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体，由我国当代已故书法家，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创作，又经孙志皓先生光大定型，别立于已有的真、行、隶、草、篆之外而自成一家的一种书法体。舒体又称“七分半”书，按照舒同本人与方毅生前的解释，七分半指的是在结构上楷、行、隶、草、篆各取一分，在风格上颜、柳各取一分，另取何绍基半分。舒体庄而不板，甜而不俗，既有别体不能替代的艺术性，又有他人无法抗衡的大众性。尤其经孙志皓先生手写字模定型输入电脑后，得到了报纸、杂志编辑的广泛应用与喜爱。
过去，舒体的创立之功首推“马背书法家”舒同，人所共知。但是对于舒体的完善、定型与光大弘扬者孙志皓却一直鲜有人晓，就是常于编辑中使用舒体字的报人也往往望文生义习惯地认为：舒体字就是舒同创作的字体。
孙志皓书汉语舒体字模（第二套）
孙先生写汉语舒体字模的事起自1988年10月。当时孙先生随舒老在上海参加舒同创作展。上海字模一厂的王都宇副厂长与字模工周今才专程到衡山饭店请舒同写舒体字模。时舒老年事已高，他当即推荐由孙志皓先生执笔。随后周今才在年底又专程商请 孙先生具体作伐，并且计划了手写的范围。一套字模计写通用字7600余个，繁体字约2000多个，总计约1万字。1989年春天，王都宇副厂长最后确定了字模数1万个，并送交孙先生。此后上海字模一厂中断约1年未与孙先生联系。1989年底北京大学新技术公司副总裁宋再生商请孙先生写150个舒体字模向新闻单位征求意见，随后在1990年秋正式请孙先生先行书写舒体行书字模一套，共1万字，历时40天。舒体行书字模写竣，复写舒体楷书字模一套，共1万字，字方3.5cm。在北大所需字模书就后的1991年，上海字模一厂所需的舒体楷书字模一套也写成了，字大4.5cm。舒体字模经孙先生手总计写了三套，共计约3万字，堪称工程浩大。孙先生每写一套字模，历时几十天，有时一个字的写作须几易其稿，可谓费尽苦心。但是，舒体字模得以进入电脑，舒体艺术的观赏价值得以融合实用价值，进而泽及苍生，堪称书法发展史上值得记录的一件大事。曾担任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舒同，被毛泽东主席赞扬为“红军书法家”、“马背书法家”、“党内一枝笔”。著名政治活动家何香凝也说过：“国共有两支笔，国民党有于右任，共产党有舒同。我更喜欢舒同。”[1]
毛泽东多次赞扬过舒同的书法和文笔。舒同的书法飘洒圆秀，弯弓盘马，师古而不泥古，尊法而求新变，形成了“舒体”，也称“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如今，舒体已被输入电脑广泛使用，显出其独特的魅力。他是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创始人和第一届主席、第二届名誉主席。
舒同1905年生于江西东乡县。6岁开始读书练字，10岁开始临摹了柳公权、颜真卿字体，尔后，又陆续练王羲之、何绍基、钱南园等名家字帖。早年毕业于江西抚州省立师范学校。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党的县委书记，后参加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第一次反“围剿”前夕，中央苏区在赣南小布举行“苏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毛泽东亲自书写了一幅体现作战方针的对联贴在大会主席台两边：“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进，游击战里操胜券”；“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舒同参加了这一誓师大会，感慨万千，一方面称赞毛委员这幅绝代佳联的文笔，一方面反复欣赏毛委员大气潇洒的书法。大会结束后，舒同在小布各村庄大展身手，用石灰水书写了许多反“围剿”大标语。次日毛泽东看到后，对朱德说：“总司令，你来看，数月前我们打长沙，红军出了个外交家何长工，他会讲几种外语，今天红军又出了个书法家，在墙上写了几种字体，都很好，但不知是何人？”朱德说：“我对此人略有所知，他是红四军政治部秘书，名叫舒同。他可不简单哩，是全国才子之乡临川师范毕业生。我听叶剑英说过，1926年夏，北伐军攻占抚州，部队举行群众集会，舒同为大会书写的‘欢迎北伐军群众大会’横幅，曾引起他极大的兴趣。”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前，红一军团攻打福建漳州，获得空前大捷，全军上下备受鼓舞。舒同奉命参加打扫战场，不期与毛泽东相遇，马上立正敬礼。毛泽东握住他的手说：“小伙子，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就是舒同吧？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名字了。”二人边走边谈，毛泽东看见遍地有许多子弹壳，随手拾起一枚，诙谐而深情地说道：“战地黄花，这就是战地黄花啊！”舒同猛然想起“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名句，这不是出自毛泽东1929年10月写的《采桑子·重阳》一词么？许多指战员都把“黄花”理解为菊花，或其他花卉，而今作者毛泽东却对此做了另一番诠释！舒同比毛泽东小12岁。他十分崇拜眼前这位当代伟人，于是向毛泽东坦陈了自己对诗词和写作的兴趣，特别是自己把书法艺术视作自己第二生命的心愿。他深有体会地对毛泽东说：“我参加革命后，把书法与革命熔为一体了，书法特长帮助我搞革命活动，而革命斗争又给了我书法艺术以深刻影响。我这个人呀，就是革命加书法。”毛泽东笑呵呵地说:“我几次见过你的书法，写得很好，有功底，有风度。你是红军书法家嘛！”以后舒同一有机会与毛泽东会面，就向毛泽东请教书法和诗词。
长征路上，尽管天上有敌机，地上有追兵，舒同的文房四宝却从不离身。行军时，右手食指总是不停地在膝盖上练字，因而他的军裤往往是右腿膝盖处先破。行军每到一地，他就在门上、墙上、山坡上大写宣传标语。毛泽东打此经过，一看见是舒同写的，就带着赞赏的表情驻足观看。他对身边的警卫员说：“小鬼，你懂书法吗？这是一种舒体字，别有风味，是我们红军自己创造的，不亚于古人的书法，将来革命胜利了，要推广呢！”
舒同随红一军团长征到陕北时，一路上书写大幅标语，弄得身上全是石灰，衣服上也烧了好多洞。在行军途中，没有纸笔，舒同就捡了树枝在地上划拉；骑在马上，也用手指头在裤腿上划拉。有一次被毛泽东看到了，就笑着说：“舒同，你成了马背书法家啦。”从此，“马背书法家”的美名就传开了。
1936年延安创办中国抗日军政大学，负责筹备的同志请求毛泽东写校牌。此时毛泽东正在忙于撰写《实践论》，一时抽不出空，便向来人推荐：“你们去请一军团的舒同写吧，他的字写得很好哩！我很欣赏。”就这样，时任红一军团第四师政治部主任的舒同奉命书写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校牌，还写了大门左右两边的“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字校训。从此舒同的名声便驰誉全党全军了。
舒同1954年出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兼济南军区第一政委。有一次毛泽东来到济南视察，一天晚上与舒同长谈书法直至深夜。舒同汇报他练写草书“蛇”字时说：“我在少年时代，多次冒险进山，仔细观察蛇的行（走）、游（戏）、卧（眠）、攀（登）各种姿态，终于领悟到书写‘蛇’字的秘诀……”毛泽东说：“书法这门艺术，应先与古人合，后与古人离，取诸家之长，创自己风格，这点你做到了。你这种认真琢磨的独闯精神，应当继续发扬。”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接着说：“我喜欢收藏你的字。有人说舒体字是‘七分半书’，即楷、行、草、隶、篆各取一分，颜、柳各取一分，何绍基取半分。也有的书法家评价你的字体风韵是‘沉雄峭拔，恣肆中见逸气，忽似壮士如牛，筋骨涌现。’这些我都同意。”两人相谈甚欢。
1959年的一天，舒同陪毛泽东去看济南郊外一座古寺，那里有一些古人墨迹，两人又侃谈起来。舒同问：“主席，您的书法墨宝，中国人到处都可看见。您把草书艺术推到了一个划时代的高峰，堪称中国近代狂草第一人。”毛泽东沉思后回忆道：“我练字历经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1年以前，打下书法基础；第二阶段是建党后到抗战爆发，由于流动性和严酷斗争环境，留下的作品不多；第三个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我用文房四宝打败了国民党四大家族；第四个阶段是进北京城后，全国人民兴高采烈，我的书法也就欢快飞动了。”
还有一次，舒同陪毛泽东游济南大明湖，二人坐船在湖中游荡。舒同又问：“主席，您见多识广，想必收藏了很多古人书法作品吧？能否评论一下？”毛泽东笑道：“我收存了600多种拓本和石刻影印件，看过400余种碑帖。我特别喜欢王羲之、王献之的行书帖及怀素的草书帖。对于乾隆的字，虽然到处都有，但它有筋无骨，我不喜欢。乾隆时期提倡赵书，代表人物是张照。弘历的书法功底较深，但气格不高。那个时期风行‘馆阁体’，评价不一，有人就认为是钻进了书法的死胡同。”毛泽东这番话，使舒同大长见识，豁然开朗。他回到家中，久久思慕，无法入眠，一方面深感主席以非凡的造诣驾驭书艺，成为中华民族的书法大家，无怪乎柳亚子曾说：“中共方面，毛润之一支笔确是开天辟地的神手。”另一方面他回忆自己走过的书艺道路，觉得主席的每句话，都为舒体字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舒同不仅书法自成一体，而且文章也写得特别漂亮，文采飞扬。刘继兴考证，毛泽东早在邓小平主编的《红星报》上，就经常看到舒同发表的消息报道、时事评论、诗歌散文等各类文章和作品，所以在江西时曾对舒同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红星报》上读过你的文章，像你的书法一样，写得很好啊！”后来在延安，毛泽东在一军团司令部看到舒同用小楷写的调查报告、工作总结，又大大赞赏了他的文采与功底。
1936年红军到达陕北边区政府管辖的旬邑县时，为团结抗战，中共拟请当地一位前清翰林出任边区参议员。那位老夫子说，“我和没文化的人谈不来”，拒绝参加。毛泽东知道后，就让舒同以中央名义给他写一封信，宣传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这位前清遗老读了信后连声称服：“字美文雅，想不到共产党内也有人才啊！”随即出山参政。
抗战开始后，舒同担任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后又调到延安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任职，长期从事文字工作，因而当时党内和军内一些重要文章都是出自他的手笔。他起草的文件，语言精炼准确，文采飞扬，深得周恩来、朱德的赏识。有一次，毛泽东在总政视察工作，当谈到我军干部自学成才时，兴奋地说：“舒同是党内的才子，是党内一支笔，他的东西一半是过去的，一半是自学的，而胡耀邦完全是自学的。”
1939年9月17日，舒同在《抗敌报》上发表的一篇短文中写道：“中日两大民族屹然立于东亚，互助则共存共荣，相攻则两败俱伤。此乃中日国民所共知，而为日本军阀所不察。……”又如后来他在“文革”中横遭林彪的迫害，写了一篇震惊世人的《致专案组的新年贺词》：“专案组的迫害者们，值此专案审查第二个新年，我祝贺你们在专案审查方面——不，在专门陷害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你们完全不顾事实根据，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地把一个经过42年长期考验的党和毛主席的好干部，打成各色各样的反革命，你们的本领比秦桧还要高明。祝你们在捏造陷害事业中，创造新的奇迹。”舒同的如此犀利文笔，真不负“党内一支笔”之美誉。
舒同
1998年5月27日，走过近一个世纪风雨的舒同病逝，享年93岁。（刘继兴）
