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遗产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遗址
河南省
神垕钧窑址?VI-并11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的神垕钧窑遗址，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钧窑瓷器是中国北方地区宋元时期最重要的一类瓷器产品。中国古代明代以后的文献中将其列为宋代的五大名窑之一，并认为其为宋代制作水平最高，用于贡御的一类瓷器。因此历来为古陶瓷研究者们所关注。20世纪70年代末编写的《中国陶瓷史》一书，将其列为宋代的六大瓷系之一，同样给予钧窑以极其重要的地位。近年来开始对宋元时期的制瓷手工业进行区域性和阶段性的综合研究，钧窑又以其广泛的生产地域和巨大的产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艺术上讲，钧窑以雅致的乳浊状天青色釉和多彩的窑变而倍受人们的喜爱。特别是有效控制的铜红釉和铜红彩的应用，是钧窑对中国古代制瓷工艺的一大贡献。
早在发掘之前我们就已了解到，从20世纪前期开始，就不断有人在神垕的古窑址上进行盗掘，窑址遭到较严重破坏。60年代对禹县古窑址进行考古调查的叶喆民先生曾经报道过，产品最精的刘家窑址可以数出的大规模盗挖就达十数次。为此，我们在发掘前先对窑址进行了物探。
延请社科院考古所对窑址用磁梯度仪进行了探测，后来在发掘中又请中国科技大学7系采用地质雷达进行探测。尽管这两种方法在探测古窑址方面并不成功，在发掘初期还使我们走了一些弯路。但这促使我们在发掘中更多更细地使用传统的铲探方法，使我们的发掘最终能够取得较大的成果。同时也为这些科学技术的应用提供了机会。
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代窑址是成组分布的一个瓷窑组群。在大刘山下，沿白峪河旁分布，每隔一、二华里就有一个窑址，各窑址一般范围不大，遗存的时代也比较单一。从早到晚延烧的窑址并不多。根据这一较特殊的情况，我们对相距不远的4处窑址进行了发掘，分别为：刘家东区窑址，刘家西区窑址，河北地窑址和下白峪窑址。在四个地点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发掘中清理窑炉遗迹8座，石砌澄泥池3座，灶1座以及窑前工作场所5处。出土了大批的瓷器和窑具残片，总数约数十万片，其中可复原器物数千件。此外，我们还在发掘结束后对神垕镇西南部沿白峪河分布的5处古窑址进行了田野考古调查。
然而，多年来的考古发现中并无可靠的证据证明钧釉瓷器始烧于宋代，目前所见最早的考古纪年材料是金代的，而绝大多数都是元代的证据。尤其是元代，目前发现生产钧釉瓷的窑场达百余个，遍及河南、河北、山西、山东、内蒙古等省区，完全不象一种为宫廷小规模生产的产品。另外，钧窑生产一类陈设用瓷，有鼓钉洗、花盆、出戬尊等等，主要是仿古代礼器的器形，并在底部刻印有数字。这类器物传统上被认为是宋代的产品，更有人认为是北宋末年徽宗朝花石纲的产物。将这类陈设器与一般的钧釉器皿区分为所谓“钧官窑”和民窑。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些西方学者就根据这类器物的造型和厚重的胎体，提出其为元明时期的产品。70年代发掘河南禹县钧台窑址时这类器物与元代的白地黑花器物出土于同一地层单位，更进一步使人产生疑?虑。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的学者指出这类陈设瓷器创制于金元时期，钧窑本身也始烧于金元时期。然而根据传统的观念或基于以前并不严格，也未进行深入整理的发掘资料所形成的所谓钧窑“始于唐、盛于宋”“元代是钧窑恢复和发展时期”的观点依然被许多学者们所坚持。使钧窑成为中国陶瓷发展史中颇具争议的一个学术焦点。如何证明考古发现与古代文献孰对孰错，如何判定不同学术观点的正误，还需对窑址进行发掘来印证。然而，70年代对禹州市钧台窑址的发掘并未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发掘资料一直未进行系统的整理。根据明《嘉靖钧州志》的记载：“窑，瓷窑在州西大刘山下，瓦窑在州西禁沟左右”，这是指出钧窑产地最早的文献材料。表明神垕镇西南部的窑场应是钧窑早期的中心窑场，在目前条件尚允许的情况下，及时对神垕镇的窑址进行考古发掘，是十分必要的。否则，随着窑址的破坏，以后再解决这个问题就困难了。为了弄清钧瓷创烧的时间和探讨钧窑发生、发展、繁荣、衰亡的进程以及工艺发展的历史，解决学术界的有关争端和课题。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执照号“考执字（2001）第057号”]，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钧窑的中心窑场之一--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址进行了主动发掘。考古队的组成。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副教授秦大树实际负责发掘工作和先期整理工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赵文军配合并部分参与发掘工作。参加发掘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研究生李静、霍杰娜，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后有5位技工参加了发掘工作，部分参加发掘工作的还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博士研究生林立、进修生明梅、荣思彬，许昌市文物工作队苏辉、史婷。短期参加先期整理工作的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助教路菁。田野考古发掘工作自2001年9月27日开始，至12月27日结束。历时三个月。经过我们艰苦的工作，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经过严格认真的考古发掘工作和对部分出土物的先期整理，我们取得了以下几点收获和认识。
第一，本次发掘中清理出一批遗迹，具有较重要的意义。清理的窑炉共有8座，其中5座保存相对完好。这5座窑炉各具特点：发现的中晚唐时期的窑炉采用了砖砌的建造方式，为砖砌浅火膛的窑炉，窑炉窄而长。其余的还有砖砌深火膛的窑炉和土洞式窑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河北地窑址清理的一号窑炉（HY1），其时代约在北宋晚期到金代，是一座土洞式长形分室式窑炉。HY1残长12.92米。宽2.26米。窑室为长方形，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在前、后室的南壁各开了3个添火孔，其中后室尾部的1号，2号添火孔尚保存有拱顶，以1号添火孔为例，长1.2米，宽0.88米，高0.35米。在窑底和添火孔中发现了大量的草木灰，证明HY1是以木柴为燃料的。在窑壁上涂抹有耐火泥，全部被烧结，局部被高温烧烤得流淌下来并呈熘状，证明窑室内的温度相当高。窑尾部是一个圆形的大烟囱，以石砌小孔与窑室相连，烟囱的口径1.1米，内壁的烧结层厚0.06米，证明了烟囱内的温度也很高，应是此窑唯一的排烟道。HY1形制特殊，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李家治教授在了解了此窑的情况后，认为其在热功上是合理的。应该是从前到后依次生火烧制，这样有利于充分利用热能，提高烧成温度，是北方的窑工们借鉴南方龙窑的成功经验，结合北方的实际情况的一种尝试。我们在调查神垕镇茶叶沟蛤蟆坑窑址时也发现了两座类似的土洞式残窑，表明这种窑炉在钧窑中绝不是孤例。HY1的清理为北方地区烧瓷窑炉发展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填补了一项空白。河北地发现的三号窑炉HY3，时代为元代，也是一座土洞式窑炉，平面近方形，由窑前工作面，进风道，火膛，窑床和烟囱构成。总长3.72米。宽2.9米。窑的整体，包括窑前工作面都是在生土中挖建的，长形进风道，后接长方形火膛，深0.56米。火膛内发现大量柴灰和炭屑，证明仍以木柴为燃料。进风道与火膛部有厚0.07米的被烧结成青砖状的硬结面。窑床呈横长方形，通过了3个排烟孔与后边的抹角长方形烟囱相连。HY3仍属北方的馒头窑系统，但有大而深的火膛，青灰色的烧结面表明此窑主烧还原火焰。在北方地区已普通采用煤为燃料的元代，钧窑仍以烧柴为主。在刘家？东区窑址，我们还清理了3座石砌澄泥池。其中2号、3号澄泥池直接相连，1号澄泥池也仅相隔2米余，地层上属于同层。可见这3座澄泥池应为一组。以1号澄泥池为例（C1），其先在生土上挖坑，然后用大块规整的石块砌帮、铺底。十分坚固。C1的形制近方形，长3.2，宽2.0，残高1.8米。这样一组3个澄泥池的清理，对于我们研究窑场当时的生产规模以及其组织形式无疑是十分有价值的。以前也曾在其他窑址清理过澄泥池，但为砖砌。而神垕镇地处山区，因地制宜地使用石块砌间澄泥池。
第二，通过发掘大体可以确认在禹州市神垕镇西南部的古窑场中，钧釉瓷器的生产大体始于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11世纪末至12世纪前半叶）。早期阶段的代表地层有刘家?DT3第⑧、⑨两层和DT2的第④层。在DT3⑦层中出土了大量的“崇宁通宝”铜钱，而DT3⑧层中出土了北宋的“元丰通宝”铜钱，表明⑧、⑨两层有可能早到北宋晚期或末期。这一时期钧釉瓷器已经产生，主要生产小件器物，但制作精良、规整，部分产品采用了裹足支烧的方法，底部留下了细小的支钉痕迹。这种工艺与北宋晚期北方地区、尤其是河南中西部地区诸多窑场流行的生产工艺相同。器物的品种也十分丰富，有碗、盘、钵、盒、注壶、盏托、香炉、连座瓶、盆等等。特别是菱口大碗，海棠式长盘等，造型优美、制作精致。这个时期钧釉器物的釉层较薄，釉的流动性不强，釉色淡雅匀净，釉薄处呈现出淡淡的粉红色，但这时带红彩的器物极少见，少数器物上有大片的红彩，红色几乎布满器表，红色较淡，而且与天青釉极好地交融。这种红彩应是在釉中加入氧化铜，在烧成过程中通过窑变而自然形成的。此期还发现了内施天青釉，外施紫红釉的器物，覆盖外壁的紫红釉颜色秀美娇妍，比传世的陈设类钧瓷外壁的紫红釉显得浅淡而艳丽。但这种内外两种釉的施釉方式与传世的大量陈设类瓷器基本相同，应该说其开钧窑陈设类瓷器制作工艺之先。此期的产品组合中以青瓷器为主，数量占到60%左右，而钧釉瓷器只占少数，此外还有少量白瓷和黑瓷。总体看，这个时期的钧窑以制作精良和素雅的风格见长。
第三，经过对刘家？窑址发掘资料的初步整理，可将钧窑的发展历史分为3个时期，即北宋晚期到金代前期，金代后期到元代初年和元代时期。从金代后期开始，钧瓷生产开始走向粗糙，尽管器类并无大的变化，但海棠式长盘和内天青外紫红釉的器物已不再生产，大多数器物不再施满釉，器物的圈足内也不再施釉，器壁变厚，器形开始趋大。带有印花的菱口大碗和无耳的精美小香炉是本期极有代表性的产品。器物表面开始施加红彩，但红彩变成小块而规整，应是在天青釉之上特意加施的含铜彩料。神垕镇的诸窑场中仍以青瓷为多，钧釉次之，白瓷的数量增加，而开始较多地出现白地黑花瓷器，此外还有少量红绿彩瓷等。总体上仍以精细、典雅的风格为其主要特征。到了元代，钧窑的生产十分繁盛，沿白峪河一线普遍生产，器物大而厚重，主要器物有碗、盘、瓶、罐、香炉、盆、枕等。其中带贴塑的花口连座瓶，贴花大香炉，梅瓶和四系瓶等十分有特点。钧釉器物的釉层开始变厚，釉的流动性较强，各种釉色的变化以此期最丰富，月白色釉开始较多地出现，此外还有紫蓝色，褐绿色等釉，一件器物上不同部位也会因釉层的厚薄或烧成原因而呈现多种色彩。不再见施满釉的器物，带红斑器物进一步增多了。从整体上看，器物厚重而不失美艳。此时另一大特点是白地黑花瓷大量出现，黑瓷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且，可能由于钧釉特定的烧成温度区间、气氛等原因，与其一同烧制的黑釉瓷很多都带有密布的油滴结晶。总体上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繁荣景象。以上三个时期大体覆盖了钧窑发生，发展、繁荣的历史发展过程。为研究钧窑本身的生产历史和工艺发展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第四，在下白峪窑址发现了中晚唐时期的遗存，清理了一座窑炉，出土了大量瓷片和窑具。出土瓷片的主要是三个相互叠压的自然层，经过整理，也有可能进一步分成中唐和晚唐两期。总体上看，唐代的产品主要是黑瓷和青瓷。相当部分的黑釉器物上饰有灰蓝色花斑。花斑的颜色有灰蓝、灰白和灰黄等多种，特点是施彩的器物多，花斑面积大，彩斑的颜色鲜艳多变。出土的黑釉蓝斑腰鼓器形巨大，制作精良，釉色匀净，花斑艳丽。在中晚唐时期的同类产品中可算是上乘之作。尽管文献上有“不是青州石末，即是鲁山花瓷”的记载，但神垕唐代花瓷的质量，应该不在鲁山段店窑之下。结合砖砌窑炉的发现，表明神垕的制瓷业在生产之初就具有较高的水平，为后来的钧瓷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在下白峪窑址未发现接续生产的宋元时期的遗存。尽管在我们调查的大白堰窑址同时发现了唐宋遗物，但唐代的地层与宋代的地层间隔约一米余，看不出有连续生产的迹象。在神垕镇西南部也未见明确的北宋早、中期的遗存。这表明，整个这一地区的窑业生产在晚唐以后曾有长时间的停顿。因此，尽管有些花瓷斑片的呈色与钧釉瓷，尤其是元代的钧釉瓷十分相似。但将唐代的黑釉花瓷与晚期的钧釉瓷直接联系起来，仍显过于牵强。
总之，2001年对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钧窑遗址的发掘是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考古工作。发掘中我们严格地遵守了田野考古规程，尽管我们尝试着使用了先进的科技手段，但在具体的发掘中不怕艰苦，身体力行，照章操作，细致工作，用严格的、科学的态度对待每步工作。使此次发掘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项发掘工作必将对钧窑乃至北方地区唐、宋、元时期制瓷手工业发展史的整体研究产生推动作用。目前，发掘工作已经结束。我们将从2002年上半年开始进行室内整理。相信经过认真的整理与研究后，我们将把更完整、确切的成果呈现于各位专家的面前。
发掘单位：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领队：秦大树
神垕钧窑址是唐至元时期钧瓷烧制的重要区域之一。是钧瓷始于唐、盛於宋元的生产发展缩影，因其分布范围广，烧制延续时间长，其生产色泽鲜丽的青釉、铜红釉、印花青瓷、白地黑花、釉下彩瓷和黑釉瓷等，以其独特的窑变工艺和雅致的乳浊状天青釉等为后世所喜爱，并因“钧瓷无重彩”被皇家所收藏。
神垕钧窑址各时期的窑炉在形制、营建方法上都具有各自的特点，特别是北宋末至金代的白峪河北地一号窑炉，因其形制独特，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该窑址历史考古价值颇高，是当今发展旅游事业、振兴经济的宝贵资源，在现代化建设中将发挥出不可估量的作用。
1950年陈万里先生，1964年，故宫博物院的冯先铭、叶喆民、方国锦、杜廼松等陶瓷专家先后对神垕钧窑址进行了考察。
2001年9月至2002年元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队对其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总计开挖探方和探沟29个，发掘面积650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时代的窑炉遗迹、石砌澄泥池及窑前工作场所，出土了大批瓷器残件、窑具总数达十万余片。其中完整或可复原器物有数千件。特别是在河北地清理出的一号窑炉，是北宋晚期至金代的一座土洞式长方形分室式窑炉，窑室中间以一道土石砌建的矮墙将窑室隔为前、后室，因其形制独特，既不同于北方常见的馒头窑，也不同于南方流行的龙窑，属首次发现。该项发掘被评为200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神垕钧窑址文化层堆积厚（最厚处达4米），内涵丰富，主要器形有：碗、盘、洗、盆、注壶、罐、瓶、香炉、器盖、枕、水盂、盏托、高足杯等。而且北宋晚期到金早期还出现有圆洗、鋬耳洗、菱口折沿盘、海棠盘等仿金银器的造型器物。这些仿器的出现为以后钧瓷仿青铜器及其它器形开创了先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