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乌江亭的作者是谁?
题乌江亭
杜牧
胜败兵家事不期,
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
卷土重来未可知。
注释:杜牧,唐朝诗人
乌江亭:地名,楚汉战争时,项羽逃到乌江自刎。
期:预料。
包羞忍耻:能忍受失败、挫折等羞辱。
江东:指江南,项羽起兵的地方。
解说:
战争胜败的事是很难预料的,不怕挫折能经受失败打击的才是真正的男子汉。江东这个地方人才很多,若能吸取教训,重整旗鼓,卷土重来也是说不定的。
【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
此诗是开成四年杜牧由宣州赴京途经和州乌江亭时所写的一首咏史诗。诗由项羽兵败自刎之地兴发感慨,对项羽不能忍辱负重总结胜败教训予以批评与讽刺,并对其雄图大业归于覆灭深表惋惜。本来,楚汉相争,早成既成历史,而此诗却别出新解。先说胜败乃兵家之常事,但却不能预先测定,因此大丈夫自应胜不骄、败不馁。后说项羽兵败后应当重返江东故地,以图卷土重来。杜牧咏史诗,多以重写历史的见识与气势,予人以深刻的启迪与思考,此诗即其中杰出代表。
《题乌江亭》中作者的观点是什么?
此诗与前选《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首句直截了当地指出胜败乃兵家之常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作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
次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耻”,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下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项羽“无面见江东父兄”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其意盖谓如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两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重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判、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颇有积极意义的.
议论不落传统说法的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氏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清人吴景旭在《历代诗话》中则反驳胡仔,说杜牧正是“用翻案法,跌入一层,正意益醒”.其实从历史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吴景旭为杜牧辩护,主要因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挠的精神,是可取的.
叠题乌江亭的诗意是什么
《叠题乌江亭》是《乌江亭》的别称，是王安石的诗作。这首诗从政治家的冷静分析入手，以楚汉战争发展的客观形势为依据，对项羽不可能卷土重来的结局进行理性判断，显示了政治家的果敢和睿智。
原文及翻译
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
翻译：上百次的征战使壮士疲劳、士气低落，中原之战的失败之势再难挽回。虽然江东子弟现在仍在，但他们是否还愿意跟楚霸王卷土重来?
赏析
《乌江亭》是王安石针对杜牧的议论而写的，这首诗中，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将变法中的革新精神带到咏史诗的创作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对前人提出质疑，这也是一种创新。
诗歌开篇就以史实扣题，针对项羽的失败直接指出“势难回”，所以文章“壮士哀”就隐含着这样的信息；三、四两句中进一步阐释“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他以辛辣的口吻明确地表示，即使项羽真的重返江东，江东子弟是不会替他卖力的，诗中最后的反问道出了历史的残酷与人心向背的变幻莫测，也体现出王安石独到的政治眼光。
绝句鉴赏：乌江亭
绝句鉴赏：乌江亭
乌江亭 王安石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
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又重来!
据《史记·项羽本纪》所载，项羽在垓下兵败后率领从骑八百余人突围南奔，沿阴陵(今安徽定远县)经东城(临淮关)到达长江边的乌江亭(今和县乌江镇)，这时只剩下二十八骑。面对茫茫的大江，当时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听从乌江亭长的劝告：“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亦足王也，愿大王急渡”，另一种是认为：“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笈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笈独不愧于心乎?”于是心甘情愿自刎而死。围绕着这段历史公案，一些咏史诗的作者从不同的创作动机、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往往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如唐代诗人杜牧的《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安可知?
杜牧认为乌江亭长的意见是对的，胜负乃兵家常事，能忍辱负重方是真正男儿。如果项羽能有这样的心胸和眼光，凭借着聪明勇敢的江东子弟，未必不能卷土重来!南宋诗人李清照的观点则同杜牧相反，她赞同项羽的观点：“生当为人杰，死亦作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咏史》)她认为项羽之一生：生得英伟，死得壮烈，不肯过江东正是他英雄性格的集中体现。初唐进士、武则天时代员外郎于季子的观点与李清照近似：“北伐虽全赵，东归不王秦。空歌拔山力，羞作渡江人”(《咏项羽》)。也许李清照的《咏史》就是受此启发，以来抨击偏安江左，不敢渡江北伐的南宋小朝廷。
王安石的这首《乌江亭》既不同于杜牧的《题乌江亭》，也不同于李清照、于季子的《咏史》、《咏项羽》，而且同上述的观点都相反。上述的观点尽管角度不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就是他们都站在同情项羽的这个传统立场上来分析问题。王安石却一反传统，认为项羽在军事上败局已定，在政治上也失去了人心(包括失去了江东老根据地的人心)，因此不论他是否渡江，都不可能卷土重来了。诗人能站到民心向背这个高度来分析问题，似比杜牧等人的咏史诗稍胜一筹，同时由于这首诗力翻传统旧案，也给入耳目一新之感。
诗的首二句是叙事，叙事之中杂有咏叹。百战，指项羽兴兵灭秦以及与刘邦争天下所经过的上百次战役。百战既是虚数也是实指，因项羽就说过：“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项羽本纪》)。疲劳，不只是指连年征战造成将士的疲于奔命，更重要的是带有对项羽失败原因的探讨。汉高祖统一天下后大封功臣，他采纳鄂千秋的建议，列萧何功为第一;而把“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的曹参列为第二。因为刘邦认为萧何能守住关中根据地，补充军卒，输给粮草，按时不匮。这是“万世之功”(《史记·萧相国世家》)。相比之下，项羽虽自封为西楚霸王，但对江东地区并未很好经营。兵源既不足，粮秣供应又经常受到下邳彭越的袭击。所以“疲劳”二字暗中也包含了由于没有巩固的后方，因而给人民和军队带来的种种不利，这也为下面所说的江东子弟不肯为之效命埋下了伏笔。“壮士哀”的含义也是如此，它不只是征战疲劳而发出哀叹，内中也是包含了对项羽本人的不满和失望的。项羽入关后，火烧阿房，分封诸侯，焚掠百姓，这就失去了民心。表面上为人“仁而爱人”，实际上“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史记·高祖本纪》)，这当然要造成部下将士的哀叹和不满了。项羽在争天下中的这些问题和失误，在垓下一战中彻底暴露了出来，从而也导致了总的崩溃。据《史记》记载，垓下之战，项羽不但军事上失利，而且也失去了民心，自己也失去了斗志。《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项王军壁垓下，四面皆楚歌，项王乃大惊曰：‘汉皆已得楚乎?何楚人之多也!’项王则夜起，饮帐中……乃悲歌慷慨，自为诗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阙，美人和之。项王泣下数行，左右皆泣，莫能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司马迁是同情项羽的，这段描叙满怀感情地为我们刻划出一位失败了的英雄悲壮的形象，但通过这段描叙，我们也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项羽无论在军事、政治、民心、士气上皆大势已去，不可挽回了。王安石把这种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用一句话加以高度概括;“中原一败势难回”。这句诗既是由上句“百战疲劳壮士哀”导出的必然结论，又是一反历传统看法，对项羽的结局作出品评，充分体现了咏史诗以分析品评为主的特色。下面两句，则是针对前人的传统看法进一步加以评论。王安石的分析，别出机杼，他不着重于军事上的得失，经济上的足乏，而主要从民心的向背来判断战争的胜负，确实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也是比杜牧等人咏史诗高明之处。值得指出的是，这种观点也始终贯穿于王安石所写的其它关于楚汉战争的咏史诗中，如《范增二首》;
中原秦鹿待新羁，力战纷纷此一时。
有道吊民天即助，不知何用牧羊儿!
巢人七十漫多奇，为汉驱民了不知。
谁合军中称亚父，直须推让外黄儿。
项羽准备屠外黄城时，听从外黄城内一个小儿的劝告，为争取民心，放弃了屠城。这首诗也是一反传统观点，认为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民心的向背，号称亚父的范增还不如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儿懂得这个道理。
王诗后两句在艺术处理上也很特异，从形式上看似乎不通，宋与秦已相距八百多年，当年的江东子弟不可能“今虽在”，今天的江东子弟更不能为八百年前的项羽效命。实际上，这是一种时间上的大跨跃，用情感来改造时间。在诗人眼中，战争胜负决定于民心的向背，这是古今一理，由于项羽失去民心，不管他在何时何地，人民都是不肯为之效命的。这种从现实中提取出来又超越现实的客观真理，我们谈起来不但没有时间上的荒谬感，相反觉得诗人观察敏锐，识见高远。当然，这种用情感改造时间的写法，也不是王安石的独创，如白居易的《和燕子楼》：“燕子楼中霜月夜，秋来只为一人长”，《诗经·釆葛》。“彼釆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都是这种写法，王安石不过善于借鉴，善于翻新罢了。
王安石一生写过不少咏史诗，就其内容来说都是一反传统，标新立异，但在艺术上却可分成两种水准;一种是象《商鞅》、《范增》那样的咏史诗，纯粹议论、章法平直、诗意浅露，这在王的咏史诗中算是下乘;另一种象《明妃曲》，虽有议论，但全诗景物描写细致，人物形象鲜明，感慨深沉隽永，则应算其咏史诗中的上乘。这首《乌江亭》，议论之中兼有叙事、描写和感慨抒发，读后耐人寻味，虽比不上《明妃曲》，但也可算咏史诗中的佳品了。
最后想说的是，王安石此诗虽然立论新颖，批判尖锐，但也并非全是新创，其中也有继承。晚唐进士汪遵就写过两首关于评论项羽不过江东的诗作，皆写于和州乌江，一首叫《乌江》：“兵散弓残挫虎威，单枪匹马突重围。英雄去尽羞容在，看却江东不得归”;另一首叫《项亭》：“不修仁德合文明，天道如何拟力争。隔岸故乡归不得，十年空负拔山名。”立意皆是批判项羽暴虐，不修仁德，违反天道，自然败亡，最后是英雄末路，有家难归。汪遵是安徽宣州泾县人，与和州为邻州。王安石年轻和晚年皆在金陵，与和州、宣州都很近，读过此诗并受其影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另外，王安石此诗有继承更有创新，对后人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其立论的角度，但思想深度似乎都没有超过王安石。如清代诗论家潘德舆在《养一斋诗话》中云：“杜牧之《题乌江亭》诗：‘胜败兵家不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豪俊，卷土重来未可知’，此翻已奇。荆公又翻之云：‘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为君王卷土来’。牧之诗好奇而不谙事理，荆公诗於事理较合，然论项王，亦未得要害处……愚意羽大罪在弑君”(卷四)他认为王安石《乌江》的思想批判超过了杜牧，项羽之败亡，符合天心民意。但认为项羽起兵反秦，杀掉秦王孙心，这是项羽的罪过，这就是腐儒之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