中国人身上的烙印，是中国人骨子里流淌着的东西。“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首我们小时候就能朗朗背诵的诗，其实就能说明以前中国社会以农民为荣，尊敬、崇拜他们。现代的农村的的确确进步了，但根没有动。中国人有“私”的毛病，费孝通先生从社会结构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中国人的社会结构“是好象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波纹的中心是自己，推及的远近视财富和势力而定。一切皆以跟自己的亲疏远近为出发，因此我们中国人缺乏团体意识、缺乏对权力和义务的共识和遵从。即便是在城市中，“帮亲不帮理”这样的现象仍然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